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教會的墻

本文原刊於《舉目》59期 劉志遠             維真大學的神學教授約翰‧史塔克豪斯（John Stackhouse Jr.），在他的近作Making the Best of It： Following Christ in the Real World裡，引用了潘霍華的話：“對今日的我們而言，主耶穌到底是誰？”           這句話很值得我們反省。潘霍華當時的教會，正面對黑暗──希特勒的掌權。對今日信徒面對的不同挑戰，史塔克豪斯延續潘霍華的思路，接著問：“為主，我們今日當成為何樣人？”          這是兩個相連的問題：當我們真認識到主耶穌是誰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認真去思考第二個問題。 所謂“後基督文化”           我們必須承認，很不幸的，今日的教會有很多人為的牆。這些牆攔阻了福音國度的建造，讓教會失去時代的見證。上帝終極的旨意是必然成就的。當人虧負了上帝的使命時，損傷的只是人自己。           教會普遍存在著無形的牆，有意無意地隔斷了上帝與人的關係，也成為社會敵視福音的原因之一，形成了所謂“後基督文化”。           什麼是“後基督文化”？“後基督文化”意味著基督教對社會影響力式微。在一些圈子裡面，基督教已經成為眾人揶揄，甚至攻擊的對象。北美很多主流教會的聚會人數不斷下降，就是其現象之一。           當然，也有人指出，北美華人教會不斷增長、欣欣向榮。這縱然是可喜的，但這增長畢竟摻雜著政治、經濟、移民和留學潮等因素。我們不要因此忽略後基督文化潮流帶來的警示，要提高警惕，汲取教訓，不要步一些北美主流教會的後塵。 “牆”的負面效果           要打破這些牆，首先需要瞭解它們。筆者就自己的觀察，舉出其中幾類，讓讀者有些概念。 第一類           第一類牆，就是教會、信徒與社會、文化脫節。楊鳳崗曾如此描繪北美華人信徒：           “中國基督徒中，總的說來開放主義者不多，基要主義者不少，而福音主義者仍基本停留在教會的圍牆之內，沒有發揮多少社會作用……他們不關心社會、不參與政治， 拯救靈魂和屬靈生活是教會活動的全部。然而，由於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福音主義者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而是自限於教會之內。”（編註：參楊鳳崗，《現代 性、民族主義和傳統文化──基督教在中國所面對的重大挑戰》）            信徒躲在教會圍牆以內，享受團契生活。除了上班和日常家庭生活，不問世事。 教會也不與社會或社區有什麼交流，獨善其身。之所以如此，或是歸咎於生活忙碌：非不想也，乃力不從心耳；或認為教會以外的東西都是屬魔鬼的，必須步步提 防，拒絕、排斥，免受污染。就這樣把無形的牆建立起來，以保持教會整體和信徒個人的純潔。          這是聖俗分明，甚至割裂的世界觀。教會的一些措 施、傳統，就是要維持這個聖俗分野。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分界線是好的：教會和信徒的確需要對世界分別為聖，讓人看到我們屬上帝的生命，就歸榮耀給上帝。不 過，如果信徒因此有意、無意地產生屬靈驕傲，讓人覺得是自認高人一等的聖人，就攔阻了福音的傳播。這種分割，也會使信徒、教會越趨內向，傳福音缺乏動力。 第二類          第二類是建立在教會、派系之間的牆。自從宗教改革以來，新教宗派林立。這些宗派基本教義大致相同，差異多在次要的教義上，像靈恩的表現，洗禮的儀式，崇拜音 樂的風格，婦女在教會的領導地位等。其實這些問題，並非福音的核心。若能開廣胸襟，彼此尊重，互相欣賞，這些差異不會構成問題，反而增加教會的多樣性，反 映出上帝的多元創造力。 若是從狹窄的角度看這些事情，把這類議題的重要性無限提升，擴大到幾與核心教義同等，就會在信徒、教會、宗派之間樹起高牆，輕則自以為義，彼此排斥，不能合作，重則互相撻伐，破壞教會合一，成為世人不信主的藉口。          相信教會裡的牆還有很多，但這裡的簡述，已經讓我們看到“牆”的負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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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59期 莊祖鯤         多年前，我曾參加由柳溪教會（Willow Creek Church）主任牧師海波斯（Bill Hybels）主持的教牧研討會。在開場白中，海波斯牧師問全場1,500位牧長同工們：“你們伺候的顧客是誰？”一個聲音從角落傳出來：“執事會﹗”立時全場哄然大笑。海波斯牧師在笑聲止息之後說：“是的，因為執事們不但決定你的薪水，還決定你的去留。然而，這也正是你的教會不能增長的原因﹗如果牧師、 同工們只關心、服事已經來教會的信徒或執事，對教會之外徘徊的人不聞不問，請問：他們為何要踏入教會？”          這的確是當今海內外華人教會的共 通問題：牧者們常常為了維持教會的經常聚會，探訪生病或無故“人間蒸發”的會友，而忙得焦頭爛額；同工們也為了教會內部的各種活動而無暇他顧。也就是說， 我們似乎只關心教會圍牆內的人，而不關心（或無力關心）圍牆之外失喪的人。如此，教會豈不就變成“斗底下的光”、“鹽罐裡的鹽”了？          但是，我們要如何才能走到“牆外”呢？如果貿然走出牆，我們是否會被遍地遊行的魔鬼吞吃了？我們是否會浪費教會的人力物力，在一些徒勞無功的活動上？在關心 社會與關懷信徒之間，有沒有衝突或資源分配的問題？要如何取得平衡？這一籮筐的問題，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問題，也都是需要慎思明辨的議題。 福音的處境化          宣教學上所謂的“福音處境化”，是指不僅福音要在文化上“本土化”，還包括福音要能回應當地經濟、社會及政治的情勢。然而20世紀初，由於“基要派”與“社會福音派”的路線之爭，中國的基要派教會退出了教育界及文化界。迄今，中國大陸教會仍普遍有此“避世”的心理。但現在是我們重新檢討這個策略的時候了。          因此，在現有的處境上，中國教會需要回應的，包括都市化造成的社會問題，及基督信仰如何促成中國道德重整、文化更新等大問題。在海外的華人教會， 也需要關注重大的社會議題，並與當地眾教會聯合行動。在這方面，一些香港、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教會，已經有值得效法的見證。          如何以基督信仰來更新中國文化，一向是我個人較關注的議題之一。中國教會信徒大多數在農村，都市中教育水準越高的人，信主比例越低。因此，中國教會信徒人數 雖然大量增加，卻未能在中國社會看見明顯的影響。這與港台及北美的華人教會恰恰相反，在海外，一向是知識水準越高的人中，信主的比例也越多。          現在由於“海歸”學人的大量增加，使國內知識分子中，基督徒的比例也顯著地提高，但是這並不代表基督信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有等比例的增加。如果我們確信 福音能轉化文化，中國教會就應該鼓勵更多的基督徒，以文字出版和大眾傳媒，來傳遞我們的立場和觀點，並以生活及職場的見證，來凸顯我們與世俗迥別的人生觀 與價值觀。          透過這些途徑，我們可以影響中國社會，進而改善日趨墮落的社會道德，並重塑中國的社會文化。 適切的著力點         如果在觀念上我們同意：教會應該回應並關心社會的需要。那麼緊接的問題就是：何時、何處是教會應該介入的？要如何做？也就是說，我們要選擇“切入點”，來推 動教會發揮鹽與光的功能，改變社會。而這些切入點，也必須是教會能發揮力量的“著力點”，否則將吃力不討好、事倍功半。          在這方面， 18、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英國衛斯理的“循理會福音運動”，值得借鏡。衛斯理一方面在他牧養的基層信徒中，藉著“主日學運動”推動信徒識字與讀經，又 以小組聚會督促信徒在生活上結出悔改的果子。另一方面，他自己以寫書、投稿的方式，喚醒社會裡中上階層基督徒沉睡的良心，造成輿論；又鼓勵基督徒官員、國 會議員推動立法，使得社會改革能因著制度化而落實。我們應該鑑古知今，效法先賢。          不過，當教會想“進入社會”時，要避免“多角化”這似是 而非的“迷思”（Myths）。也就是說，在教會準備參與社會關懷時，要注意“單純”（Simplicity）的原則，即“專注本業”。許多企業因盲目的 多角化策略，導致力量分散而一敗塗地。因此，教會領袖必須自問：什麼是教會的“核心本業”？什麼是教會的“優勢”？           當今有些教會做的一些 所謂“社區服務事工”，是有待商榷的。例如，台灣教會普遍存在的“插花班”、“安親班”、“健身操班”等，雖是琳瑯滿目，卻與光鹽的見證無關。海外華人教 會則常設有“中文學校”，但是往往造成尾大不掉、喧賓奪主的現象。其實這些事工對傳福音、作見證、改正社會風氣等都毫無助益，卻徒然耗費教會寶貴的資源。 所以，我們不應該去做一些力不能及，或與教會形象無關無益的“事工”。           值得教會投入的，是那些需要委身並有長期果效的事工，包括：孤兒 院、貧民義診、識字班、民工子弟學校、環保資源回收……教會或基督徒們若能長期在某些領域專注地投入，不僅能取得社會的肯定，也將取得發言權並發揮影響 力。香港的突破青少年事工，台灣的伊甸殘障事工，都是一些非常成功的榜樣。 適當的文化介面          當教會想“走出牆外”的時候，如何選擇適當的“介面”（Interface），使教會能與整個社會“接軌”，是成敗的關鍵。今天的華人教會，自牧師至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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