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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家庭教會傳統——探索當今中國教會的出路(呂居)2019.04.11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9.04.11

呂居

當前中國教會的發展,遇到了諸多困難與阻力。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梳理中國教會過去40年的發展軌跡,並追溯使徒時代的教會發展模式,試圖找到教會發展的共通性。

筆者認為,中國教會應該效法使徒時代的家庭教會傳統,讓教會進入各個家庭,大量建立小型的家庭教會。這種模式可讓現今的中國教會(尤其是城市教會),減少損耗、健康發展,在當前環境之下,找到生存與繁榮的空間。

一、當今中國教會遇到的挑戰

不斷飛漲的場地租金,讓許多城市教會不堪重負。某城市教牧聯禱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各教會房屋租金占所有奉獻收入的比重,平均達到70%!付房租後剩下的小部分資源,供應傳道人薪酬、福利、及日常運營開支已然不夠,就更別提福音外展、植堂宣教等事工了。

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乃是回歸家庭教會傳統,化整為零,在家裡聚會。拋開政治因素,單從經濟方面考量,回歸家庭教會對現今中國的城市教會,也是一個上好的策略。

此外,在現今環境下,想把未成年人帶到上帝面前已成為極大的挑戰,有效的解決方案依然是回歸傳統的家庭教會模式。家庭內部的信仰傳承,以及小規模的家庭教會,是該撒強權鞭長莫及的領域——曾經初代教會就是在強權逼迫下,通過家庭及家庭教會來傳承信仰。這種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信仰傳遞模式威力巨大,不容小覷。

從前猶太人在亡國被擄的極端情形下,其信仰傳承主要就是通過家族親子紐帶。筆者近期訪問過一個學生團契,20多位同工無一例外,其堅定信仰都是從父母家人承繼而來,且這些年輕人的信仰扎實而穩固,都是學生團契的中堅力量。

聖經裡有明確的教導,傳承信仰主要是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責任,摩西在《申命記》告誡以色列百姓:“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申》6:5-7)。

二、使徒時代的家庭教會

初代教會的規模有大有小,其中最大的應該是耶路撒冷教會,被稱為其他教會的母會。使徒時代教會的增長速度很快,五旬節那天彼得講道之後,就有3000人悔改受洗(《徒》2:41);這些門徒組成信仰與生活共同體,這個群體的人數天天加增(《徒》2:47)。隨後,彼得行神跡醫治美門旁邊的瘸子,在那次的講道中,又有5000人信主(《徒》4:4)。如果把這些數目加在一起,耶路撒冷母會的基督徒人數應該不下萬人,即使在今天也算是個超大型教會了。但上帝似乎並沒有保守她不受政治勢力的攻擊,司提反殉道後,耶路撒冷教會遇到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徒》8:1)

面對嚴峻的信仰迫害,上帝的旨意是要讓門徒們“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根據有些學者的詮釋,《使徒行傳》由6部分組成,每一部分末尾都反覆再現這樣的主題:“上帝的道興旺起來……,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徒》6:7)、“……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人數就增多了”(《徒》9:31)、“上帝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徒》12:24)、“……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徒》16:5)、“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徒》19:20)、“〔保羅〕放膽傳講上帝國的道……,並沒有人禁止”(《徒》28:31)(註1)。路加明白上帝的心意,他沒有把記述重心放在對政府逼迫的抗議、或者沉迷於耶路撒冷教會的宏大規模——他所關注的是福音的廣傳、教會的建立。

耶穌在大使命中所使用的第一個動詞是“去”,而且是往“萬民”中去;耶穌升天之後的這種離心模式(Centrifugal),與舊約時代萬民流歸耶路撒冷的向心模式(centripetal)形成強烈對比。

一些新約學者推斷,初代家庭教會的平均規模,大約在50到100人之間,(註2)較大城市如羅馬、哥林多、以弗所等城市裡存在著多個這樣規模的家庭教會。保羅在書信中總是親切地問候所認識的每一個人(《羅》16:3-24,《西》4:10-18,《門》23-24)),這些周詳的問安語,讓人感受到初代教會家庭一般的溫暖;同時也說明這些家庭教會的規模並不大,而牧者心腸的保羅熟知其中大多數人的狀況。

從主後1世紀到3世紀的200年時間裡,正是由於這些不起眼的小規模家庭教會迅速增生,如繁星點點散佈在地中海沿岸,使得基督徒人口也越來越多。到3世紀末4世紀初,基督徒約占羅馬帝國總人口的10%左右,成為一支強大的同質(homogeneous)社會力量。以下是一些新約學者根據早期家庭教會史的相關資料而製作的3幅示意圖,分別代表主後1世紀、2世紀和3世紀的家庭教會在地中海沿岸的發展和分佈情形(註3):

上述示意圖勾勒出初代教會頭3個世紀的迅猛發展。圖中黑點所代表的教會,大部分都是我們在上文中提到的家庭教會。當然,初代的“家庭教會”,並非嚴格意義上以自然家庭為單位的教會,而是指以數個家庭或一小群基督徒聚在一處,在某個信徒家中聚會的小型團契或教會。

隨著教會數目和基督徒人口的迅速增加,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態度與政策,也從最初的打壓逼迫轉為吸收利用。主後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頒佈《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基督教從此在羅馬帝國取得合法地位,並進而被尊奉為國教,進入另一境地。

三、回歸家庭教會傳統

令人惋惜的是,進入國教時期後的基督信仰,漸漸轉離了家庭教會模式。教會搬進豪華壯麗的殿堂,仿效羅馬帝國的行政構架,建立起了金字塔式的科層結構。後來羅馬帝國雖亡,教會已存的科層結構卻被完整保留,這就是今天的天主教會。與天主教類似,聖公會在形成過程中,深受當時英國政治制度的影響,也帶有明顯的行政科層結構特色。路德宗在強調教義特徵的同時,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天主教的禮儀與制度構架。

至於改革宗教會,其理想構架是仿效加爾文領導下的日內瓦城邦所實行的政教合一模式,這種制度顯然帶有議會制的痕跡。而稍後流行起來的公理會教會,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國17世紀時期的清教運動,經以五月花號為代表的移民群體,進入北美新英格蘭殖民地,漸漸推廣成為一種較為流行的教會治理與構架模式。公理會的治理構建體現出個體獨立、契約民主、會眾自治等源自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新興政治理念。

通過對上述各種教會結構模式的簡略分析,我們觀察到這些模式背後的一個共通特點:地域、文化、歷史機遇等偶然性環境因素,促成了各種教會構架的生成。無論是天主教、聖公會、路德宗、改革宗還是公理會,它們在形成過程中幾乎都受到某些政治力量的支持;而接受世俗外力支持的同時,教會結構也難免主動或被動地受到強力結構的改造,有時甚至是全盤照抄世俗權力的結構特徵。

縱觀整個教會歷史,唯有初代教會的結構呈現自然生長的原生特性。儘管初代教會在羅馬政府的強力逼迫之下,充滿挑戰,但其自然結構基本沒有被世俗強權侵入或複製,因此蘊含強大的外展生命力。使徒時代的政教關係和教會構架模式,在過去40年的中國教會歷史中再次上演。

然而,同樣令人惋惜的是,和教父時代後期的教會一樣,中國新興城市教會所追隨仿效的,乃是主後4世紀國教化以後的教會構架,即堂會式的建制教會。不少傳道人有意無意地以韓國、美國近年出現的巨型教會(megachurch)為榜樣,彷彿只有建立起那樣的大教會,才是蒙上帝喜悅的明證。很少人意識到,聖靈藉著初代使徒們所展示的建堂和植堂模式,乃是小型的家庭教會。

而家庭教會模式的最佳榜樣,並不在今日的歐美或韓國,乃在路加所記載的《使徒行傳》裡面!我們的眼光,應當穿透這些國家,投射到使徒時代的新約教會;我們所應當效法的教會模式,應當是過去40年在我們身邊成長起來的家庭教會,因為這是教會成長的自然模式,也是聖靈藉使徒們所展示的原初模式!

需要說明的一點,筆者對歷史上的各種堂會制度、科層結構及宗派體系,並無特別成見。這些制度是教會原生態創造力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文化地理氛圍中的延展,是教會作為神聖有機生命體在歷史中呈現的發展模式,它們曾在各個時代都發揮過重要作用。

我深切地期盼,中國的政教關係也能健康互動,並在具體的互動過程中,產生獨特的教會構架,讓神的教會在中國文化土壤中迅猛生長,讓教會先知式的聲音進入公共廣場,讓彌賽亞國度公平公義的光輝,照亮人心、祝福社會。

在現今的情形下,回歸使徒時代的家庭教會模式,不但可以有效應對世俗強權的迅猛攻勢,而且有利於教會更新復原,以原生態的健康活力,獲得比過去40年更大的發展成果,讓《使徒行傳》的主題,在今天的中國教會得以延續。

註:

  1. Gordon D. Fee & Douglas Stuart, “Acts: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Precedent”, in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3) p.94-112.
  2. Paul Barnett, Jesus & the Rise of Early Christianity, A History of New Testament Times (InterVarsity Press, Downers Grove, Illinois, 1999) p. 368.
  3. Eerdman’s Handbook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rganizing editor, Tim Towley; consulting editors, John H.Y.Briggs, Robert D. Linder, David F. Wright (Eerdmans,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7) p.66-67

作者來自江蘇,西敏神學院畢業,目前在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教授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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