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璩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6期

上帝永遠站在我這一邊！

        今年4月是美國林肯總統被刺 一百三十七週年的紀念（1865年4月14日）。林肯總統所處的，是一個缺乏領導的膽識、沒有完整的道德（moral integrity）的時代。可以說，他靠著對人類尊嚴與平等的堅強信念，和他從信仰上帝而來的裡外一致的道德勇氣，加上他高瞻遠矚的領導魄力，隻手把美國從分裂和良心破產的邊緣挽回。

        在1865年3月4日，林肯發表了第二次就職演說，這是他生平最重要的演說之一（該演說與葛低斯堡（Gettysburg）演說同展于華府的林肯紀念堂）。當時戰爭即將結束，距他受刺僅四十天，正好像是他的臨終告白。

        在演說中，他沒有一絲勝利者的得意，也沒有宣稱“公理”終於戰勝了“邪惡”。相反地，他承認自己也可能犯錯，他把自己包括在那些“急功近利、貪圖眼前的勝利，卻忽略了解決根本問題”的人中間。

        他提到南北雙方都向同一位上帝禱告，雙方都要求上帝嚴厲地制裁對方，他引用聖經的話來責備這種心態的荒謬。他那種謙和虛己的態度，讓那些成天價吶喊“上帝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人汗顏。

        他呼籲國人思考一些嚴肅的問題，共同為一代的美國劃下歷史性的定義。他告誡國人，由於奴隸制度帶來傷害，上帝才容許這個可怕的戰爭發生。他結語中說：“沒有 怨恨，只有同情的愛，和對是非的執著。當上帝將是非顯明時，讓我們努力完成祂的託付。”他的話雖然低調，卻沒有溫情主義的怯弱，乃是反映出他內在的堅強。

        是的，美國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但是，政教分離並不等于把個人自信仰而來的信念和世界觀，踢出政治圈外。同樣地，整天把上帝掛在嘴上的人也不等于就是站在上帝的一邊。

        這位絲毫沒有“自義情結”的傲僈，也沒有“正義化身”的偏見的林肯總統，在我們如今面對回教世界的困境中，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伊斯蘭教是仇恨的根源嗎？

        伊斯蘭教是否與西方文明有著基本的衝突？它是否仇視異己？許多人都在討論這個問題。“9-11”事件之後，這個問題就更加尖銳了。

        一派人（包括布希總統）認為，伊斯蘭教是愛好和平的，與現代文明並沒有基本的衝突。賓拉登的恐怖活動，是扭曲了伊斯蘭的信仰，連伊朗的報紙都公開指責這種殘 暴的行為。可蘭經的“聖戰”其實是指著個人靈性的掙扎，而不是武力的鬥爭。賓拉登之于伊斯蘭教，就好比麥克維（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爆炸主兇）之于基督教一 樣，是不能等量齊觀的。

        另一派人則認為，伊斯蘭教是排斥現代化的。特別是原教旨運動的教徒，他們呼籲回歸到純正的伊斯蘭信仰。他們認為現 代化（西化）腐化了伊斯蘭社會，他們把社會一切的病態都歸咎于西化，因此要消滅代表西方的一切。原教旨運動是伊斯蘭教中發展最快，也最活躍的一支。他們在 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所成立的回教學校，是傳佈仇恨西方的溫床。

        其實，從歷史記錄來看，早在十字軍東征數百年之前，伊斯蘭教就有迫害、殺戮拒絕歸附者的做法。就是先知穆罕默德本人，雖然他起初對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表示友善，但是他也有砍掉數百個反對他的猶太人的頭的記錄。

        但是，我們也不能就此歸納說，伊斯蘭教是散佈仇恨的。否則，反對基督教的人也可以在舊約聖經裡，或是在歷史中尋找到殘暴事件，並歸納為基督教是散佈仇恨的。 在歷代的教會裡（包括今天的宗教右派），我們都可以找到一批心胸狹窄、分門別類、自以為義的信徒。他們的教義可能非常正統，但是他們對異己的壓制，無論是 出於“傲慢與偏見”，或是為了爭奪利益，都為人類帶來了許多悲劇。基督教如此，伊斯蘭教也如此。

        伊斯蘭教派別複雜，原教旨運動號稱是回歸 正統，其實反而帶來災害。墮落後的人類，總是利用宗教來為自己傲僈的行為辯護，並且以自己的偏見來詮釋教義。如何洗脫散佈仇恨的嫌疑，這可能是伊斯蘭教本 身在廿一世紀所應解決的最大問題。回教國家亦當自省，為什麼殖民主義在回教國家帶來的後遺症遠超過其它地區？自身為什麼常常是最少蒙受現代化利益的族群？

        基督教的改教運動與理性主義的互動，刺激了啟蒙運動的興起，構成了現代化的理念基礎，這是今天的伊斯蘭原教旨運動所缺乏的。至於伊斯蘭能否在教義中找到新的立足點，產生像當年馬丁路德一樣的改教者，這是我們無法斷言的。

那麼，什麼是基督徒對待恐怖暴力的正當反應呢？

        對少數回教徒所表現的極端行為，我們最常看見的是美國人的兩極反應。一種是自義情結。在報仇的前提下，一切的行為都成為合理，這是非常可怕的。第二種表現是懦弱的同情心。在“愛仇敵”的前提下，空講饒恕、和平，但卻忘記了正義和公理，更無法向死難者和家屬交代。

       我認為一個更為合理的反應，是林肯總統的榜樣：一方面與邪惡的行為抗爭，一方面哀矜勿喜，除去以往政治利益掛帥的態度，謙卑謹慎地幫助回教國家走上開放、民 主和自由的軌道。是的，許多的罪惡都藉著自由和民主的美名在散佈，但是墮落的人類還是只能在一個開放、容許異己的社會中，才能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我們為布希總統“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的論調感到擔憂。如果美國不顧國際輿論，強加意願于它國之上，如果美國在國際政治上沒有站在道德的高峰，且仍然擺出一副公理代言人的姿態（骨子 裡卻還是大國沙文主義的老調），它就沒有真正認識到“9-11”的嚴重性，類似“9-11”的痛苦就可能無限期地延續下去。

       “9-11” 事件之後，當初美國受到全世界的同情。布希總統對恐怖組織的宣戰，站住了道德的高峰，顯出了堅強的領導力、給予了國人清晰的方向感。這是重新建立國際形像 的最好時機。我們但願林肯總統的警言：不要“急功近利、貪圖眼前的勝利，卻忽略了解決根本問題”，能夠在今後指引美國領導者的方向。

巴勒斯坦的悲劇

        經過了“9-11”的恐怖之後，第二件最讓我震驚的是：二月初，一位二十八歲、充滿活力的巴勒斯坦護士，竟然在以色列街頭引爆自殺炸彈，炸死了一位以色列 人，炸傷了一百五十位。國家廣播公司展示了這位女士的錄像帶，我們看到的是一位活潑開朗、年輕漂亮的婦女。這不是我們心目中典型的恐怖分子，這代表的是一 個絕望的民族最後的掙扎！

        到執筆時為止（2月21日），從2000年9月以來，十七個月的暴亂裡，巴勒斯坦至少死了九百八十七人，以色列至少死了二百八十一人！這是民間自發的恐怖行動與國家組織的恐怖行動，兩者間交織升級的悲慘後果，也是人類“文明”歷史上的一大悲劇。

        我們究竟當怎樣看待這些非理性的循環殺戮，並解決這些人類的悲劇呢？明顯地，夏隆和阿拉法特不是解決問題的人。

        在美國通常聽到的支持以色列的理由是：

        a) 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是美國最忠實的伙伴。

        b) 以色列是維護美國石油利益、地緣政治的一個棋子。

        c) 猶太民族是上帝的選民，我們應當保護聖經的預言，給予其生存的空間。

        d) 阿拉伯人袒護恐怖份子。

        e) 美國猶太勢力和猶太遊說團的強大。

        而且，“9-11”事件以後，許多人為巴勒斯坦兒童的歡慶而忿怒。“奧斯陸和平協議”到了2000年破產，許多人也為阿拉法特不肯簽署克林頓總統所支持的和平協議而忿怒，他們認為阿拉法特沒有誠意達成協議。

        阿拉法特可能的確沒有誠意達成協議，但是許多美國人並不了解巴勒斯坦人所處的困境。雖然還有少數阿拉伯極端份子，仍想將猶太人趕出巴勒斯坦，但絕大多數的巴勒斯坦人都接納以色列國的存在。以色列國的生存權並不是問題所在。

        真正的問題是猶太屯墾區。這些在約但河西岸和加薩走廊大量興建的屯墾區，都是1967年戰後的侵奪地，是不合法的。區內的猶太人，擁有的是歐美水準的高級享 受，一流的現代化設備；區外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擁有的是貧困和難民營。許多住在屯墾區裡的，是新近從紐約或其它地區搬來的猶太人。他們開著流行的車 子，向在該地居住了數十代的巴勒斯坦人吼叫：“滾開，這是上帝給我的應許之地。”

        為了擴展和保護這些在以色列領土以外的屯墾區，以色列沒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士兵用開路機鏟平了他們的住宅，砍伐樹木。不但如此，以色列還控制所有進出屯墾區和通往以色列國境的通路。從表面上看，以色列容許巴 勒斯坦建國。事實上，以色列所控制的好像是瑞士乳酪，巴勒斯坦所擁有的，不過是乳酪中的空洞。以色列控制了所有的主要通道，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自由往來。相 對地，巴勒斯坦人不能隨便行動。尤其是車子，從任何一個地點去另一個地點，都要通過許多以色列設的路卡，接受檢查。常常有巴勒斯坦的孕婦，因為要通過重重 關卡，趕不到醫院而在路上生產。

        這樣的一個“巴勒斯坦國”，不但其國民不能自由往來，更好像是二等公民，處處受到限制和干預，其情況可以說比當年南非的種族隔離還可憐。這就是為什麼在2000年時，阿拉法特不能簽字的原因。

        但是以暴力和恐怖對付無辜的平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能容忍的，不論是以宗教為本的自殺炸彈，還是以優勢軍力為恃的殺戮無辜。人們總以為這是種族間和宗 教間的矛盾，人們怪罪宗教，帶來仇恨。但往深層看，它是人類墮落的結果，是人類私心的表現。當對抗的雙方都認為自己代表正義，是受害者，不斷地以牙還牙 時，那不過是傲慢與偏見的又一表現罷了。因為傲慢，沒有一方願意承認自己可能有錯；因為偏見，凡不是我族類的都可誅（至少是不配受到公平待遇的）。宗教， 不過是人們用來顯明自己有理的護身符罷了。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能幫助解決“以巴死結”的國家。可是作為以色列的保護國，美國國內的政治現 實，不太容許政客們用林肯的態度來解決爭端。美國的雙重標準對解決問題固然毫無幫助，自從以色列前總理拉賓于1995年被刺以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也都缺 乏有魄力、有遠見的領袖，這是很難突破困局的主因。這是人類自掘的墳墓，請不要歸罪于上帝！

       可貴的是，還是有一批“社會的良心”（註 1）。他們一方面指責暴力，一方面用非暴力的手段向以色列政府抗爭。當以色列士兵要鏟除巴勒斯坦的居住區時，他們就用和平靜坐示威的方式來阻攔。這些人勇 敢地站在強勢的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宗教極端份子之間，要求雙方冷靜地解決爭端。我認為，這種非暴力的抗爭才是更有力、更能受到國際同情和支持的方式。 這其中有許多是巴勒斯坦的福音派基督徒，也有猶太的拉比，以及天主教徒。他們的努力，可能是黑暗中唯一的曙光。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來》12:2）。

        巴勒斯坦這塊土地是當年亞伯拉罕所蒙的應許之地。它是耶穌基督在世時足跡踏遍的地方，它也是傳言中穆罕默德的升天之處（耶路撒冷的Dome of the Rock，也是Al-Aqsa回教寺）。人類最殘酷和非理性的表現，竟然發生在所有的當事者都認為是聖地的地方，這或許是對人類文明最大的諷刺吧。

        現今，這塊土地的情形，與當年耶穌基督在世時的情景也非常相像（註2），都是充滿了仇恨與衝突。而當年的耶穌是一位年輕的拉比，充滿理想，對時代不滿，到處 向被統治的人傳講天國的福音。他幾乎是獨排眾議，傳揚非暴力抵抗的信息。他告訴我們，人們必須彼此原諒才能和平相處，也才能有實現公理的可能。他當年所傳 講悔改和寬恕的信息，到今天還是一樣的適用，也一樣的“極端”。

        當年造成爭端的因素也與今天相似，不同的只是技術的進步。當年充滿了經濟 的不平等，要求自治，存在著許多極端的宗教狂熱份子，恐怖行為，末世論，和不斷的冤冤相報。甚至連“全球化”的情況也都相似：兩千年前，它整塊土地都受到 羅馬帝國的統治，清一色的羅馬式建築，羅馬稅制，羅馬軍團，和分封的王。今天，美國代替了羅馬。美國的軍力、經濟力、甚至世俗文化都深深影響著此地的生活。受苦的，仍然是這塊土地上的人。

        因為人類的敗壞，兩千年之後，我們還是無法得到地上的和平。我們只能承認，純粹政治角度的方案，絕對不可能解決問題。但願所有的當事者，都能放下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放下歷史的包袱，仔細地反思耶穌基督的信息。但願他們都到上帝的面前悔改，為了子孫，和好地相處。

        這，究竟是可能的嗎？今天的林肯又在哪裡呢？

註：
1. 包括Christian Peacemaker Team (CPT), Israeli Committee Against House Demolitions, Rabbis for Human Rights, Sabeel Ecumenical Liberation Theological Center, Palestini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Non-violence, World Vision Palestine, etc. 請到http://www.sojo.net/ 的網站閱讀詳情。
2. 本段論點參考”The Body and Blood, the Holy Land’s Christians at the Turn of a New Millennium (A Reporter’s Journey),” by Charles M. Sennott, Public Affair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