小羊

本文原刊於《舉目》19期和官網2017.11.27

 

編者按：紐西蘭籍的海外基督使團（OMF）宣教士蘇美恩（Anne Scott），已於2017年10月11日安息主懷。本刊特再發此文，記念她一生愛中國人的故事。

前言：當她在八十年代回到紐西蘭照顧年老的父母時，還由衷地感慨：“從此再也看不到可愛的中國人，吃不到可口的中國菜了。”

在臺灣的基督徒中，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蘇姐姐”（或“蘇大姐”）的。她，就是來自“白雲故鄉”紐西蘭的蘇美恩傳教士。她在臺灣傳福音，一住就是二十年，八十年代才回紐西蘭照顧年邁的父母。

 

初識蘇姐姐

我移民紐西蘭後，一次，為了訂閱下一年的《海外校園》，我寄了張支票到基督城的代理處。幾天後，有人打電話來，正好是媽媽接的，才知道我寄支票時，沒有加任何註明，所以代理處特地打長途電話來確認。

造成別人如此困擾，我心中十分歉疚。我問媽媽對方是什麼樣的人，媽媽回想了一下，說：“是個華人姐妹，大概是從馬來西亞來的移民吧。”

過了不久，為了索閱《海外校園》雜誌社的“學人培訓材料”，又要與這位基督城的姐妹打交道了。她告訴我，下個週末她會住在奧克蘭的友人家，可以當面把培訓材料給我。

偏巧她的友人，便是為我施洗的Ｈ牧師夫婦。於是那個週末的黃昏，我熟門熟路地走進Ｈ牧師家。看到和Ｈ夫婦一起用餐的，竟是一位頭髮銀白的西人姐妹。她告訴我，她的名字叫Anne Scott。從此，我便按西俗直呼她Anne，並不知道她就是受人愛戴的“蘇姐姐”。大概半年多後，我所在的教會舉辦退修會，請蘇姐姐做講員，那時，我才知道她還有個中文名字“蘇美恩”。

一位臺灣弟兄就告訴我，人們不分輩份，都叫她“蘇姐姐”。他爸爸叫Anne“蘇姐姐”，到了他這一輩，仍然管她叫“蘇姐姐”。甚至有人以為，身為紐西蘭代理人的蘇姐姐，是《海外校園》蘇文峰牧師的親姐姐。

一連幾天的退修會，Anne都用中文為我們講道，而且她一眼就認出了我。那時，我剛寫完碩士論文，準備回國。與我同桌就餐時，Anne問起我的論文，又問我有沒有去過基督城，我說沒有。沒想到，Anne向我發出了邀請：“你回國之前，如果時間允許，到基督城來玩，就住在我家，九月初我還不太忙。”

我當時有點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基督城是著名的“花園城市”，與但尼丁齊名。我當然想去看看。但是我在大一的課堂上，看過一部基督城光頭黨種族主義的紀錄片。雖然沒有攻擊華人的鏡頭，但作為新移民的我，卻對基督城產生了又畏懼又厭惡的心理。

當我聽到Anne的邀請，一時不知如何應對，先遲疑地找了個托詞：“讓我回去看看有沒有錢買機票，再寫email給您吧！”

Anne仿佛看見了我的心思，笑了笑，聊起了別的話題。

從奧克蘭去基督城的來回機票很便宜，實在不能成為藉口。從退修會回家後，這件事一直徘徊在我的心頭。在發給Anne的email裡，我附上論文中的一章，專門提到我的“基城情結”。不過像這樣又長又枯燥的學術論文，我想Anne多半沒時間細看。

 

終入基督城

飛機降落在基督城，老遠就能看見Anne等待的身影。“前兩天一直小雨不斷，我還在擔心你來時沒有好天氣。誰想今天的陽光這麼好！”Anne臉上的笑容，抵過任何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

Anne的家坐落在一條小河邊，一幢典型的紐西蘭式的白色小木屋。屋內的陳設樸素古雅。坐定喝茶，Anne說：“原來你不喜歡到基督城來，是有原因的。”

啊，Anne 一定看過我的論文了。我又尷尬，又感動，又有點委屈，不知道說什麼好（我至今想不明白，Anne為什麼會邀請我去基督城。那時我只是《海外校園》的一個普通讀者，退修會的一個普通聽眾，和Anne也只見過一面。除了聖靈的感動，我找不到任何的解釋。神的美意是要我在回國前，讓Anne除去我心中對這個國家的苦毒）。

夜色朦朧，我們坐在爐火邊，聽Anne講她的家人：“我的爸爸是個牧羊人，所以他特別能體會主耶穌用羊打的比喻。為什麼聖經不用貓、馬或別的動物來比喻人呢？因為羊的習性最像人。”

“首先，它很會迷路，走過很多遍的路都會走錯，一迷路就需要人把它找回。而且，羊很盲從。有時候一群羊走到山崖上，如果第一隻羊從山崖上跳下去，後面的羊都會糊裡糊塗地跟著跳下去。”

“我爸爸說，沒有比親眼看到自己的羊，一頭一頭地跳崖自殺，更令一個牧羊人心碎了，也沒有比牧羊人更恰當的比喻來形容主耶穌了，因為世人都是走在滅亡之路上的迷途羔羊。”

我在城市裡長大，對聖經中牧羊、播種等比喻很有隔膜。而生活在羊比人多的紐西蘭的Anne一家，才對羊的本性有如此深刻的體會。後來，我在上海的一個小組裡，分享這個從Anne那裡聽來的故事，對那些弟兄姐妹幫助也很大。

第二天，我們約在坎特伯雷大學碰頭，也就是Anne當年就讀的大學。Anne特地帶我去看一間光線昏暗的小屋。作為古舊校舍的一部分，小屋正在修繕。“有一位科學家，曾借用這間屋子做實驗，後來他發現了一種化學元素，得了諾貝爾獎。他出名後，很多人都來參觀這間小屋，所以大學管理層決定，把這間屋子重新裝修後再對外開放。”

其實大家都忘了，那個科學家在這裡只做了幾個月的實驗，而這間屋子一直是用來做禱告室的。來聚會禱告的，是這個大學校園團契下的海外宣教小組，每一個組員都預備到海外宣教。我也是這個小組的組員，我在這裡學會了禱告，也學會了很多別的功課。我常在想，究竟是那位科學家的發現對世界的影響大，還是這個宣教小組，給世界帶來的影響更大。”

Anne的話嘎然而止，而這番話在我心中的餘音，卻一直回響到今天。幾年後，我在小組聚會中和大家分享這個小屋的故事，加上了我自己的感觸：“這個科學家得到的不過是人的記念，而像蘇姐姐那樣的傳教士得到的卻是神的記念，那才是永遠的記念。”

我不知道為什麼Anne會對中國人特別有負擔，我只知道Anne在臺灣一住就是二十年。當她在八十年代回到紐西蘭照顧年老的父母時，還由衷地感慨：“從此再也看不到可愛的中國人，吃不到可口的中國菜了。”

誰知，沒過幾年，紐西蘭改變移民政策，世界各地的華人湧入了她所居住的基督城，包括傳教士以前無法接觸到的中國人。Anne又服事起她所深愛的華人了。怪不得中國人這麼愛她，因為她先愛了中國人。

那時，我想，為中國人獻上一生的Anne，一定很想到中國看看。

 

上海蘇州行

我們別後半年，機會來了。Anne所在的教會委派Anne為代表，探訪老撾的宣教士，Anne順道安排了幾天到中國的行程。而我正好也在上海，終於有幸在家鄉接待Anne。

回想起來，上海之與Anne，正如基督城之與我。基督城固有光頭黨式的種族激進分子，中國也有義和團式的狹隘民族主義。今天，上海還沒有向傳教士開放，基督城也還存在著光頭黨，作為英裔基督城人的Anne，完全有理由像右翼分子那樣，把紐西蘭近年的社會問題，都歸罪到像我這樣的華人移民身上；而作為條約港口（Treaty Port）城市之人的我，也完全有理由像左翼分子那樣，把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記憶，都歸罪到像Anne這樣的傳教士身上。但在主耶穌基督的愛裡，我們卻能在這兩個城市裡彼此接待，深信一切都是神“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我真佩服Anne，居然在紐西蘭的一本旅遊指南上，找到一家上海火車站附近的旅館，雖無星級卻可接待外賓，節省了很多旅費。

除了上海的外灘和博物館，我又請蘇州的大舅作導遊，帶Anne遊覽了幾家園林。一路上，大舅對Anne的中文能力和領悟力印象很深，他忍不住悄悄對我說：“看樣子，你這位外國朋友對中國文化滿內行的。”

從戲劇博物館出來，發現後廳裡正在表演評彈。我們駐足聽了一會兒。Anne雖然聽不懂吳語，卻從觀眾的反應上感受到了表演的氣氛。“能把觀眾逗樂了，那位演員一定很會講故事。耶穌也很會講故事（Jesus is also a good storyteller）。祂通過講故事來說明屬天的道理。從九歲到九十九歲，從猶太人到中國人，沒有人不愛聽故事的。講故事是個很好的傳福音的方法。”

這些話對我的啟發很大，因為我正在醞釀一篇以傳教士為主角的歷史小說，卻又擔心“小說家言”高攀不上“文字事奉”。Anne的話，無意中堅定了我的想法，寫小說不就是講故事嗎？此行之後，我終於下決心，筆耕起我的“故事”。

遊覽了一天，坐在擁擠的蘇州火車站裡候車，我和Anne都很疲倦了。我抬頭看到“外賓候車室”的牌子，便建議Anne到那裡候車，不僅環境較好，還可以優先上車。

Anne 卻婉言拒絕了。從戴德生起，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的前身）的傳教士就相約放棄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權。在Anne的身上仍能看到這一美德。相反，倒有不少像我這樣的外籍華人，斤斤計較自己回到祖國後的種種利益，抱怨國人的素質落後，挖苦公眾設施的陳舊，頻頻亮出自己外國人的身分。在這以後，每當因國籍問題，在國內碰到不合理待遇，我便想起Anne在蘇州候車室裡的忍讓。

 

美麗墊腳石

紐西蘭很小，經常能在教會的活動中看到Anne。Anne是一位睿智可親的長者，和她相對，如沐春風。

每次和Anne見面，在一起的時間不長，但可回味的卻很多，學到的功課也不少。Anne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與人溝通的能力，不論是老是幼，華人還是西人，主內的主外的，也不論話題是古是今，她都能找到溝通的切入口，並在不知不覺中把話題引申到聖經上。有時候，一句話，一個比喻，充滿智慧和愛心，常讓人有“暖語濃如酒”的感動。

這使我聯想到，我們的主在世上傳道的時候，也不曾用高言大智來炫耀祂的智慧。祂同漁夫講“得人如得魚”，同牧童講“好牧人為羊捨命”，同農夫講“流淚撒種，歡呼收割”，同園丁講“葡萄樹和枝子”，同主婦講“菜裡的鹽和麵裡的酵”，同稅吏講“積財寶在天上”，同商人講“重價買寶珠”，同奴僕講“才幹如銀子”……

新約裡的巴拿巴善於安慰人，被稱作“安慰之子”，我在Anne身上也看到了什麼叫做愛人，什麼叫做關心人，什麼叫做鼓勵人。她用自己的言行傳達了這樣一個資訊：“我們的主已在十字架上泯滅了冤仇，讓我們在祂裡面彌合族群間的不睦吧。”

雖然Anne現在已正式退休，也不再擔任《海外校園》的代理，但她對中國人的愛，卻從未退休過，對中國人的服事，也未曾間斷。比如去年初，我們教會又把Anne請來做退修會的講員。

最後一堂講道前，Anne問我，stepping stone如何譯成中文，我想了想，說，“墊腳石”。原來她在那天的資訊中，勸勉大家“要做彼此的墊腳石，不要做絆腳石”。坐在會眾中的我，不由地 想：“Anne就是這樣一塊安慰人、造就人的墊腳石。”Anne在講道中還說到，她認識的一位牧師，一周內參加了好幾個葬禮，其中一個還是夭折的嬰兒。她問牧師：“你如何安慰這家人？”牧師說：“我說不出任何安慰的話，我只有和他們一起哭。”

“與喜樂的人同喜樂，與哀哭的人同哀哭，怪不得他們這麼愛他。”Anne接著說。坐在會眾中的我心裡也說：“向中國人做中國人，怪不得中國人這麼愛你。”

 

作者上海人，旅居紐西蘭，現為OMF宣教士。文中所提到的要筆耕的“故事”，為歷史小說《無名的麥種》，已由臺灣校園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