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杂志56期

亦文

 

编注：本文虽写于8年前，但文中所提关于宣教的种种课题，仍值得深思。

 

说到赴华宣教士，大多数人都会想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就如《约翰福音》3章16节被视作整本圣经的总结一样，马礼逊作为首位赴华宣教士、戴德生作为中国内地会创始人，两位先贤几乎成了整部在华宣教史的“形像代言人”。

很多中国天主教史的著述上，都会提到：1552年，沙勿略因不能进入中国，含恨在广州某一离岛逝世。同年，利玛窦在意大利出生。两人虽未谋面，后者却继承了前者的意志，成功地进入中国，并撒下了福音的种子。

然而，很少有人会细究，马礼逊于1834年在广州夷馆去世，戴德生于1832年在英国邦士立（Barnsley）出生、1865年成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这之间的数十年岁月中发生过什么事，涌现过什么人。

近年来，因瓦莱利亚‧格里菲斯师母（Valerie Griffiths，注1）的研究，和戴绍曾牧师与张陈一萍师母的考证，纷纭模糊的往事逐渐重现在我们眼前——填补马礼逊和戴德生之间那段历史空白的，竟然是6位名叫玛利亚（注2）的女子。

 

创办中文班

1824年至1826年，在广州、澳门两地生活了14年之久的马礼逊，首度，也是唯一一次返英述职。在英期间，他大力推广对华宣教的异象。但因为他的很多想法过于前瞻性，英国教会的反应并不强烈。

他在英国述职的短短两年期间，他创办了一项在当时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工，却给后来的中国教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为有志到中国宣教的青年男女，开办了两个中文班。男子班设在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总部，由4名受过神学培训的凖宣教士组成。其中的3名，施约翰（John Smith，注3）、汤雅各（Jacob Tomlin，注4）和台约尔（Samuel Dyer，注5），后都加入伦敦会，投入新马两地的华人宣教事工（注6）。

女子班则设在马礼逊家中，学生是3位名不经传的普通女子：谭玛莉（Maria Tarn）、纽薇尔（Maria Newell）和艾迪绥（Mary Ann Aldersey），即那6位玛利亚中的3位。也就是说，20年内，7名学生中的6名，都成为了赴华宣教士。

第一位玛利亚：谭玛莉（Maria Tarn，1803－1846）

马礼逊的语言学生中，男生班的台约尔和女生班的谭玛莉彼此倾心。谭玛莉的父亲谭约瑟（Joseph Tarn）先后出任过伦敦会理事、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司库，和圣经公会副总干事兼会计。而台约尔的父亲台约翰（John Dyer），也是伦敦会的理事。

台约尔和谭玛莉新婚蜜月刚结束，二人便加入了前往远东的宣教团队。谭玛莉辅佐丈夫，在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宣教，同时也开办女校、领养孤儿。

台约尔去世后，谭玛莉没有回国，而是继承丈夫的遗志，留在了槟城。

第二位玛利亚：纽薇尔（Maria Newell，1800－1831）

1827年4月11日，与台约尔夫妇一同起航的，还有3对夫妇（注7）和一位单身女子。此乃伦敦会有史以来，在同一月中差派人数最多的一次。

那位单身女子，便是谭玛莉的同班同学纽薇尔。由于当时的差会极少差派单身女子从事异国宣教工作，纽薇尔成为伦敦会宣教士名录上的首位女性成员（注8），也是首位前往东亚从事女子教育的西方基督徒女性（注9）。

适时马六甲已有一所英华书院，由马礼逊倡议、米怜（William Milne）创建，专门培养欧裔和华裔的男童，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正规中文学校。纽薇尔抵达马六甲后，很快开办了一所相应的女子学校。纽薇尔针对当地华侨、马来人、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等不同族群的需求，聘用了当地的教师。1829年，女校增加到5所。

一项事工开始之初，势必在经验、人手、资金方面皆极度缺乏。纽薇尔频频写信给伦敦会和圣经公会，请求增派人手。

第三位玛利亚：华乐斯（Mary Wallace，生卒不详）

1829年5月，华乐斯抵达马六甲，协助纽薇尔办理女校。

次年，纽薇尔与荷兰籍宣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结婚，离开了马六甲。一年后，因难产死于曼谷。

华乐斯一个人，既没有前辈指点，也没有同工协助，没有资金来源，处境非常艰辛，而且女校已扩至10所（注10）。由于伦敦会始终不愿接受华乐斯为正式成员（反而表示，可以补助100英镑，作为她回国的旅费），华乐斯只能依靠各方面不定期的少量奉献，勉力维持。

好在华乐斯在女子教育方面既有忠心，也有恩赐。台约尔也禁不住夸奖：“华乐斯姊妹乃真传教士也！”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宣教士”一词是仅用来指称男性的。谭玛莉参观过华乐斯主持的女校后，亦深受启发，对槟城女校加以改革，事工遂有突破。

另一位美国传教士（注11），参观完华乐斯的女校后，也不禁在祷告信中感慨：基督教国家中的人，很难理解竟有这样的女性同胞，可以如此牺牲自我，甘愿在嘈杂、无知以及衣不蔽体的孩童中，奉献自己的青春岁月！

第四位玛利亚：温施娣（Mary Wanstall，？－1849）

1832 年，华乐斯终于盼来了一位由伦敦妇女教育会（The Ladies Society for Native Female Education）差派来的女同工温施娣，与她共同面对这个庞大的禾场。然而不到两年光景，丧妻3年的郭实腊回到马六甲，娶温施娣为续弦，一同返回澳门。

常年辛劳且再度落单的华乐斯，无法面对这一打击，竟告精神崩溃。因船长拒载，她不能回国休养，当时也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精神治疗，竟流落、困顿于槟城监狱，耽搁到1836年11月，才从孟加拉搭船返回故乡。

不过，成为宣教士妻子的温施娣并未放弃宣教使命。新婚第二年，温施娣便在“印度与东方女性教育促进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的帮助下，在澳门创立女校。共收有12名女生，2名男生。首名中国留美学生容闳，便是其中之一。容闳后来在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西学东渐》）中，特别提到过这位“郭实腊夫人”。

因为人手不够，温施娣又越过重洋，请来自己家族中的两位年轻女性做助手。 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下令将英国人驱逐出澳门，温施娣只能解散学校，带着3名盲女前往美国。于1849年去世。

在澳门女校中工作过的两名女教师，后来分别嫁给了医疗传教士雒魏林（Dr. William Lockhart）和麦克奇牧师（Rev. MacClatchy）。

第五位玛利亚：艾迪绥（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

马礼逊家中女子中文班中的大姐艾迪绥，一直对海外宣教有很大的负担。她常年鼓励女性回应马礼逊的呼召，并向女性宣教士提供经济支援。

然而有人反问她：“为什么你自己不去？”

艾迪绥的苦衷是：宣教一事，她好不容易得到了鳏居老父的许可，却又遇到哥哥丧偶，她必须照顾8个未成年的侄儿、侄女。

直到哥哥再婚，艾迪绥已届不惑之年。在没有差会支援的情况下，她以独立传教士的身分，前往巴尔维亚。

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之际，艾迪绥已在印尼泗水（Surabaya）等地宣教多年，积累了经验。当其他传教士仍在广州和香港商讨宣教事宜之际，勇气过人的她，竟独自前往按照《南京条约》刚刚成为通商口岸的宁波，成为史上记载的首位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女性，并创办了中国大陆首间女子寄宿学校（注12）。

她的助手，也是一名叫玛利亚的女弟子（Mary Ann Leisk），以及两名来自苏腊巴亚的女学生。她鼓励宁波女校的学生和新加坡女校的学生互相通信，恐怕这是最早的跨国“笔友”姐妹学校。

第六位玛利亚：戴玛利亚（Maria Jane Dyer，1837－1870）

9年后，艾迪绥的助手Mary Ann Leisk将因结婚之故离开宁波。谁来接替她的工作呢？
艾迪绥很自然地想到了故人之女，台约尔和谭玛莉的两个女儿宝丽娜（Burella Hunter Dyer）和玛利亚（Maria Jane Dyer）。当年艾迪绥赴巴尔维亚宣教，玛利亚（Maria Jane Dyer）同年在马六甲出生。五口通商之后，在南洋一带等候多年的宣教士们聚集到香港，召开大会，协商宣教大业。台约尔在会议期间操劳过度，感染热病去世。

两年后，谭玛莉与德国独立传教士包森（Johann Georg Bausum）再结连理，不幸一年后也与世长辞。玛利亚姐妹和哥哥台慕尔（Samuel Dyer Jr.）都成了孤儿。谭玛莉的哥嫂收养了姐妹两人。

1852年，艾迪绥去信邀请17岁的宝丽娜前来。妹妹玛利亚不愿与姐姐分离，因此一同前往宁波。

后面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玛利亚婉拒了英国领事馆翻译官、伦敦会汉学后起之秀艾约瑟（Joseph Edkins，注13）的求婚，不顾监护人艾迪绥的强烈反对，嫁给了既无学位、又未按牧、身无长物、身材瘦小、没有差会背景、改穿中国服装、脑后拖着长辫的戴德生。

1865年，玛利亚支持戴德生成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她带领众多单身女性进入中国内地宣教，被誉为“内地会之母”。1870年，玛利亚病逝于镇江，享年仅33岁，是上述6位玛利亚中，唯一葬在中国本土的赴华宣教士。

 

“玛利亚现象”对今日的启迪

说到宣教士，人们脑海中往往浮现出男性群像。说到对华宣教史，大家通常也只记得一些男性及其事蹟，殊不知姊妹在普世差传中做出过极大的贡献。

西方海外宣教运动兴起之初，社会和教会的传统，要求女性安身立命在家庭和男性的保护之下。除了特例，姊妹到海外宣教的最大机会，便是嫁给男性宣教士，以“妻子”（如谭玛莉）的身分，辅助男性主力的事工。当然，也有以各种亲属身份参与事工的（如温施娣的两个家族女性，注14）。

等到西方差会正式赋予单身女性“宣教士”名分，海外宣教的队伍随即得到大幅增长。通常，有一位男性宣教士，就会有一位相应的宣教士妻子，此外还有数量相等的单身女性，从而形成1：1：1的黄金比例。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差传团队中，姊妹人数在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是弟兄的两倍。

很多差会领袖困惑地问：“为什么我们向上帝求弟兄，蒙召的却都是些姐妹？”“汉子们哪里去了？”（注15）这恐怕也是绝大多数差传机构的困惑。关键并非在于奉献自我的女性太多，而是委身大使命的男性太少。

“女性化”不仅是西人团队中的现象，也是华人团队中的现象。由谭玛莉所创的新加坡女校（注16），学生大多来自底层家庭，甚至是孤儿或弃儿。她们在短短数年的学校生活中，接受了完整、实用和敬虔的基础教育。在男性基督徒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她们成为了第一代的圣经妇女（Bible women）和女传道人。

新加坡女校，这个新加坡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校，已更名为“圣玛格烈学校”（St. Margaret’s School），并在教会界获得一个美称：“基督徒妻子训练之家”，因为其毕业生中，至少有两百多人嫁给了中国大陆的牧师。

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估算，中国教会品格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早期的“新加坡师母”。

相较之下，同时代的英华书院，虽然马礼逊和米怜最初办校的宗旨之一，是培养宣教士，却没有一名男性毕业生愿意接受差派、付出代价。

马礼逊等先贤，很早就预见到女性是向下一代传递信仰的重要因素。若没有女性宣教士，不仅宣教士队伍至少会缩水2／3，在华宣教事工只能触及中国一半的人口，恐怕每一代人在信仰上都需要重新开始。

我们即便没有先贤的先见之明，但至少应该有足够的事后之明，来追溯并效仿欧裔“玛利亚们”的历史贡献。曾在香港、新马、北美等地牧会以及教授神学，并出任过华福总干事的麦希真牧师，在《使者》上撰文，言及姊妹在全球华人教会中的地位——在东南亚男女相当不平等的地区，教会普遍设立了女牧师、女传道、女长老、女执事；在港台男女稍为不平等的地区，女牧师制度未普遍，但女长老、女执事和女传道，则相对较普遍；在男女十分平等的北美地区的华人教会，却普遍没有女牧师、女长老、女执事，甚至女传道也不普遍（注17）。

 

生命的传承

在普世差传的历史中，涌现过很多“宣教世家”。读者应该记得，本文中第六位玛利亚，就是第一位玛利亚之女。在上述6位玛利亚中，只有这两位诞育过子女（注18）。台约尔和谭玛莉夫妇英年早逝，他们的3个子女当时都只有十来岁。但他们成年后，皆为父母的未竟之功前来中国，并且都葬在禾场（注19）。

先是1852年，姐妹两人前往宁波协助女子教育，并相继嫁给了两位传教士（注20）。25年后，哥哥台慕尔，应大英圣经公会之邀，接任著名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驻华代理人之要职，并与妹夫戴德生所领导的内地会密切合作，将成千上万本圣经与福音小册子带入内地省份。

玛利亚和戴德生共育有8个儿女，但只有4人长大成人。其中3人——戴存仁（Herbert Hudson Taylor）、戴存义（Frederick Howard Taylor）和戴存爱（Maria Hudson Taylor，又一位玛利亚！）返回中国，加入内地会的宣教事工。他们的后代，现在仍献身于华人宣教事业。

除了按主的诫命哺育子女，还有很多像华乐斯和艾迪绥那样的未婚女宣教士，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守单身，哺育了很多属灵的儿女。艾迪绥的宁波女校，她带领的4名欧裔女教师，至少3名（Leisk、宝丽娜和玛利亚）嫁给了传教士。女学生的去向虽然无法一一考证，但从存留下来的史料推测，绝大部分都成为了中国传道人的妻子。

在看到生命传承的历史印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当前时代和环境的挑战。2011年华福大会中工作坊的题目之一，便是“最美的投资：动员教会第二代参与普世宣教”。中国教会的差传事工刚刚起步，还在“孵化”第一代宣教士的阶段，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第二代宣教士，因此很少将MK（Missionary Kids，即宣教士子女）或TCK（Third Culture Kids，即第三文化儿童）纳入议事日程。然而这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因为，在一胎化政策的中国，随着生育和教育成本的高涨，每个基督徒父母都感受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时的挣扎（注21）。在海外的移民家庭，虽然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但整个家庭往往为了子女教育放弃很多，因此将子女献作宣教士的代价也不菲。已经投身宣教禾场的华人，也有不少因为子女教育而进退两难。

MK是巨大的潜在资源。教会如果能关注这一群体，将他们培养成第二代宣教士，他们在语言与文化适应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教会若是忽略这一群体，视之为宣教士“个人所付的代价”，不仅会造成家庭的损失，也会造成宣教事工的损失，甚至神国的损失（有的MK放弃信仰，甚至反戈相击）。

 

（未完待续，注见下篇《中国教会史上不可不知的六位玛利亚（二之2）》）

 

作者来自上海，移民新西兰，现为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