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雜誌56期

亦文

 

編註：本文雖寫於8年前，但文中所提關於宣教的種種課題，仍值得深思。

 

說到赴華宣教士，大多數人都會想到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就如《約翰福音》3章16節被視作整本聖經的總結一樣，馬禮遜作為首位赴華宣教士、戴德生作為中國內地會創始人，兩位先賢幾乎成了整部在華宣教史的“形像代言人”。

很多中國天主教史的著述上，都會提到：1552年，沙勿略因不能進入中國，含恨在廣州某一離島逝世。同年，利瑪竇在義大利出生。兩人雖未謀面，後者卻繼承了前者的意志，成功地進入中國，並撒下了福音的種子。

然而，很少有人會細究，馬禮遜於1834年在廣州夷館去世，戴德生於1832年在英國邦士立（Barnsley）出生、1865年成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這之間的數十年歲月中發生過什麼事，湧現過什麼人。

近年來，因瓦萊利亞‧格裡菲斯師母（Valerie Griffiths，註1）的研究，和戴紹曾牧師與張陳一萍師母的考證，紛紜模糊的往事逐漸重現在我們眼前——填補馬禮遜和戴德生之間那段歷史空白的，竟然是6位名叫瑪利亞（註2）的女子。

 

創辦中文班

1824年至1826年，在廣州、澳門兩地生活了14年之久的馬禮遜，首度，也是唯一一次返英述職。在英期間，他大力推廣對華宣教的異象。但因為他的很多想法過於前瞻性，英國教會的反應並不強烈。

他在英國述職的短短兩年期間，他創辦了一項在當時看來微不足道的事工，卻給後來的中國教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他為有志到中國宣教的青年男女，開辦了兩個中文班。男子班設在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總部，由4名受過神學培訓的凖宣教士組成。其中的3名，施約翰（John Smith，註3）、湯雅各（Jacob Tomlin，註4）和台約爾（Samuel Dyer，註5），後都加入倫敦會，投入新馬兩地的華人宣教事工（註6）。

女子班則設在馬禮遜家中，學生是3位名不經傳的普通女子：譚瑪莉（Maria Tarn）、紐薇爾（Maria Newell）和艾迪綏（Mary Ann Aldersey），即那6位瑪利亞中的3位。也就是說，20年內，7名學生中的6名，都成為了赴華宣教士。

第一位瑪利亞：譚瑪莉（Maria Tarn，1803－1846）

馬禮遜的語言學生中，男生班的台約爾和女生班的譚瑪莉彼此傾心。譚瑪莉的父親譚約瑟（Joseph Tarn）先後出任過倫敦會理事、聖教書會（Religious Tract Society）司庫，和聖經公會副總幹事兼會計。而台約爾的父親台約翰（John Dyer），也是倫敦會的理事。

台約爾和譚瑪莉新婚蜜月剛結束，二人便加入了前往遠東的宣教團隊。譚瑪莉輔佐丈夫，在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宣教，同時也開辦女校、領養孤兒。

台約爾去世後，譚瑪莉沒有回國，而是繼承丈夫的遺志，留在了檳城。

第二位瑪利亞：紐薇爾（Maria Newell，1800－1831）

1827年4月11日，與台約爾夫婦一同起航的，還有3對夫婦（註7）和一位單身女子。此乃倫敦會有史以來，在同一月中差派人數最多的一次。

那位單身女子，便是譚瑪莉的同班同學紐薇爾。由於當時的差會極少差派單身女子從事異國宣教工作，紐薇爾成為倫敦會宣教士名錄上的首位女性成員（註8），也是首位前往東亞從事女子教育的西方基督徒女性（註9）。

適時馬六甲已有一所英華書院，由馬禮遜倡議、米憐（William Milne）創建，專門培養歐裔和華裔的男童，被公認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家正規中文學校。紐薇爾抵達馬六甲後，很快開辦了一所相應的女子學校。紐薇爾針對當地華僑、馬來人、葡萄牙人和歐亞混血兒等不同族群的需求，聘用了當地的教師。1829年，女校增加到5所。

一項事工開始之初，勢必在經驗、人手、資金方面皆極度缺乏。紐薇爾頻頻寫信給倫敦會和聖經公會，請求增派人手。

第三位瑪利亞：華樂斯（Mary Wallace，生卒不詳）

1829年5月，華樂斯抵達馬六甲，協助紐薇爾辦理女校。

次年，紐薇爾與荷蘭籍宣教士郭實臘（Karl Gutzlaff）結婚，離開了馬六甲。一年後，因難產死於曼谷。

華樂斯一個人，既沒有前輩指點，也沒有同工協助，沒有資金來源，處境非常艱辛，而且女校已擴至10所（註10）。由於倫敦會始終不願接受華樂斯為正式成員（反而表示，可以補助100英鎊，作為她回國的旅費），華樂斯只能依靠各方面不定期的少量奉獻，勉力維持。

好在華樂斯在女子教育方面既有忠心，也有恩賜。台約爾也禁不住誇獎：“華樂斯姊妹乃真傳教士也！”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宣教士”一詞是僅用來指稱男性的。譚瑪莉參觀過華樂斯主持的女校後，亦深受啟發，對檳城女校加以改革，事工遂有突破。

另一位美國傳教士（註11），參觀完華樂斯的女校後，也不禁在禱告信中感慨：基督教國家中的人，很難理解竟有這樣的女性同胞，可以如此犧牲自我，甘願在嘈雜、無知以及衣不蔽體的孩童中，奉獻自己的青春歲月！

第四位瑪利亞：溫施娣（Mary Wanstall，？－1849）

1832 年，華樂斯終於盼來了一位由倫敦婦女教育會（The Ladies Society for Native Female Education）差派來的女同工溫施娣，與她共同面對這個龐大的禾場。然而不到兩年光景，喪妻3年的郭實臘回到馬六甲，娶溫施娣為續弦，一同返回澳門。

常年辛勞且再度落單的華樂斯，無法面對這一打擊，竟告精神崩潰。因船長拒載，她不能回國休養，當時也沒有專業的心理輔導和精神治療，竟流落、困頓於檳城監獄，耽擱到1836年11月，才從孟加拉搭船返回故鄉。

不過，成為宣教士妻子的溫施娣並未放棄宣教使命。新婚第二年，溫施娣便在“印度與東方女性教育促進會”（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的幫助下，在澳門創立女校。共收有12名女生，2名男生。首名中國留美學生容閎，便是其中之一。容閎後來在自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西學東漸》）中，特別提到過這位“郭實臘夫人”。

因為人手不夠，溫施娣又越過重洋，請來自己家族中的兩位年輕女性做助手。 1839年，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下令將英國人驅逐出澳門，溫施娣只能解散學校，帶著3名盲女前往美國。於1849年去世。

在澳門女校中工作過的兩名女教師，後來分別嫁給了醫療傳教士雒魏林（Dr. William Lockhart）和麥克奇牧師（Rev. MacClatchy）。

第五位瑪利亞：艾迪綏（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

馬禮遜家中女子中文班中的大姐艾迪綏，一直對海外宣教有很大的負擔。她常年鼓勵女性回應馬禮遜的呼召，並向女性宣教士提供經濟支援。

然而有人反問她：“為什麼你自己不去？”

艾迪綏的苦衷是：宣教一事，她好不容易得到了鰥居老父的許可，卻又遇到哥哥喪偶，她必須照顧8個未成年的侄兒、侄女。

直到哥哥再婚，艾迪綏已屆不惑之年。在沒有差會支援的情況下，她以獨立傳教士的身分，前往巴爾維亞。

1842 年《南京條約》簽訂之際，艾迪綏已在印尼泗水（Surabaya）等地宣教多年，積累了經驗。當其他傳教士仍在廣州和香港商討宣教事宜之際，勇氣過人的她，竟獨自前往按照《南京條約》剛剛成為通商口岸的寧波，成為史上記載的首位進入中國大陸的西方女性，並創辦了中國大陸首間女子寄宿學校（註12）。

她的助手，也是一名叫瑪利亞的女弟子（Mary Ann Leisk），以及兩名來自蘇臘巴亞的女學生。她鼓勵寧波女校的學生和新加坡女校的學生互相通信，恐怕這是最早的跨國“筆友”姐妹學校。

第六位瑪利亞：戴瑪利亞（Maria Jane Dyer，1837－1870）

9年後，艾迪綏的助手Mary Ann Leisk將因結婚之故離開寧波。誰來接替她的工作呢？
艾迪綏很自然地想到了故人之女，台約爾和譚瑪莉的兩個女兒寶麗娜（Burella Hunter Dyer）和瑪利亞（Maria Jane Dyer）。當年艾迪綏赴巴爾維亞宣教，瑪利亞（Maria Jane Dyer）同年在馬六甲出生。五口通商之後，在南洋一帶等候多年的宣教士們聚集到香港，召開大會，協商宣教大業。台約爾在會議期間操勞過度，感染熱病去世。

兩年後，譚瑪莉與德國獨立傳教士包森（Johann Georg Bausum）再結連理，不幸一年後也與世長辭。瑪利亞姐妹和哥哥台慕爾（Samuel Dyer Jr.）都成了孤兒。譚瑪莉的哥嫂收養了姐妹兩人。

1852年，艾迪綏去信邀請17歲的寶麗娜前來。妹妹瑪利亞不願與姐姐分離，因此一同前往寧波。

後面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詳。瑪利亞婉拒了英國領事館翻譯官、倫敦會漢學後起之秀艾約瑟（Joseph Edkins，註13）的求婚，不顧監護人艾迪綏的強烈反對，嫁給了既無學位、又未按牧、身無長物、身材瘦小、沒有差會背景、改穿中國服裝、腦後拖著長辮的戴德生。

1865年，瑪利亞支持戴德生成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她帶領眾多單身女性進入中國內地宣教，被譽為“內地會之母”。1870年，瑪利亞病逝於鎮江，享年僅33歲，是上述6位瑪利亞中，唯一葬在中國本土的赴華宣教士。

 

“瑪利亞現象”對今日的啟迪

說到宣教士，人們腦海中往往浮現出男性群像。說到對華宣教史，大家通常也只記得一些男性及其事蹟，殊不知姊妹在普世差傳中做出過極大的貢獻。

西方海外宣教運動興起之初，社會和教會的傳統，要求女性安身立命在家庭和男性的保護之下。除了特例，姊妹到海外宣教的最大機會，便是嫁給男性宣教士，以“妻子”（如譚瑪莉）的身分，輔助男性主力的事工。當然，也有以各種親屬身份參與事工的（如溫施娣的兩個家族女性，註14）。

等到西方差會正式賦予單身女性“宣教士”名分，海外宣教的隊伍隨即得到大幅增長。通常，有一位男性宣教士，就會有一位相應的宣教士妻子，此外還有數量相等的單身女性，從而形成1：1：1的黃金比例。也就是說，絕大部分差傳團隊中，姊妹人數在百多年的歷史中，始終是弟兄的兩倍。

很多差會領袖困惑地問：“為什麼我們向上帝求弟兄，蒙召的卻都是些姐妹？”“漢子們哪裡去了？”（註15）這恐怕也是絕大多數差傳機構的困惑。關鍵並非在於奉獻自我的女性太多，而是委身大使命的男性太少。

“女性化”不僅是西人團隊中的現象，也是華人團隊中的現象。由譚瑪莉所創的新加坡女校（註16），學生大多來自底層家庭，甚至是孤兒或棄兒。她們在短短數年的學校生活中，接受了完整、實用和敬虔的基礎教育。在男性基督徒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她們成為了第一代的聖經婦女（Bible women）和女傳道人。

新加坡女校，這個新加坡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學校，已更名為“聖瑪格烈學校”（St. Margaret’s School），並在教會界獲得一個美稱：“基督徒妻子訓練之家”，因為其畢業生中，至少有兩百多人嫁給了中國大陸的牧師。

時至今日，我們仍無法估算，中國教會品格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得益於這些早期的“新加坡師母”。

相較之下，同時代的英華書院，雖然馬禮遜和米憐最初辦校的宗旨之一，是培養宣教士，卻沒有一名男性畢業生願意接受差派、付出代價。

馬禮遜等先賢，很早就預見到女性是向下一代傳遞信仰的重要因素。若沒有女性宣教士，不僅宣教士隊伍至少會縮水2／3，在華宣教事工只能觸及中國一半的人口，恐怕每一代人在信仰上都需要重新開始。

我們即便沒有先賢的先見之明，但至少應該有足夠的事後之明，來追溯並效仿歐裔“瑪利亞們”的歷史貢獻。曾在香港、新馬、北美等地牧會以及教授神學，並出任過華福總幹事的麥希真牧師，在《使者》上撰文，言及姊妹在全球華人教會中的地位——在東南亞男女相當不平等的地區，教會普遍設立了女牧師、女傳道、女長老、女執事；在港臺男女稍為不平等的地區，女牧師制度未普遍，但女長老、女執事和女傳道，則相對較普遍；在男女十分平等的北美地區的華人教會，卻普遍沒有女牧師、女長老、女執事，甚至女傳道也不普遍（註17）。

 

生命的傳承

在普世差傳的歷史中，湧現過很多“宣教世家”。讀者應該記得，本文中第六位瑪利亞，就是第一位瑪利亞之女。在上述6位瑪利亞中，只有這兩位誕育過子女（註18）。台約爾和譚瑪莉夫婦英年早逝，他們的3個子女當時都只有十來歲。但他們成年後，皆為父母的未竟之功前來中國，並且都葬在禾場（註19）。

先是1852年，姐妹兩人前往寧波協助女子教育，並相繼嫁給了兩位傳教士（註20）。25年後，哥哥台慕爾，應大英聖經公會之邀，接任著名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的駐華代理人之要職，並與妹夫戴德生所領導的內地會密切合作，將成千上萬本聖經與福音小冊子帶入內地省份。

瑪利亞和戴德生共育有8個兒女，但只有4人長大成人。其中3人——戴存仁（Herbert Hudson Taylor）、戴存義（Frederick Howard Taylor）和戴存愛（Maria Hudson Taylor，又一位瑪利亞！）返回中國，加入內地會的宣教事工。他們的後代，現在仍獻身於華人宣教事業。

除了按主的誡命哺育子女，還有很多像華樂斯和艾迪綏那樣的未婚女宣教士，為了福音的緣故而守單身，哺育了很多屬靈的兒女。艾迪綏的寧波女校，她帶領的4名歐裔女教師，至少3名（Leisk、寶麗娜和瑪利亞）嫁給了傳教士。女學生的去向雖然無法一一考證，但從存留下來的史料推測，絕大部分都成為了中國傳道人的妻子。

在看到生命傳承的歷史印證的同時，我們也必須面對當前時代和環境的挑戰。2011年華福大會中工作坊的題目之一，便是“最美的投資：動員教會第二代參與普世宣教”。中國教會的差傳事工剛剛起步，還在“孵化”第一代宣教士的階段，尚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第二代宣教士，因此很少將MK（Missionary Kids，即宣教士子女）或TCK（Third Culture Kids，即第三文化兒童）納入議事日程。然而這卻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因為，在一胎化政策的中國，隨著生育和教育成本的高漲，每個基督徒父母都感受到“亞伯拉罕獻以撒”時的掙扎（註21）。在海外的移民家庭，雖然不受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但整個家庭往往為了子女教育放棄很多，因此將子女獻作宣教士的代價也不菲。已經投身宣教禾場的華人，也有不少因為子女教育而進退兩難。

MK是巨大的潛在資源。教會如果能關注這一群體，將他們培養成第二代宣教士，他們在語言與文化適應方面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教會若是忽略這一群體，視之為宣教士“個人所付的代價”，不僅會造成家庭的損失，也會造成宣教事工的損失，甚至神國的損失（有的MK放棄信仰，甚至反戈相擊）。

 

（未完待续，注见下篇《中國教會史上不可不知的六位瑪利亞（二之2）》）

 

作者來自上海，移民新西蘭，現為海外基督使團宣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