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雜誌56期

亦文

 

編註：本文雖寫於8年前，但文中所提關於宣教的種種課題，仍值得深思。

 

宣教要趁早，堅守要持久

筆者在瞭解宣教史的過程中，驚訝地發現，各差會甄選成員要求極其嚴格，赴華傳教士卻仍都是年輕的小字輩：馬禮遜25歲成為首位赴華新教宣教士，台約爾和譚瑪莉夫婦起航時只有23、24歲，戴德生21歲放棄醫學學位赴華，瑪利亞抵達寧波時竟還不滿16歲！戴德生的兒女輩中，長子戴存仁和父親一樣放棄醫學培訓，來華時年20歲，戴存愛僅17歲。

然而，他們的屬靈品格和聖經裝備，卻遠遠成熟過現代的信徒，差會和教會也似從未擔心過他們“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回顧新約時代，12門徒都是年輕時，便被主耶穌呼召出來擔負天國的使命。保羅和巴拿巴也帶領不少年輕人成為教會的中堅，甚至是各地教會的主要負責人。

現今，青年人在教會所擔任的事工面很窄，一方面因為教會覺得他們太年輕，不敢交棒，另一方面，青年人也自認太年輕而不敢接棒。台灣的鄭家常長老，40歲時參加第一屆青年宣道大會，被視作“年輕的長老”。他則舉吳勇長老30歲成為長老的例子，激勵當時在座的青年和長輩，重新審視教會與青年的問題（註22）。

與早期宣教士獻身年齡偏小相對應的，是他們委身的年月的長度：以40歲的“高齡”投入宣教事工的艾迪綏，工作24年後才退休。44歲來華的台慕爾，事奉了18年。戴德生獻身中國宣教事業凡53年，長子戴存仁加入內地會51年，次子戴存義49年。

其他幾位宣教士，雖然沒有那麼久，但他們並非自行退出禾場，而是上帝使他們息了地上的勞苦：馬禮遜25年、台約爾16年、譚瑪莉19年、瑪利亞18年、戴存愛13年。

他們對聖工的委身，讓我想起基督徒婚禮上的一句誓詞：“除非死亡把我們分開！”紐薇爾之難產早逝、華樂斯之精神崩潰（註23）、寶麗娜和瑪利亞姐妹之染疫病逝、戴德生因心繫中國求婚被拒，都是那個時代投身海外宣教的聖徒經常付出的代價。譚瑪莉留守檳城、溫施娣重執教職、艾迪綏和台慕爾中年出征、戴德生父子放棄即將到手的醫學文憑，也是那個時代的宣教士為了主，常作出的不尋常選擇。

隨著國際旅遊業的興起，教會開始流行以月，甚至週為計算單位的 “短宣”（short term mission）。從某種角度而言，這是對“雖至於死”的宣教傳統的一種廉價替代方案。短宣神學甚至給教會和信徒錯誤的印象：我們已經參加了宣教，而且已經到了人人參加、年年參加的普及度，因此不必另外去還福音的債了。

在這樣的思潮下，奉獻兩到三年，已經變成“長宣”了。

與此相呼應的，是以“帶職事奉”（tent-making）完全取代終身、全時間宣教（career missionary）。但不知我們中間有多少人是保羅式的織帳篷者，又有多少人是百基拉和亞居拉式的織帳篷者？馬禮遜是典型的帶職事奉，但他用業餘時間翻譯了新舊約聖經、編纂了英漢字典，還撰寫了大量與宣教有關的文章與信件。然而當今專業化的程度，以及職場對從業人員要求的強度，已很難讓人兼顧宣教與職業。我們即便有相仿的心志與異象，也未必能成就相仿的善工。

由於義務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貶值”和神學培訓的“升級”，信徒若要達到大多數宣教機構的資歷要求，恐怕都已臻而立之年。而急於求成的浮躁心理，不僅釀出“成功神學”的苦酒，也開始滲透、腐蝕福音宣教的理念。中國教會面對這種 種新舊交替、真偽混雜，當如何在甄選宣教士的過程中，保持年齡、成熟度與語言學習、文化適應之間的平衡，以及長宣與短宣的平衡，宣教與專業的平衡，是需要深思的。

 

宣教動員與宣教關懷

通常我們不會記得艾迪綏這位女性先驅，即便記得，也往往是她固執與古板地阻擾戴德生和瑪利亞自由戀愛，卻忽略了在同一銀幣的另一面，是她甘做嫁衣的宣教熱忱。

且不說艾迪綏後來在禾場的成就，單她在起初10年，鼓勵、促成、資助別人走上宣教之路，便功不可沒。

當倫敦會考慮紐薇爾和另一位女同工的申請時，艾迪綏便奉獻了一筆錢，足以差派兩位女宣教士。華樂斯的成行，在很大程度也得力於艾迪綏。由於紐薇爾初抵馬六甲時，和當地的男性同工發生意見，導致倫敦會不願再正式委派第二位單身女性從事海外宣教。艾迪綏遂發動其他熱心女友，奔走勸募，為此事累計籌措600餘英鎊 （註24）。

這絕非小數目，倫敦會最初給馬禮遜的生活津貼為200英鎊一年。馬禮遜接受東印度公司譯員一職，所得的年薪為500英鎊。當時尚沒有現代意義的宣教動員（mission mobilization）和宣教士關懷（missionary care），艾迪綏只不過是憑著“身不能往、心嚮往之”的宣教熱忱，和女性善於關懷的本能，摸索而行。

馬禮遜的去世，對宣教士宣導的中國女子教育帶來兩大影響：

一是，澳門的外僑團體為了記念他，成立了馬禮遜教育協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溫施娣的女校，便是因為接收了該協會下屬馬禮遜學校的生源，得以領取固定的贊助金，維持運轉。

二是，美國宣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在倫敦休養期間，重提馬禮遜的遺願，終於促成了全世界第一個由女性組成的差傳機構──東方女子教育促進協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註25）。

1834年至1875年間，該機構差派了153位女性，資助了62位女性出任全世界各禾場宣教士創辦的女子學校的教員。常年從事宣教動員的艾迪綏，和譚瑪莉的嫂子（註26），都成為該協會理事會的成員。從此，女性傳教士的培訓、旅費、津貼等後勤體系，逐漸規範化，大大減少了華樂斯式的悲劇的重演。

台約爾和譚瑪莉的遺孤如果沒有合宜的撫養，也不可能成長為第二代宣教士，這些都是宣教關懷的範疇。表面看來，戴瑪利亞在內地會並沒有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但她最關鍵的貢獻，在於運用自己多年觀察、積累的宣教經驗，對新來乍到的單身女宣教士進行“現場指導”。無聲的榜樣，價值是無法估算的。

雖然全球化和現代科技使地球變小了，文化變近了，語言學習的管道豐富了，但各種資料都顯示，宣教士在第一期（主要是語言學習和文化適應的預備階段），流失率很高。這與差會的跟進關懷不力有關係。

宣教士流失的問題，顯然並非局限於初抵禾場的新手。馬禮遜晚年與差會發生了很多矛盾和誤會，戴德生也因為對差會的失望而退出了中國佈道會。以戰爭來形容，如果說現代戰爭是舉國國力的比拼，宣教也絕非若干一線宣教士的專職，牽動的是整個地方教會的大動脈。委身於大使命的，不應該只是宣教士本人，而是差派他或她的整個教會或差會。

西方教會擁有數百年的經驗，其差傳體系比較成熟，比較願意撥出一部分資源，投入禾場之外的相關事工。作為後起之秀的中國教會，在差派宣教士上已勉為其難、捉襟見肘，如何再建構後勤、關懷和動員體系，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結語

這6位瑪利亞所建構的生命線，連接了中國宣教史上“迷失的環節”（missing link），使得馬禮遜和戴德生這兩位宣教偉人，不再被視為孤立的歷史人物。

瑪利亞是那個時代最常見的名字。當英國的基督徒父母為女兒選取這個名字之際，耶穌母親瑪利亞的頌歌“我的心尊主為大”，當是題中應有之義。“尊主為大”不僅是上帝對女人的期待，也是上帝對男人的期待，但願這篇以“瑪利亞”為題的文章，能激勵更多的弟兄姊妹投入普世宣教的事工。

 

 

註：

1.Valerie Griffiths為海外基督使團前任國際總主任Michael Griffiths的夫人，在日本、新加坡宣教23年。

2.這六位女性的英文名字，為Mary和Marie兩種。因Marie是Mary的變體，中文皆可譯作“瑪利亞”。但為了區別，也為忠於歷史文獻，本文選用了她們夫姓的中文譯名（取自《雖至於死》一書）。

3.施約翰於1826年，由馬禮遜帶隊，和湯雅各一起前往新加坡和馬六甲宣教。1829年後返英述職，後事不詳。

4.湯雅各畢業於劍橋大學，1826年由馬禮遜帶隊，和施約翰一起前往南洋，曾在新加坡、馬六甲、曼谷、巴達維亞等地宣教，任英華書院院長，1836年返英。

5.台約爾先後就讀於倫敦法學院、劍橋大學、高士坡（Gosport）神學院、賀士敦（Hoxton）宣教學院。1827年赴新馬宣教，創中文鉛活字。1843年香港宣教士大會期間，染病去世。

6.另一位學生威金斯（Wilkins），下落不詳。

7.除台氏夫婦外，其他3對夫婦皆前往印度宣教。

8.紐薇爾的編號為270a。從編號的方式，亦可看出，即便是破例列入名冊，當時西方教會仍將女性宣教士視為正式成員之外的附屬成員。

9.早在1821年，另一位名為瑪利亞的威爾遜夫人（Mrs. Mary Cooke Wilson），已在加爾各答創辦了女子學校。

10.由於習俗和氣候的限制，女性不能離家太遠，因此只能在不同社區開設小規模（10－50人）的女校。1831年10月，華樂斯所負責的10所女校中，中文學校佔8所，馬來文和坦米爾（Tamil）文各1所。

11.美部會的帝禮士（Ira Tracy）。

12.校址在祝都橋絲牆門內大屋（今尚書街東端），後與長老會女校合併，更名“崇德女校”。

13.艾約瑟曾在上海參與創建墨海書館，後赴北京創立缸瓦市教會，1875年獲愛丁堡大學神學博士。1880年被聘為海關翻譯。

14.宣教史上不乏宣教士因缺乏人手，而從重洋外邀請姨母、姑母、寡母、自己或妻子的姐妹、女兒來做“無薪助手”的案例。

15.1986年12月－1987年2月期的《宣教分享》（總37期）第8頁，刊登了一篇譯自OMF同工Rick Leatherwood的文章，中譯標題即《漢子們哪裡去了？》。

16.譚瑪莉1842年創辦此校，1843年因為準備轉往中國，將之轉交給“東方女子教育促進協會”的甘小姐（Miss Grant）。1853年，柯蘇菲（Sophia Cooke）接手這一事工達42年之久。

17.轉引自邱清萍著：《從漂泊到植根──北美華人教會采風錄》（美國：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牧者的牧者 ── 麥希真”篇，第153頁。

18.紐薇爾在曼谷誕有一女。但因難產，母嬰相繼過世。

19.台慕爾葬於上海，瑪利亞葬於鎮江。雖然沒有史料明確指出寶麗娜葬在何處，但據當時的運輸條件和殯葬慣例推測，她也是葬在中國的。

20.寶麗娜嫁英行教會傳教士包爾騰（John Shaw Burdon）為續弦，不到一年 便染病去世。

21.筆者與一位研究當代中國鄉村天主教團體的學者交流時，發現這一現象在天主教教會（神職人員不能結婚生子）更加明顯──信徒若有幾個兒子，往往願意奉獻一個讀神學、成為神父。但一胎化政策普及後，這樣做便會“斷子絕孫”，許多信徒不願付出這樣的代價。

22.參鄭家常：《青年與教會》，載《舉目看田──第一屆青年宣道大會講章集》，台北：校園書房1979年版。

23.早期宣教士精神崩潰（nervous breakdown）的案例，可能比我們想像得要多。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金陵女大安全區的美籍宣教士魏特琳（Minnie Vantrin，又作華群），日日目睹日軍暴行，身心俱瘁。她被送回美國休養，於離開南京一週年之際自殺。
美南浸信會赴魯傳教士李題鼇 （Lottie Moon，又作“慕拉第”），則是宣教士因差傳經費緊縮而威脅到生命的經典案例。李被稱為“美國南部受過最高教育的女性”，因發生饑饉，又逢差會財政困難，她散盡積蓄救濟災民卻不願舉債，節衣縮食以至於體重降至50磅，被送回國途經神戶時辭世。

24.其中包括倫敦會和英國學校協會（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各100英鎊。

25.第二個同類機構，於26年以後在美國成立，定名“婦女聯合宣教會”（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26.譚瑪莉只有哥哥，沒有弟弟，所以譚夫人（Mrs. Tarn）是嫂子。

主要參考資料：

1.Valerie Griffiths， Not Less Than Everything： The Courageous Women Who Carried the Christian Gospel to China (Monarch， 2004)， Chapter 1.

2.Valerie Griffiths， “ ‘Not Many Mighty…’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SPFEE)”， Mission Round Table： The Occasional Bulletin of OMF Mission Research， December 2007， Vol. 3， No. 2， pp. 8-12.

3.戴紹曾、張陳一萍，《雖至於死 ── 台約爾傳》（香港：海外基督使團，2009）。

4.吳寧，《早期基督新教傳教士夫人在澳門的活動》，《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27卷第3期，2005年5月。

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台灣新竹：清大出版社，2010）。

 

作者來自上海，移民新西蘭，現為海外基督使團宣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