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3.01.04
金振宇
英国政府的皇家纹章（英国）
2022年9月8日，传来举世震惊的消息——在位长达70年的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驾崩，享耆寿96岁。
作为英国，甚至是世界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之一，伊利莎白二世的个人信仰、行事风格、家庭关系、丧葬礼节，其继任者的好坏，甚至英国皇室的存废，无不被通盘检视。在诸多相关议题中，一个不时拿出的话题，就是君主立宪制的意义。不少人质疑：都什么年代了？君主立宪制还有必要吗？何必劳民伤财，硬要把有名无实的皇室留下来？
笔者认为，不管我们的立场如何，我们大概都会同意，世界上每个保留君主立宪的国家，一定有历史因素的考量。
因此，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时光隧道，回到中世纪的英国，看看当时英王约翰被迫签著的一份文件，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多么深远的影响、甚至为几百年后的君主立宪制度舖路——没错，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正是《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 Libertatum, The Great Charter of the Liberties，简称《大宪章》，注1）。
本文先介绍《大宪章》的历史背景，其签订的经过，以及教会在制订《大宪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后，在《大宪章的宗教意涵》，将进一步讨论《大宪章》的时代意义，以及神学价值。
历史背景
要了解《大宪章》的划时代意义，我们得从一件影响英国历史深远的事情讲起——1066年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
1066年1月，英王爱德华（Edward, r.1042–1066，又称宣信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去世，没有留下子嗣继位。具英国王室血统的诺曼第公爵威廉一世（William I，Duke of Normandy，又称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从诺曼第率军跨海，入侵英格兰全境，展开夺位战争。
10月，威廉一世在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中，击败主要对手哈罗德二世（Harold II）。两个月后的圣诞节，威廉在伦敦西敏寺教堂（Westminster Abbey），加冕为王。英格兰从此进入诺曼第王朝（House of Normandy）。
好景不常。强大而集权的诺曼第王朝，历经不过三代，前后仅四任君主。1135年，亨利一世（Henry I）去世，因无儿子继任，所以将王位传与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然而，亨利的外甥史蒂芬（Stephen）宣称，自己才是合法继承者。两方阵营进行了十几年的内战，对英格兰的经济与社会带来严重伤害。
1154年，内战结束，玛蒂尔达的儿子继位，称为亨利二世（Henry II,r.1154–1189）。虽然亨利二世仍具威廉一世的血统，但史学家一般都按亨利父亲杰弗雷五世（Geoffrey V）的绰号，将新王朝称为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
内战导致两方面的结果：（1）诺曼第王朝的终结。（2）贵族权力的扩张。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点。当时交战双方为了争取英伦贵族的支持，都不约而同地答应给予贵族与教会更大的自由与权利，埋下了日后皇室与贵族冲突的种子。
前因后果
1199年，亨利二世的小儿子约翰（John of England, r. 1199–1216），继承了哥哥理查一世（Richard I, r. 1189–1199，又称狮心王理查Richard of Lionheart）的位置，成为英王。在约翰的治下，皇室与贵族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首先，打从亨利一世开始，每任英王即位之初，都会宣告或重申赋予贵族与教会的特权，以换取菁英阶层的支持。约翰却打破这个惯例，不承认菁英阶层的权利。
其次，法国的诺曼第家族成为英格兰君主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诺曼第家族渐渐失去了对诺曼第地区的控制。
1204年，约翰的军队被法王菲力二世（Philip II of France, r. 1180–1223）击败，被迫退回英格兰。英王约翰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家族的“龙兴之地”。为了募集军饷，约翰在接下来十几年间，多次向贵族征收所谓的“兵役免除税”（scutage），引起贵族的极大反弹。税收的合法性，成为后来《大宪章》的主要议题。
第三，约翰又因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的人选，与罗马教廷杠上——120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Hubert Walter去世。约翰推荐John de Gray主教继任大主教。罗马教廷与英国教会，却坚持选立大主教之权在他们手中。双方僵持不下。
几经波折，罗马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r. 1198-1216），决定推举斯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注2）为下任主教人选，并于1207年正式按立兰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可想而知，英王约翰当然大力抵制教廷的决定。教宗一怒之下，向英格兰教会颁发禁止令（Interdict），即禁止英格兰所有教会举行圣餐、告解、婚礼、葬礼等大部份宗教仪式。唯二的例外，是婴儿洗礼与临终告解。
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欧洲，禁止令是教宗惩罚君王、瘫痪社会的最高手段。禁止令从1208年开始，前后共6年之久。1213年，约翰终于屈服，接受兰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经此一事，英王的威信进一步受到打击。
1214年，约翰向法国发动战争，欲从法王菲力二世手中夺回诺曼第。战事开始虽然顺利，但最终英军被击败，约翰被迫签订和约，赔偿法军损失。无功而返的约翰，回国后马上受到贵族的挑战。有意叛变的贵族甚至另立军事将领，并占领了包括伦敦在内的几个城市。内战一触即发。
1215年6月15日，约翰与贵族在兰尼米德（Runnymede）会面。经过兰顿及其他主教的居中斡旋，两方勉强达成共识。
英王约翰接受了贵族们提出、大主教兰顿修订的文件，称为《男爵条款》（Articles of Barons），内容主要有承诺教会自由、维护贵族权利，以及几项跟司法程序、个人权利有关的条文。《男爵条例》即是《大宪章》的前身。
约翰当然不甘就范。就在签署《男爵条款》的两个月后，约翰成功说服教宗英诺森三世，废除《男爵条款》。这样的结果使贵族哗然，引发了内战，史称“第一次男爵战争”（First Barons’War，1215–1217）。法军也趁机入侵英格兰。英军节节败退，约翰于隔年病逝。
继位的亨利三世（Henry III, r. 1216-1272），登位时才9岁。William Marshal担任摄政大臣，辅佐幼主。他们君臣为了平息叛乱，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硬的方面，在Marshal的指挥下，英王的军队不只平息了贵族的叛变，也击退法军的入侵；软的方面，亨利三世屡次允诺，信守《大宪章》的条文，承认贵族和教会的权利。
《大宪章》历经3次修订，直到1225年，才有最终版。1297年，亨利三世的儿子爱德华一世（Edward I,r.1272–1307），签署公文Confirmation of Charters，再次确认《大宪章》的地位。从此，《大宪章》成为英国宪政传统的重要部份。
教会角色
了解了《大宪章》的历史背景之后，有些读者可能纳闷：《大宪章》是政治冲突事件之下所形成的法律文件，无非是当时的教会在皇室与贵族互相倾轧的过程中，试图为自己争取最大政治利益而己。这又有什么信仰价值可言？
确实，中世纪的罗马教廷，更像是一个政治集团，而非宗教组织。教宗关心的，多半是教廷的权力如何在欧洲各国施展。然而，若把焦点放在英国教会而非罗马教廷身上，我们就不能说，英国教会对《大宪章》的支持都是出于政治动机。
专研中世纪英国史的Sophia Ambler指出，在英王与贵族的角力之中，坎特伯雷大主教兰顿，并没有为了自身利益而选边站。兰顿虽然认为，古来君王多行暴政，因此王权需要受到法律限制，但他从却不赞成贵族发动叛变、推翻约翰。他认为，面对不公不义的君王时，臣民可以消极抵抗，而非发动叛变。
特别是，当年幼的亨利三世继位，国家同时面对内乱与外敌时，兰顿毅然选择支持英王，以重建皇室的威信。兰顿保守、不偏激的立场，一方面确有前任大主教Hubert Walter的影子，但另一方面，也出于他多年研究圣经得出的政治神学洞见。
事实上，英国教会在通过、保存，还有普及《大宪章》上，都担负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1215年《男爵条款》之所以能够通过，相当大的功劳要归给大主教兰顿（注3）。兰顿的角色非常重要，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第五十五条中：如果将来王室与贵族出现纠纷，由兰顿担任仲裁者。另外，当时在场的27名代表，有超过三分之一是主教或教廷代表。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男爵条款》的序言中。
在保存和普及《大宪章》过程方面，英王约翰并不热衷于保存和传播《大宪章》，毕竟里面的条文是他在近乎被胁迫的情况下答应的，完全违反他的政治利益。英国教会则不一样。学者发现，当时许多《大宪章》的抄本，都是由主教辖下的文士所抄写，并保存在各教区教堂的档案室（注4）。
中世纪英国史学者尼古拉斯·文森特（Nicholas Vincent）说，在13世纪英国人民的眼里，不管从文本还是实物的角度来看，《大宪章》都是一份教会文件。他说：这发现提醒人们，自由、民主与法治等现代思想，是如何萌生于教会与国家的密切合作之中（注5）。
我将在下篇《大宪章的宗教意涵》中，继续介绍《大宪章》的内容，其对英国宪政传统的意义，并探索这份重要文件背后所体现的基督教价值。
作者为美国圣路易协同神学院（Concordia Seminary）历史神学博士，现为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
注：
1.要澄清的是，《大宪章》对英国近代君主立宪体制的影响，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大宪章》背后所体现的“将君王置于法律之下”的精神，的确是君主立宪制的重要基石。
2. 兰顿是著名的圣经学者。圣经抄本原来是没有分章节的，现代圣经的分章（Chapter）即是兰顿的杰作。至于分节（verse），则是到了15-16世纪，才有人完成。
3. 过去学者们一直认为，兰顿是《男爵条款》的起草人，但近年来此观点已被推翻。然而，就算兰顿并非《男爵条款》的主要作者，他在条款定稿的过程中一定深切参与了。参Thomas Andrew, The Church and the Charter: Christianity and the forgotten roots of the Magna Carta (London: Theos, 2015), 26-27.
4. Andrew, The Church and the Charter,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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