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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5期 文革与教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開始發動。這是一場以割裂傳統、進入嶄新社會為目的的革命。整個中國大陸被染成了紅色。在中國人的傳統審美中，紅色是歡快、喜樂的顏色，但是，這個時期的紅色則是血色。紅旗是血染的，紅寶書是血染的，紅衛兵當然也是染了血的。 這一切，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下，視為理所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暴動，是鬥爭，是必須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會 在紅色的渲染下，中國人都興奮起來了。一方面，他們對未來充滿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們奮不顧身地要去打破和掃除一切在他們眼中的障礙。 教會顯然跟不上這種政治形勢的發展。 在政府的意識形態中，不但沒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認為宗教是不科學的、過時的，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包袱，必須拋棄。因此，讓宗教完全消失，這對於社會、國家、人民來說，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運動，就其原始動機而言，就是要讓基督教平穩地消失。有不少教會領袖在加入三自教會之初，以為可以在順服政府的前提下，繼續發展教會事業，後來終於發現，這不過是一廂情願。 對此，王明道說：“從三自會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國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麼？ 可以，但是必須加入三自會。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無神那一邊去了。他們不會逼著你、叫你說無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見容於政府的，於是他在監獄呆了20餘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從此，中國人就掉進了一個大漩渦，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很快地，紅衛兵運動成為潮流，沖刷著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所有公開的三自教會及教堂，都首當其衝成了被攻擊對象。紅衛兵佔領教堂，批鬥神職人員，燒毀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於是，一個接一個，三自教會在公共視野中消失了。 當然，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專門針對基督教的運動。紅衛兵要攻擊、摧毀一切“舊事物、舊傳統、舊習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後的、迷信的、陳舊的，必須掃除！ 這豈是三自教會的領袖能夠阻擋的？！我們來讀一段曹聖潔牧師（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五屆會長）在2002年的回憶： “我自1959年被借調到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為三自主席吳耀宗先生當秘書，1962年正式納入全國三自編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這段日子 裡，我親身體驗到像吳耀宗這樣的基督教人士切實愛國愛教的情懷。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宗教陷於困難境地時，他仍堅持愛國，並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終會被人 認識……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在嘉定外崗勞動……這個時期，我的思想極度困惑，看不到教會的前途，更無法理解基督教中的愛國力量為什麼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愛國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會。字裡行間似乎隱含了對非三自教會的指責，即認為他們是不愛國的──因為他們（倪柝聲以及那些脫離三自教會的基督徒） 是在控訴美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運動（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會的。這裡，我不是要追問這場控訴運動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是，曹聖潔牧師的困惑，表達了三自教會的許多領袖在文革時期的困惑。 死亡線上的教會 70年代的中國，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廠、倉庫等），三自教會徒具虛名。在公開場合，我們看不到敬拜讚美、聚會禱告、福音團契等等。總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活動。三自教會名存實亡。 甚至，基督教這個詞，也越來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幾乎在中國社會的公開視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作為外交需要的擺設，政府保留了一些與外交相關的宗教活動，如開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員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許中國信徒進入）。 出於同樣的需要，政府也讓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訓因此作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賓。身為聖公會主教（浙江教區，1955年），丁光訓必須和政府保持政 治上的統一口徑。在70年代的涉外談話中，他反覆指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工具。同時，他也實話實說：中國基督教日益衰落，並可能完全消失。 不過這樣的話，是不會出現在中國公開的報刊上的。 中國教會哪去了？她真的已經衰落並消失了嗎？ 我們再來看看家庭教會。三自運動之後，一批基督徒不願意加入三自教會。他們組成家庭教會，消失於公共視野。也許正因為家庭教會不具公開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沒有受到紅衛兵運動的直接衝擊，而且在最狂熱的時期，家庭教會也沒有停止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