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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犁 本文原刊於《舉目》25期 2006年四川特別熱，8月初仍是驕陽似火。我和幾個弟兄姊妹，踏上了去九寨溝勿角縣方舟殘疾孤兒院的征程。從早上7點坐火車、汽車，到晚上8點，終於到了。 孤兒院坐落在群山環繞的山溝裡，一條清澈的小溪蜿蜒地從山谷中穿過。我們的車在公路邊停下，劉院長及他的院工們在門口笑盈盈地迎接我們。 孩子們聽見我們來了，也一窩蜂地出來，“叔叔好！阿姨好！婆婆好！”非常有禮貌。 安排好住處，就到了用晚餐的時間了。我們來到廚房和食堂連在一起的大土房，黑黑的，裡面安了4張小圓桌。平常孩子們也在這裡用餐。一邊吃晚飯，劉院長一邊與我們聊，一直到深夜12點多。 這個藏區殘疾孤兒院，是劉院長及他的同學，傾盡畢生的積蓄，通過國家民政局正式批准、辦起來的。有21個孩子，大多是民政局推薦而來（以往藏區的孤兒、沒人要的殘疾兒童，都送去廟裡）。 這裡有十幾個孩子，有的駝背，有的腦殘疾智障，有的先天性心臟殘損……這些孩子剛來時，不僅身殘，心更殘，或者不肯講話，或者脾氣暴躁，亂吼亂罵人，還打人、咬人。經過劉院長及院工們一對一的撫育、教導，又教他們良好的衛生習慣，孩子們從心靈到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變。 現在孩子們很乖，每天早晨7點起床，在操場上跑步、做操，然後端著自己的小臉盆，一排排放在階沿上，等老師盛上水後，自己洗嗽。每餐飯前，他們要唱謝飯歌， 禱告，飯後自己洗碗。哪怕是不能站立的孩子，也自己洗碗，如有一個小女孩，走路時要用一隻手，把一個凳移到前面，屁股再坐過去，手又把凳往前移，也自己洗 碗。 孩子們黑紅的臉蛋上閃著光，常常發出開心爽朗的笑聲。在這充滿愛的大家庭裡，一點也看不出他們是孤兒。劉院長與孩子們就像爺孫一樣，有什麼急事，孩子們就抱著他的大腿，“爺爺、爺爺”地叫個不停。 我們來的第二天早上，孩子們還為我們表演了許多節目。除了跳藏族舞、唱藏族歌外，孩子們還會唱許多讚美詩歌，邊唱邊跳。我被這場面感動，也教他們跳了“哈利路亞讚美主”。孩子們學得很快。 雖然，這裡的房子是危房（我們住的二樓，牆面就有很大的裂縫），但孩子們在主愛的包圍中，生活得很快樂。他們知道神愛他們，是主耶穌救了他們。 創辦這所孤兒院的劉院長，是已快70歲的老人了。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決心和信心？原來，他出身在基督徒世家，有著神奇的經歷： 1957 年，他父親被打成右派，又因是專職神職人員，於是被加上“反革命”的帽子，丟進監獄。媽媽帶著5個孩子揭不開鍋時，他卻因為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被分配西 藏工作，以藏語學習第一名、業務考試第一名、棋類比賽第一名的成績，被政府選撥在達賴身邊當醫生，工資為150元錢（超過任何一個同班同學）。這樣，他就 有足夠的錢寄回家，供養母親和弟弟。劉弟兄笑著對我們說：“你看，神的供應真奇妙！” 多年的藏區生活，使他對藏族的語言、風俗習慣、信仰極其瞭解。退休後，他總想在藏區，為主作點事。經過多方考察，他選中了九寨溝勿角縣開辦孤兒院。他敬虔地禱告，願神開道路。神也奇妙地賜給他智慧，一步步帶領他。 孤兒院的院址，原是勿角縣政府所在地，先是租了一邊房子讓他辦，條件極差，下雨時，被子會被打濕。當時，有藏民問：“你是真辦，還是假辦？這可不是賺錢的事。”但靠著信仰，他堅持下來了。 縣政府也親見他實實在在地為藏區孤兒做好事，先是不收他租金，後來縣政府搬往新址去了，就把整個院都給他。劉弟兄常說：“不是我行，是神要在這裡行大事。” 這裡已來過好多國際友人參觀。當地政府也很支持他，準備讓他在九寨溝附近選地建新院址。劉弟兄說：“好是好，要資金啊！”但是馬上又說：“禱告吧，神會供應。”是的，隨著孩子們慢慢長大，要讀書、要吃穿，費用還會增大。但是，面對這一切，劉弟兄仍是樂呵呵的。 離參觀勿角方舟殘疾孤兒院已經半年多了，我還是常常想起可愛的孩子們。去年的四川東部，遇上百年不遇的乾旱，許多土地乾裂，糧食顆粒無收。而那充滿活力，睿智、聰慧的劉弟兄，卻像一棵樹，栽在溪水邊，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作者來自四川成都，原在市貿易局工作，現已退休。熱愛文學、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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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民、仁念 1981年6月，新英格蘭骨科學會在波士頓召開學術會議。一位兩 鬢蒼白的中國女士，應邀在大會以及當地一些著名醫學機構，介紹她對骨巨細胞瘤所做的電子顯微鏡病理研究，引起聽眾們的濃厚興趣，他們為她的一口流利英語所 折服，更驚喜文革後的中國，竟有人在做這樣的研究。這位女士就是凌勵立醫生。 凌醫生是《海外校園》的老作者，在《海外校園》上發表過多篇見証。最近我們讀了她寫的《恩典歲月》一書，深受感動。她以自己的一生見証神的恩典，讓我們愈讀生命愈得建造。 智慧種子 1920年，凌勵立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她11歲就接受浸禮，用壓歲錢買了聖經。身為傳道人的嬸嬸，特地在扉頁為她寫上這樣的金句：“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9：10）她的心靈深處，便如此種下了智慧種子。 她在上海美國浸信會辦的崇德女中讀書期間，跟母親住在租來的房子裡。家裡將大的房間轉租給了別人，自家就在浴室的大浴缸上擱一塊木板當床。晚上她就在這樣的環境裡，由母親幫她狠補英語。 後來她進入美國聖公會辦的聖瑪利亞女中，課程除中文之外全用英語講授。畢業時她榮獲全高中英文課程總分第一名金獎牌，還獲得了一筆可觀的獎學金。 中學畢業，凌勵立直升同屬聖公會的聖約翰大學醫學院深造，蒙校方豁免醫預科兩年學費的半數。耶和華為她預備好這一切，她無限感激，更加努力。中學時代她就經 常參加查經班、唱詩班和佈道會活動，進大學後更參加Redeemed Group（被救贖的一群）團契，跟許多靈命成熟的弟兄姊妹一起傳福音、做見証，以此為她真正屬靈的家。同時她的功課亦是年年全班第一。 抗日戰爭烽火中，她在難民醫院住讀，解剖課用的是難民的屍体，臨床實習也大都是難民的各種疾病。這樣的操練使她更覺得選對了人生道路。抗戰勝利那年她大學畢業，榮獲醫學博士，是應屆畢業生中唯一獲獎的學生。 走出校門，她先後在南京和無錫做婦產科醫生，後回母校任病理科講師，專門從事病理研究和教學工作。1952年院系調整，合併到上海第二醫學院病理解剖教研 組，她堅持利用臨床資料搞科研，以促進教學內容不斷更新，還用英文發表了許多論文。提升為副教授、副主任後，她埋頭研究骨關節疾病，但沒幾年便慘遭文革橫 禍。由於她的醫術精湛，新領導批判她的同時，又不得不使用她。 西郊公園的小象死了，軍宣隊領導竟點名要她去解剖弄清原因。人体病理解剖專 家突然做起獸醫來，真是有苦說不出。拿著小小的人体解剖刀，走進打開了的小象腹部，滿腔都是滑溜溜的腸子，時值夏季，腥味令人作嘔。她鼓足勇氣仔細地將需 要的臟腑割下來，帶回去做了病理切片，結果証明小象死於肺炎，並非領導所懷疑的飼養員蓄意毒害。 1986年凌醫生出席在福岡舉行的第三屆肩部外科國際會議，期間應邀訪問帝京大學。對方為考察她的水平，特地召開一次會議，請她上台“討論”一例疑難病症。她當即作出準確診斷，令在場的日本專家們贊嘆不已，校方立即授予客座教授。同年，凌醫生在國內亦獲升正教授。 名利傻子 在此之前，上海二醫曾為晉升高級職稱爭得人仰馬翻。凌醫生早該是晉升對象，沒想到她卻放棄升正教授的機會，決定去美國紐約關節病醫院進修兩年。許多人為她惋惜不已，可她只覺得“文化大革命”浪費了不少時間，現已花甲之年，當務之急應是抓緊時間充實自己，其它都不必在乎。 到了美國，她不顧自己已近退休年齡，患有高血壓、心臟病，以一年抵十年的拼搏精神，學習了許多在國內學不到的東西，掌握了骨腫瘤免疫組化研究方法。她重視收 集資料，裝了十幾個紙箱寄回上海。出國人員回國無不乘機帶回幾大件電器，她卻將省下來的錢買了全套骨腫瘤彩色圖譜，帶回國內與同事們合用，後全都贈送給他 們。她奉行的原則是：“我們給了別人，我們保存了。” 世人常為金錢而煩惱，凌醫生拋卻這煩惱，只求“不貧窮也不富足”（《箴》 30：8-9），滿足於神所賜給的。她和家人在中國的大多數日子，都是擠在兩間租來的房子裡。1986年上海二醫建造了新的職工宿舍，她家被評為“教授困 難戶”，可以分到新房子了，結果由於不知孝敬有關領導，分房泡了湯。等到再度落實政策時，分到一套相當大的舊洋房，但嚴重漏水。她仍滿心歡喜，自掏腰包加 以修繕。 1997年凌醫生夫婦移民加拿大後，準備回國將住房還給二醫。但親戚朋友全都反對，說他們在大陸工作了這麼多年，完全有權利買下 這套房子，以後即使自己不住，也可轉租或賣給別人。當下上海灘寸土如金，不這樣做就是大傻瓜。兩老一生辛勞並無多少積蓄，這也許是一次小小的發財的機 會…… 可是凌醫生認為，自己夫婦倆都是基督徒，理應根據聖經的話語來處理錢財，絕不可藉公房生不義之財。於是他倆斷然將已經住了多年的房屋上交。這一“傻子”行動震驚了許多人，也向人們展示了基督徒的金錢價值觀，榮耀了主名。 橡皮釘子 對基督的堅定信仰成了凌醫生的指路明燈。無論何時何地，她都公開承認自己的基督徒身分。許多人希望她改變信仰，甚至和她就信仰問題辯論不休，但誰也說服不了她，於是無可奈何，把她叫做“橡皮釘子”。 在建國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凌醫生坦然地將自己的宗教信仰“交底”（毫不隱瞞地說出），她堅信自己所信奉的是最有力量的真神，無需遮掩。文革期間，這些 檔案材料全被拋出來，當作評判她的大字報的重要內容。她丈夫也因出國留學過，而被懷疑跟“帝國主義”有聯繫，以致幾度被抄家、挨批鬥。她心裡不免覺得委 屈，可是對自己的信仰絕不後悔。 她擔任教研組副主任之後，一次領導傳話給她，說今後當主任的必須是黨員，無神論者，言下之意叫她放棄信仰。她依然報之以“橡皮釘子”，不予理睬，只管勤勤懇懇工作，寧願不做主任也不違背自己的信仰。 這樣的“邀”和“拒”、“逼”和“頂”，貫穿了凌醫生的一生。 癌戰驕子 凌醫生一生對病人和學生都非常盡職，沒想到她自己會傷在庸醫手裡。1997年她在上海換配假牙，在製模過程中，醫生只顧跟別人閒聊，誤將在酒精燈上加熱的釘子直接放到口腔黏膜上，試戴牙模時又割傷頰黏膜，後又忽視頰黏膜有隆起物，半年後此隆起物便病變為頰黏膜疣狀癌。為此她吃盡苦頭。換作別人會恨死那庸醫， 但她堅信神容許這樣的苦難降臨在她身上，必有神的美意在內。 同年年底，醫生先為她做了頰黏膜廣泛切除手術。她的臉部、口腔、喉嚨都腫痛異常，不能進食也不能講話。可她在病榻上照常編寫《矯形外科學》教材。 而後長時間的放療，口腔腫脹疼痛難忍，每天要用大量鎮痛葯物，還得用含麻醉藥的水漱口，才能勉強進食，晚上即使服了安眠藥也無法入睡。在那天寒地凍的日子， 衰弱的她每天坐地鐵往返醫院做放療。每當她在無人的治療室裡，戴上特製的硬塑膠頭盔，她就默默地背誦《詩篇》第二十三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 乏……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她默唱著《耶穌愛我萬不錯》，感到救主正牽著自己的手經過死蔭的 幽谷。 放療的反應日益嚴重，一天她感到無限孤獨、失望，信心沉到了谷底。這時主讓她在《導向》雜誌上，看到了3位基督徒講述自己癌戰心路歷程的文章，特別是滌然姊妹的話深深打動了她的心：“它病它的，我做我的，每天總要充充實實、喜喜樂樂地活下去。” 更出乎預料的是，這時她收到兩個過去的學生寄來的書《全新的生命》（A Whole New Life），是美國一位大學教授所寫。這位教授患上脊椎惡性腫瘤，神奇蹟般醫治了他，讓他坐在輪椅上終生不停地為主寫作。凌醫一讀再讀，這本書對她後來寫 《恩典歲月》很有啟發。這兩位寄書的學生都不是基督徒，卻在她最需要的時刻，送來最好的精神食糧，正印証了神憐憫她的軟弱，在癌症爭戰中始終與她同行。 2000年，凌醫生的口腔癌再度復發。這次開刀，將上次剩下的口腔頰黏膜全部切除，還從大腿割皮移植。這時她已年屆八旬。自此每天只能吃經攪拌器磨碎的糊狀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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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鹿 學成歸來 1999年6月，我負笈菲律賓馬尼拉，攻讀教育管理碩士學位，過了4年異國留學的生活。2003年3月底，畢業典禮一結束，我即飛回家鄉。不料回國後，馬上面對人際關係的衝突，教會的接納也需要時間，我又在心理上、靈命上缺乏足夠的準備，就產生了問題。 我是1989年在國內參加城市裡同齡人的團契信主的。由於大家幾乎是同時信主，團契的人在一起成長，關係十分親近。在團契中，我一向很活躍，也頗有影響力。 但出國後，聯繫少了，偶而會寄張節日賀卡而已。而且，4年的熱帶文化留學生涯，已經使我不知不覺地習慣了有些誇張的熱情，忘記了中國文化的含蓄表達。當再見面時，弟兄姐妹的親熱度，不符合我的預期時，我就從感覺膨脹被迫迅速收縮。 4年造成的心理距離，哪裡能馬上跨越？有距離才真實。我卻沒有心理準備，消極去理解距離。我以為自己不再受歡迎和接納了。 我在外國有各樣生存壓力和挑戰，卻忘了國內弟兄姐妹的生活也很不容易。我好像是在外受盡委屈的小妹妹，回家向親人索要安慰；像餓久了的人張大嘴要吃要喝，而且要馬上到口；我只準備接受愛，沒有想到我回到他們中間，也應該帶去愛。他們也期盼我帶回什麼給他們。 我感到受挫、失望，潛意識立即開始了批評論斷：他們怎麼還是老樣子？沒有火，不進則退嘛！ 聚會結束前，他們請我分享，我的話帶出的那些論斷和壓力，誰都能聽懂。我還說，我以後要去別的團契，今天就是來看望大家。這雖然是一種“被傷害”的反應，但卻是出於罪性的反應。只顧自己的感覺，也不管別人是否受得了。 回家的遊子，當然渴望馬上得到接納，但我卻沒有從他們的角度看問題，沒有意識到，我們以前的關係再近，4年之後也不一樣了，需要恢復並調整。過去的感情積蓄早已透支，需要重新“存錢”。而這需要時間，以及理解和忍耐，以度過這個階段。 我去北京後，神光照我，發現自己的錯誤。我打電話給他們，向他們道歉。神的愛醫治了尚淺的裂痕，大家的關係終於恢復正常。 失敗母親 回國後，我的生活專注於一個角色：母親。 4月份回去，正是學年的後半，我要等到9月份，才到大學任教。兒子在一個小縣城一所封閉式的中學住讀。趁著還沒有開始上班，我去那個縣城租了一套房子，把它精心佈置成一個家的樣子。兒子從住讀變為走讀，與我同住。 我對做一個陪讀母親的角色，有不少浪漫的想法。我心甘情願服事兒子，要補償對兒子的虧欠，消除折磨我的內疚。但是，我沒有意識到，這又是出於我單方面的需要，是一種罪性中的自私。 本以為兒子需要母親，但正值青少年時期的兒子，恰恰需要暫時“逃離”母親，追求獨立。兒子常常要求減少回來吃飯的次數。中午不回來吃，晚飯也不回來吃。我從市場大包小包買回來的食物，花了一上午或一下午，在廚房精心準備的各樣飯菜，只好冷著，剩著。 3個月後，一向樂觀開朗的我，出現了抑鬱症狀，常常流淚。給老朋友打電話時，總是邊訴苦、邊哭泣。我原以為是天氣造成的。在熱帶島國4年，我習慣了陽光，而家鄉的天空總是灰濛濛的。其實，是我的心理需要調整。 我忍耐到了7月，兒子放暑假的第一天，我便買了火車票，從西南到了北京。美其名曰：要到日照多的北京，換個環境；其實是：逃跑。 2003 年8月底，遊歷了近兩個月，該回家鄉接聘書、教書了。但我在天津的母校，邀請我開畫展，需要我暫時留在北方。出版社準備出我的畫冊，也需要面談。我於是向任職的大學，請假兩個月。我在北京找了個出版社打工，用近一半的工資租一套房子，開始了“北漂”（指外地人到北京工作、討生活）。 昏然陷入 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一個北漂是不被注意的。雖然自由，也同時感受荒漠，情感枯乾。一個相貌英俊的年輕人，經好友介紹，說很欣賞我的畫、我的文，約我吃一次飯。 他從外地來北京見我，說想與我談談信仰問題，我答應了。下班後在地鐵的出口會面，一起吃了晚飯。談話間我講的都是信仰見証。我知道他已婚，比我年齡小很多歲。 我沒有想很多。當時我離婚已經8年，離婚後一直生活在團契中，不曾置身於任何異性的誘惑，卻以為自己有免疫力，絕不會被情慾俘獲。和這個年輕人聊天時，主微聲提醒，讓我小心。我聽到了，沒當回事，昏昏然被帶入情慾之河。神沒有任我放縱，祂恩典的手把我拉上來。幾天後，我即撤離情網，重新找回內心的平安。 但這次跌倒使我羞愧。我看見自己的本相，承認軟弱。我覺得自己不配再服事主了。那我做什麼呢？前途更覺茫然。 我意識到，我失敗是因為回國後5個月沒有正常團契生活，沒有力量抵擋誘惑，也沒有力量順服聖靈的提醒。 不久，我意外接到美國《海外校園》蘇牧師和師母的電話。我說自己沒有聚會，在北京找不到團契，很需要屬靈的家。蘇牧師給了我兩個電話號碼。我終於在星期天可以聚會了！ 去聚會的一路上，我大聲唱著：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在聚會禱告時，神對我說：“我揀選人，從不後悔。”教會還教唱一首歌：“永遠你是我的孩子，永遠不變我愛你……”這首歌我反覆唱了一個星期，那是主在安慰我，扶持我。聚會生活恢復後，人就健康了起來。 角度變換 10個月後的一天，北京的一對主內夫妻，在愛心中對我說了誠實話：你的書中寫了很多基督徒母親的見証，你自己作為母親卻沒有見証。這使我看見我對兒子的虧欠。我順服下來，2004年6月，我離開北京，回到了家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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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本社同仁在外出講道、營會、訪問或會議中，介紹本社的《舉目》雜誌時，許多人都感到訝異：“我不知道《舉目》是你們海外校園雜誌社出版的！”“我很喜歡《舉目》。但是因為《舉目》和《海外校園》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兩本雜誌有關係！” 是啊，海外校園雜誌社為什麼又出版《舉目》呢？ 在《舉目》雜誌邁向她的第7個年頭（其實，如果從它“懷胎”──她的前身是1997年創辦的《進深特刊》──的歲月開始算起，已經超過10年了）之際，我們希望藉著這篇簡介，重溫《舉目》創刊時的宗旨與目標。 1997年出版的第一期《進深特刊》，在出版者的話中，提到這份刊物的主要目的是幫助《海外校園》的讀者，“在真道上進深，在靈命上成長”。換句話說，《進深特 刊》的對象，主要是初信主的基督徒，和《海外校園》雜誌服務的對象是以慕道友為主的目的，有著明顯的區隔。我們盼望《海外校園》的讀者能漸漸轉換口味，經 歷慕道友到基督門徒的身份轉換。 秉持著這個異象，我們發行了一年兩期的《進深特刊》，從1997年起，到2000年止，共出版了8期。到 了2001年改為一年四期，且定名為《舉目》雜誌後，我們的編輯方向就更擴大為幫助初信的中國學人及海外華人基督徒在生活中落實信仰、面對時代挑戰、建立 信仰的根基、裝備事奉、在靈命上進深成長等等。 目前《舉目》雜誌的內容，分為【透視篇】、【事奉篇】和【成長篇】這三大塊，就是這個目標 具体化的成果。在【透視篇】中，我們設立了“短論”、“時代廣場”、“神州透視”、“生活與信仰”、“職場倫理”……等等欄目，盼望有天國門徒心志的基督 徒能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與生活的世界，對這個時代以什麼方式偏離神的旨意有正確的認識，並且能以聖經的世界觀作出回應與批判。 在【事奉篇】中，我們設立了“學人事工”這個欄目，供關心學人事工者彼此交流；“教會論壇”，針對教會內部明顯或潛在的問題，提出觀察、呼籲、檢討與建議；“宣教”，幫助讀者瞭解普世宣教的需要，並建立基督大使命的心志。 在【成長篇】中，我們有“教會史話”、“聖經考古”、“聖經信息”和“見證”……等等欄目，幫助讀者把信仰建立在扎實的聖經根基上。 我們盼望這份刊物的文字，仍然能具有《海外校園》一貫的風格，也就是“有情、有理、有靈”，有深度，但不乏親切感。 展望未來，求主繼續使用這份刊物，讓她真的能反映這個時代“基督徒知識分子的見證”，見證恩典的主在這個時代的作為，彰顯祂的榮耀。也盼望各位讀者提供中肯 的意見，督促我們改進；並用禱告和稿件來支持我們，讓這份刊物能有更豐富的面貌與內涵。對於您金錢上的奉獻，我們也存感恩的心領受，並求神幫助我們成為祂 忠心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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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芳 本文原刊於《舉目》25期 宣信（Albert B. Simpson，1843-1919）是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的創辦人。他出生在加拿大的愛德華島，從小受加爾文派蘇格蘭長老會的嚴格教導，也涉獵了許多經典的基督徒文學作品。馬歇爾所著《救恩的 福音奧秘》（Gospel Mystery of Salvation）一書（1692），使15歲的宣信，成為一個對救恩和基督徒成聖，有很平衡認識的基督徒。 1873年，美國肯塔基州路易市栗子街長老會聘請了宣信。他不但牧會，也參與當地的佈道工作，建立了許多福音站，帶領了3萬左右從來不敬拜神的人。5年後，他回到紐約市，開始接觸廣大的移民群眾，帶領了大約100位意大利移民信主。 神給他的異象有兩方面：一、基督的完全和以基督為中心的教義。二、人的迷失和走向滅亡的世界。這兩方面的異象形成了他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信息，也成為宣道會神學的特色──特別注重耶穌基督和祂救贖、醫治的工作。這首聖詩的詞和曲均出自宣信的親筆。 所有跟隨主、走成聖道路的人，或早或晚都能体會呼應這首聖詩所要傳達的，從一個地上的、屬世的眼光，轉化成天上的、屬天的視野──正如保羅所說：“……我也 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3：8） 1. 前我要得祝福，今要得著主；前我要得感覺，今靠主話語； 前我要得恩賜，今要賜恩主；前我尋求醫治，今要主自己。 Once it was the blessing, Now it is the Lord; Once it was the feeling, Now it is His Word; Once His gift I wanted, Now, the Giver own; Once I s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