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1.06.30

基甸

 

存在主義的自由精神

《無依之地》——這部獲得今年奧斯卡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獎的電影，可以說是好評如潮。在中文網絡世界，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導演的華人背景上，有人認為電影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儘管導演在獲獎致辭中引用了一句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筆者卻感覺，電影中並沒有多少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痕跡，整部電影表現的思想，還是非常普世的。

還有人說，電影揭露了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的黑暗面。這可能是半開玩笑的調侃。這部電影對美國社會的問題的確有所揭示，但貫穿電影更主要的主題，是張揚一種帶有存在主義意味的自由精神，和浪跡天涯的人生態度，以及對社會底層的普通人具有的人文主義情懷的悲憫與同情。（中文片名在香港翻譯成《浪跡天地》，臺灣是《遊牧人生》，似乎都比中國的翻譯《無依之地》更能體現電影的思想。）

電影的女主角Fern（芬恩）是一個在經濟衰退中失業、也失去住房，丈夫又因癌症過世的美國窮人。她成為一個住在貨車裡、靠打零工和倚靠遊民朋友們的扶助，艱難生存的“遊民”，陷入如此境況，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被命運所逼——儘管她很灑脫地糾正別人說：“我不是無家可歸，我只不過是沒有房子可住了。”

電影對像Fern這樣的普通美國人，顯然表示了很多的同情和理解：遊民的窘迫、無奈、孤獨、絕望、鬱悶，導演並沒有一味美化、浪漫化遊民生活，或者掩飾造成如此困境的美國社會問題。

但是電影更多、更著力刻畫的，是Fern和她的遊民朋友們並沒有被命運擊垮，反而在他們的遊牧人生中追求自由、突破自我，並且在彼此的友誼和溫情中，得到心靈的慰籍。這種獨立自主、自由不羈的精神，即按照你自己的本心、按照你喜歡的方式去生活，這信念可以說是很“美國”，也可以說是相當“西方”的。

有人說這是一種嬉皮精神，我覺得這是一種帶著存在主義審美的人生哲學。在存在主義看來，因為沒有上帝，我們所處的隨機進化而來的宇宙，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我們（所有人類）都不過是來自塵土（遠古的星塵），又回到塵土；宇宙和人生並沒有終極的目的和意義；如果有所謂的意義，也需要我們自己努力去創造、去建構、去探索而來。

 

“在路上”與中產階段的美國夢

在這種思維下，後現代的西方人，特別是年輕人，最崇尚的是率性、真誠、特立獨行、我行我素、追求自我命運的主體性，追求個體的自主和自由。在這部電影裡，這種精神表現在遊民們常愛說的“我們路上見”這句話上（具有嬉皮精神的美國“垮掉的一代”最有名的作家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代表作小說就叫《在路上》）。

對於追尋心靈自由的遊民來說，上路的關鍵不是目的地在哪裡，而是走在路上；旅程本身就是全部的意義，追尋的過程本身就是終極的意義；懷疑、提問、探索、尋找和征服本身就是“在路上”的目的。

因此，在現代遊子看來，一個人如果相信自己已經抵達終點，或者覺得自己已經找到了終極的意義，是迷信和可笑的。自由遊民不可能在看似平靜安穩的“正常”生活中，找到精神的歸宿。

電影特別對這樣的“正常”中產階級的生活有一些描繪。比如和Fern彼此有好感的Dave（大衛）回去以後，跟成年兒子一起住的情形；以及Fern的妹妹Dolly（多莉）的家庭生活。這是那些在外人看來已經實現了“美國夢”的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是大多數移民美國的華人一代和二代的生活方式），他們有房、有車、有吃、有喝、有婚姻、有孩子，看起來日子過得遠比房車遊民好。

但是在表面的優裕和家庭的溫馨、寧靜、舒適之下，這些看上去已經成功的人，內心並不幸福。在自由遊民和電影編導的心目中，他們只不過是已經被資本主義的機器“收編”和“馴服”，對理想已經麻木罷了。

這也許真實反映了作為中產階級的現代美國人的一種困境。他們生活條件可能相當優裕，但生命卻缺乏目標和意義。他們是物質豐富，心靈貧窮。——這也是當代人普遍的問題，就像在我們的社交網絡上充斥著各種心靈雞湯、“人生指南”課程和“生命教練”，但大家都好像是心照不宣，避諱談論終極真理、終極價值、永恒和靈魂。

表現在許多基督徒的身上，他們一面自詡我們擁有真理，知道人生為何而活，但內心深處，也是把這世界當成家，汲汲營營地追求世界所推崇的價值：安穩的家庭、物質上的豐富、教育的成功、工作的晉升、自我價值的實現……這樣的人，其實也跳脫不出中產階級的世界觀。

 

是客旅而非流浪者

基督教作家葛尼斯（Os Guinness）在《漫長的人生歸途》（吳品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一書中說：傳統社會因過去種種的包袱逐漸停滯雕零，現代人受惑於未來的誘惑，導致無休止的渴求與不安……在慶賀可以自由探索、以及結局是開放思考的同時，我們壓下許多問題——迷失方向、失去船舵、遺失地圖，以及最最重要的，丟掉了自己的家……

但是按照基督教信仰，我們的人生既不是漫無目的的漂泊流浪之旅，也不是已經實現自我、可以養尊處優的停泊。我們仍然身處旅程之中，我們是真正的客旅，旅途中伴隨著可能有的代價、風險和危機。如葛尼斯所說，“我們永遠無法在此生抵達終點，但我們明白自己如何失去遠處的家鄉，並且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正要返回的家，知道有人在那兒等著我們，更認識沿路伴隨著我們的那一位。”

遊牧者認為，追尋本身即是報償，而基督徒相信，旅程只有在有一個確定的目的地時，才有意義；遊牧者覺得，帶著盼望上路比抵達終點更好，而基督徒認定，只有踏在返鄉的路上，帶著盼望上路才有可能。因此，基督徒是客旅，而非流浪者。他們還未到達，但他們找到了那條路。因為認識那位引路的，因為相信那位自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

同時，基督徒並不因為信仰給的確據，而淡化甚至否認人生的變遷不定和苦難。他們明白，雖然悔改信主、罪蒙上帝赦免可能是瞬間即成，但新的生命成長、越來越像基督，卻是一生之久的天路歷程。天路客的生命旅程中，充滿糾結、困惑、懷疑、挫敗和痛苦。

如何承擔這旅程中的一切重擔？在這真實的人生歸途中，基督徒立命安生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虛無、易變的任何受造之物上，而是仰望上帝，眺望那屬天的歸宿。就如《希伯來書》11：13-16所說：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所以，用奧古斯丁的話來說，基督徒都是“操著各種語言的客旅群體”；借用約翰·班楊的隱喻，他們都是“天路歷程”中的遊子；也正如克爾凱戈爾所說：“重要的是了解我自己，明白上帝真正要我去做的事；重要的是找到那個對我是真的真理，找到我可以為之生也為之死的信念”。

對於把世界當成自己的家的基督徒而言，他們需要從這世界出來，需要從那個所謂中產階級的夢中醒來，否則終將被資本主義的機器“收編”和“馴服”，迷失了真正的身份。

 

值得反思

電影中最感人的場景之一，是Fern跟遊民社區的“精神領袖”Bob Wells（威爾斯）的一次對話。Wells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網紅、勵志演講家（他也是電影中真人出演的人物之一）。他的兒子在幾年前自殺，他的人生陷入低潮。他後來創辦遊民社區，是因為他領悟到幫助和服務可能同樣在心中背負著傷痛的其他遊民，是記念他的兒子、也是他自我救贖的一種方式。

他在社區裡的角色，很像牧師在教會牧養的角色。他跟Fern聊天、開導她，安慰她說，我們可以帶著盼望上路，因為將來有一天，我會再見到我的兒子，你也會再見到你的丈夫。這是在這部電影中，為數很少的一個講到超越和永恒的盼望的地方。

作為一名基督徒，我特別感嘆，若沒有上帝賜予的超越的信、望、愛，在人間苦難和孤獨中遭受煎熬的人類心靈，是何等難以慰藉；而教會作為由天路客構成的信仰社區，對於幫助在現實生活中處於困境的人們，又是何等重要。

當然，Wells並不是基督徒，Fern和她的遊民朋友們，也不會去教會尋求幫助。電影開頭一段有一個細節，就是在聖誕節期間，走投無路的Fern也會哼唱《是何嬰孩》的聖誕歌曲，但當有社工建議她去附近的基督教會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食宿的救助點暫住的時候，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當然，這可能是現代人的一種驕傲自負，電影表現了這種精神。

但我們知道，在基督裡的信、望、愛才是這一群遊子們真正需要的。但為什麼沒有很多基督徒像Wells那樣，去幫助和服事像Fern那樣的遊民？教會為何不能服事到他們？這都值得基督教會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