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5.03.24

古墨

在今年3月2日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粗獷派建築師》以10項提名最終斬獲（包括最佳男主角）3項大獎。其中阿德裡安·布羅迪憑藉片中匈牙利猶太建築師拉斯洛·托特拉斯洛一角，再次榮膺最佳男主角獎，這是他繼29歲時以《鋼琴家》成為奧斯卡史上最年輕的影帝後，又一次演技實力的巔峰表現。

拉斯洛一家的破碎

215分鐘的長片，通過“抵達之謎”“美的核心力量”和“尾聲”3個篇章，講述了匈牙利猶太建築師拉斯洛·托特二戰後移民美國，懷揣建築理想，卻屢遭資本與權力桎梏的故事。

電影中，拉斯洛一家承載著戰爭帶來的深重創傷，他們的身體與精神皆支離破碎。災難過後，需重建的不只是建築，還有廢墟上的生命。影片一開始，拉斯洛穿行在昏暗的船艙內，混亂的人群、嘈雜的環境、微弱的光線——這一場景既象徵他從黑暗走向希望的歷程，也隱喻了他即將在異國求生的艱辛。

拉斯洛一通過海關，他的美國初體驗就是嫖娼。這一幕令人不安但很重要，為他後續所受的交易化與非人化待遇奠定基調。

拉斯洛的妻子伊莉莎白曾是才華橫溢的牛津才女，戰亂使她與丈夫分離，經歷集中營的歲月後，營養不良導致她骨骼脆弱，最終她不得不依賴輪椅。當她終於抵達美國，與拉斯洛在火車站重逢時，坐在輪椅上的她已然失去了昔日的風采，夜深人靜時，她因病痛無法入眠，止痛藥成了唯一的依靠，她常因疼痛而忍不住呻吟：“太痛了，我受不了了。”

同樣，拉斯洛也陷於無法正視過去的創傷的痛苦中，各種放縱成為他逃避現實的唯一方式。他沉溺於大麻、地下色情影院與爵士俱樂部之中，經歷了太多苦難的他，甚至對妻子產生疏離，他不知該如何去愛她，甚至懷疑自己是否還能愛她。儘管如此，伊莉莎白依舊以寬恕與安慰回應他，兩人之間破碎的情感仍有一絲餘溫。

他們年輕的侄女佐菲亞因戰爭受到嚴重的精神創傷，變得沉默不語。她雖未染上毒癮，卻無道出心靈的恐懼。在哈裡森家的一次聚會中，她穿著泳衣坐在池畔，哈裡森的兒子哈利·李帶著醉意與她攀談，畫面一轉，她已經穿回衣服，鏡頭特寫她整理衣服的細節，似乎隱晦地暗示，她可能遭到了非禮。這個未曾明說的細節，更加凸顯了拉斯洛一家所承受的苦難，戰爭的傷痕未愈，異國他鄉的侵害又無聲地延續。

哈裡森一家的剝削

電影中的哈裡森·範伯倫是個暴躁易怒的百萬富翁。起初，因不滿拉斯洛的設計風格，而對其充滿敵意，然而，當他在著名雜誌上亮相因拉斯洛的設計受到稱讚後，他開始重新看待這位粗獷派建築師（註：粗獷派建築是一種在20世紀50年代英國興起的建築風格，常見於戰後重建專案中，其特點在於極簡主義的構造，突出裸露的建築材料和結構元素，使建築內部的空間與外部的自然環境產生對話，參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utalist_architecture 。）

當他得知拉斯洛曾是歐洲名匠、卻在美國未被重用時，便意識到可以利用這個才華橫溢的移民為自己謀利。於是，他提出讓拉斯洛在自己的土地上設計一座巨大的社區中心——一個融合劇場、體育館、圖書館和教堂的多功能空間，聲稱此舉將造福社區。哈裡森承諾給予豐厚的報酬，他還為拉斯洛提供住所，並幫助他辦理法律手續，使伊莉莎白和佐菲亞得以來到美國。表面上看，這看似是拉斯洛實現“美國夢”的契機，實則處處暗藏無形的枷鎖。

正如影片中那句貫穿始終的歌德語錄：“最無可救藥的是那些淪為了奴隸卻錯誤地認為他們還自由的人。”拉斯洛並未真正獲得自由，只是換了一個牢籠。哈裡森對他的“恩惠”，本質上建立在權力的控制之上：隨著拉斯洛的才華為他帶來利益，他不斷對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一旦拉斯洛稍有反抗，哈裡森便毫不猶豫地展示起壓迫者的本色。

最終，哈裡森在威尼斯大理石採石場的地下深處，對拉斯洛實施性侵，這不僅是權力的狂妄宣示，更是一場極端的羞辱，使拉斯洛的尊嚴被殘忍地剝奪，如同納粹集中營中對猶太人的非人化對待。

伊莉莎白最終站了出來，勇敢地面對哈裡森，譴責其邪惡與不人道。這是她唯一一次“站起來”的時刻，儘管身體孱弱，但她依然試圖為丈夫爭取被剝奪的尊嚴。然而，她的呐喊並不能改變現實，拉斯洛依舊在這場資本與權力的遊戲中被無情地碾壓。

歡迎異鄉人

這是一部聚焦移民問題的影片，導演布萊迪·寇貝特以階級與權力的視角，揭示了移民在異國他鄉遭遇的不公命運。影片中有一場景，剛剛抵美的伊莉莎白與哈裡森一家同席。哈裡森起初對她流利的英語感到驚訝，得知她畢業於牛津後，便語帶調侃地評價其丈夫拉斯洛的英文口音“糟得像街邊擦鞋童”。

隨後，他故意丟下一枚硬幣，逼拉斯洛彎腰撿起，並當眾貶低對方。這不僅是一次羞辱，更像是一種權力儀式，借著看似玩笑的舉動，哈裡森宣示著他在這段關係中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哈裡森的行為折射出美國社會長期以來對移民的態度。

值得關注的是，《粗獷派建築師》雖展現了哈裡森對移民的剝削，但也有一絲亮光，影片中呈現了教會對移民的慷慨、關懷與接納。教會向有需要的人分發食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次拉斯洛在排隊領取食物時，結識了黑人移民戈登和他的兒子。這段偶然的相遇，為二人開啟了一段跨越種族與文化的真摯友誼。而教會的行為也是對聖經中關於待客之道的回應。

在舊約中，“外邦人”“寄居者”等詞屢次出現，上帝不斷提醒其子民善待身邊的“移民”；而新約中，耶穌以“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告誡人們，真正的鄰舍觀應超越種族、語言和文化的界限，去關懷那些處於弱勢和困境中的人。

正如馬太·索倫斯與珍妮·楊合著的《歡迎異鄉人》中所述，美國除了原住民外，大部分人都有移民歷史。“移民模式不僅正在改變美國的社會、人口和經濟現實，而且移民也在塑造美國乃至全球基督教的面貌。人口流動具有精神層面的意義，上帝常借移民相關的破碎與苦難，讓人們更深刻地理解祂的仁慈與恩典。當我們歡迎、關愛並為移民鄰居發聲時，就有機會向那些尚未認識耶穌的人介紹耶穌，並與他建立關係。”（註1）

仰望真正的光

影片尾聲，侄女佐菲亞在美國看不到希望後，她與男友回到了她心中的應許之地——以色列。多年之後，年邁體弱的拉斯洛在首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上受到表彰。在開幕慶典上，佐菲亞為年邁的叔叔致辭，從電影一開始的少言寡語到侃侃而談，顯示她已走出傷痛陰的影，佐菲亞提到，他的叔叔與阿姨在二戰中被分隔於不同的集中營，長久分離，而叔叔建造的社區中心重構了集中營那幽閉恐怖的牢房，幾乎完整還原了曾經的囚室尺寸，唯有當訪客抬頭時，20米高的玻璃屋頂映入眼簾，喚起人們對自由與個體覺醒的期待。

關於拉斯洛的這一設計，伊莉莎白曾疑惑地問道：“為什麼社區中心的房間如此狹小，而天花板卻如此高？”拉斯洛回答：“因為在室內，你必須向上看。” 這句話點出了粗獷派建築的理念——借自然之力賦予空間情感，而光線則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設計社區中心的教堂時，拉斯洛設想正午的日光照進教堂，形成短暫的十字光影。雖然光影終將消逝，但新的一天到來，人便能重新燃起希望。這座教堂的設計讓人聯想到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對信徒而言，那道透過建築灑下的自然光，正是一種隱喻，指向那真正的光——耶穌基督。

正是依靠那看不見的光，許多人度過了生命的至暗時刻。比如，《密室》作者彭柯麗（Corrie ten Boom）的生命經歷，讓我百讀不厭。彭柯麗出生於荷蘭的一個虔誠信仰的家庭，因冒險幫助隱藏猶太人而遭遇納粹迫害。1944 年2月28 日，一位知曉他們藏匿猶太人的荷蘭同胞出賣了他們，彭柯麗全家被帶到了哈勒姆警察局。從那裡他們開始了一段可怕的旅程。

他們被轉移到一間監獄，父親被關押十天後就去世了。柯麗和姐姐貝西最終被送到了德國臭名昭著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柯麗稱那裡是“人類所能製造出的最可怕的地獄”。在集中營裡，姐妹倆抓住一切機會向女囚犯們講述上帝的愛。她們設法把一本《聖經》帶進了集中營，並且每天學習。

後來貝西病倒了，但她的信仰卻和她虛弱的身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姐姐對她說：“柯麗，新年到來時，我們倆都會重獲自由。上帝給了我一個異象。我們必須周遊世界，向所有願意傾聽的人，講述我們在這裡發現的真理，那就是無論深淵有多深，上帝的愛會更深。”

新年到來時，她們倆確實都重獲了自由。貝西去世，升入天堂；柯麗因“人為的文書錯誤和上帝的神跡”從拉文斯布呂克獲釋，回到了荷蘭。從那裡，她開始了長達33年、足跡遍及64個國家的宣教之旅。（註2）一個本該被仇恨與苦毒捆綁終生的人，卻因為對基督的信仰，得到了自由與釋放的一生。

當人類墮入黑暗的深淵時，人們渴望光，正如拉斯洛所經歷的一樣，“必須向上看”，而彭柯麗的經歷無不印證：唯有抬頭仰望不可見的光，我們的生命才能得以被救贖，這真光，除去我們的懼怕，使我們得自由。

1. Soerens, Matthew, and Jenny Yang. Welcoming the Stranger: Justice, Compassion & Truth in the Immigration Debate. IVP, 2009.96.

2. Moore, Pamela Rosewell. The Five Silent Years of Corrie Ten Boom. Zondervan, 1986, pp. 8-9.

作者是大陸傳道人，畢業於音樂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