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書睿 

本文原刊於《擧目》官網天下事専欄2018.04.06

 

争議故事

這聽起來也許像是個再熟悉不過的故事。

40年前，一個機構需要買一塊地作為事工的基地，創辦人把那別人都還看不見的異象，透過他的熱情與名望，傳遞出去。許多人認同這個異象，為了這個看似不可能的建案，做出了超過他們能力的奉獻，甚至到犧牲的程度。

40年過去，這位創辦人已經息了世上的勞苦，跑完當盡的旅程，留下來的不只是這個事工，還有他巨大的影響力和身影。當年購買的這塊地，隨著時間的移轉而增值到天價，上面的建築物逐漸老舊不堪使用，也沒有完全照著當年所承諾的事工，發揮每一寸土地的最大用途。甚而大部分的建物，出租給與當初事工毫不相干的私立學校當校舍，或是一般民眾的住宅。

董事會經過深思，決定要將產權處理，賣掉部分甚至全部的用地，將整個已經走下坡的事工，移到更經濟的城市，並期待藉由賣地的資金，可以讓新的轉換與將拓展的事工，無後顧之憂。然而，幾十年來曾經做出奉獻的許多長輩，教會領袖與弟兄姐妹，得知這個計劃後表達強烈的不滿。甚至質疑過去這些年的財務與行政管理，是否有人謀不臧的情事。

這整件事所呈現出的真正問題是：一個事工，是屬於誰的？是當年有這個異象負擔而奉獻的那群人嗎？還是，現在每一天在推動事工，柴米油鹽灑掃應對進退的執行團隊呢？

美國世界宣教中心(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s）可以說是過去幾十年北美最具指標性的宣教重鎮，這個現在改名為Frontier Ventures的機構，與另一個姐妹單位威廉克里國際大學（William Care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位於洛杉磯的帕沙迪納（Pasadena），距離另一著名的富樂神學院（Fuller）只有開車5分鐘的距離。

過去一年來，就是上面這個極具爭議故事的主角。

3月初，World雜誌以一篇長達數萬字的深度報導：《衝突的異象，痛苦的猜忌》（註），算是正式將這個議題浮上檯面。記者與主編，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訪問目前事工的決策者（WCIU的校長，以及董事會成員等），也訪問了提出質疑，甚至推動罷免抗爭的團體“拯救園區”Save the campus這一方（主要是由離職的同工，以及長年的奉獻者組成）。

 

起初異象

根據報導的描述，這個佔地15英畝的地，好像托爾金的《魔戒》當中的精靈王國瑞文戴爾 （Rivendell）。Concert of Prayer一書的作者大衛·布萊恩曾如此描述：“這曾是一個宣教研究、動員，以及訓練的重鎮。一個異象可以誕生，一個夢想可以實踐，一個宣教戰略可以鋪陳，信仰可更新的地方。”

的確，創辦人溫德博士（Ralph Winter）當年的異象，就是期待一個這樣的宣教基地的誕生，甚至當時被稱為“普世差傳的五角大廈”（Pentagon五角大廈是美國國防部所在地），成立了穆斯林，印度教，佛教，以及中國傳統信仰的研究單位（包括趙天恩牧師的研究中心），多媒體中心，宣教心視野（展望）課程（Perspective），為未得之民禱告的宣教日引雙月刊(Global Prayer Digest），專門調研未得之民族群的“約書亞計畫”，還有提供博士碩士學位的威廉克里國際大學。最高峰的時候，在這裡的同工可以操40種不同的語言，超過70個國家的服事經驗。

但諷刺的是，今天這塊地，感覺更像是《魔戒》當中的那枚充滿誘惑力，卻讓每一個接觸的人失魂的權力之戒。

 

豪氣不再

若是今天開車到位於伊莉莎白街1605號的Frontier Ventures辦公樓，大概感覺不到當年“全世界都是我們的禾場”那種豪氣干雲的朝氣了。大門進去後，左手邊的書店冷冷清清，擺著許多經典甚至絕版的宣教書籍，幫忙結帳的志工，大多是上了年紀的白髮爺爺奶奶。要在不同樓層的辦公室中，找到要找的人，也不容易，因為沒有一個接待處或是行政秘書來告訴你誰在大樓中哪個角落。

中庭一塊記念2009年過世的溫德博士的石頭，刻記著他對於此地的負擔與期待。旁邊大部分的校園都租給別的單位了，除了那幾間大部分是外籍學生（不少中國大陸背景的中學留學生）的私校之外，威廉克里國際大學也幾乎沒有什麼學生了。

位於校區裡面最大的建築物，可以裝四千人的穆德大禮堂（Mott Auditorium ，記念學生志願運動的領袖John Mott而命名），是帕沙迪納最大的集會禮堂，全實木的建築散發著肅穆的美。但大部份時候不對外開放，因為若要把年久失修的大門修好，要花上十萬美金。

 

賣或不賣

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看，我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FV/WCIU的董事會與核心團隊，會想賣掉這個地方。一方面是大環境的變遷，整個南加州的生活費，學費，住宿費，交通費，不再適合要信心募款的機構同工長期的委身在此；另一方面，這個幾十年的校園已經不是當年的“世界宣教中心”，溫德博士的夢想，沒有真正的實現過，而且他本人晚年也多次在事工方向上，做出令人不解的決定。

在2005年《時代雜誌》列名美國最具影響力的25位基督徒之一的他，一直到2009年去世，都沒有真正的交棒給後進。新的領導團隊，在過去的這幾年，都是在處理經年累月的挑戰，嘗試在溫德博士巨大的身影下，走出一條新的路徑。

然而，時代變遷的比他們能調整的快了太多，幾年前的品牌重塑，將清楚明白的“美國世界宣教中心”改成連自己人都難以解釋的Frontier Ventures （直譯：前線的冒險，意思應該是“宣教前線的種種挑戰與機會”），就是一個曲高和寡，吃力不討好的例子。

反對方也來勢洶洶，完全在論述上站得住腳。除了挑戰過去這些年的管理不當，決策不透明外，當年溫德博士對所有的募款對象掛保證，這個地方，將會是種種宣教機構所在的園區，光是租金，（宣教學院的）學費，與使用率，就可以讓這個事工生生不息的自給自足。

當初以一千萬美金買下的地，到1987年最後一筆貸款加上利息的期限到之前，還有850萬美金需要償還。當時推動了一個聲勢浩大悲壯的募款運動“Last 1000 campaign”，也就是要找八千個單位（個人或是籌資），每個單位奉獻一千美金，來達到這個目標。最終他成功地募到了當時有如天價的最後款項。

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見證與令後人傳誦的故事：有人賣車，有新婚的姐妹把嫁妝奉獻出來，有學生打工集資一起奉獻，有宣教士把不多的存款全部奉獻在這個基金。好處是，每個人都對這個事工和異象擁有責任感（Ownership），但這也是未來潛在的危機，因為大家都是“股東”。今天這個地方要做任何的改變，決策團隊必須要經過過去這些犧牲小我，為了這個異象奉獻的每一位，不然怎麼對得起當年的宣告呢？

 

前車之鑑

這個故事還在繼續，種種的期待與對抗，仍然沒有自然解套的跡象。在法理上，現今的董事會當然是沒有異議的法人代表，所有的決定別人無法置喙；但在情理上，長期的奉獻者與對其事工的支持者，如何吞得下這口氣？從他們成立的臉書社團專頁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對於這個地方是充滿感情的，對於曾經的美好，是充滿懷念的。

從這件事我們學到的功課，似乎是酸中帶苦的，普世宣教的巨輪仍在繼續前進，只不過某些人與事終究會過去。今天對於華人教會也好，福音機構也罷，能不能從中學到一些前車之鑑？

 

作者為宣教動員者，聨合差傳促進會（台灣）理事長。

 

註 ：”Dueling visions, gnawing suspicions”: What responsibility do ministries have to their founder’s vision—and to those who sacrificed to fund it?

https://world.wng.org/2018/02/dueling_visions_gnawing_suspic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