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與孔夫子

魏外揚

本文原刊於《舉目》51期

       2011年初,天安門廣場東側國家歷史博物館門前,一座將近10公尺高的孔子塑像落成,引發了各界不同的解讀。

        對我而言,2011年重要之處還在於,這是來華宣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譯《中國經典》第一卷出版的150周年。廣西師大出版社亦適時推出《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Norman J. Girardot著,段懷清、周俐玲合譯),我得以參考並引用其中的一些論述,寫出這篇淺談理雅各與孔夫子的短文。

        200年來,基督教 (新教)的來華宣教士中,不乏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深刻瞭解之人,如馬禮遜、高大衛、偉烈亞力、湛約翰、艾約瑟、歐德理、花之安、丁韙良、傅蘭雅、 蘇慧廉、衛禮賢、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都有資格上榜。其中更有幾位,如高大衛、理雅各、蘇慧廉,先後將儒家首要的經典《論語》譯成英文;花之安、衛禮 賢,則分別將其譯成德文。

       這些宣教士都是儒家的欣賞者,而理雅各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不但因為理雅各將四書五經全部譯成英文,加上詳盡的考證、注釋,對儒家學說的發揚之功超越眾人,而且他自己的生命歷程,也與孔夫子最為相似。孔子自道:“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一段話,正好也適用於理雅各。

赤足登上天壇

       理雅各生於蘇格蘭的亞伯丁,也是15歲時“志於學”。他獲得一筆巨額的獎學金,進入亞伯丁大學就讀,而且以最優秀的成績畢業。

       他的勤學精神持續一生之久。直到晚年在牛津大學擔任漢學講座教授時,仍然保持年輕時養成的生活習慣,每天淩晨三、四點鐘起床,在書房工作幾個小時後才進早餐。如此持續不斷的努力,加上超乎常人的記憶力,自然使他在學術領域大放異彩。

       理雅各譯的《中國經典》第一卷,包括《論語》、《大學》與《中庸》,出版於1861年。這時候他大約45歲,介於“不惑”與“知天命”的階段。

        雖然不斷有教會人士,質疑他的翻譯工作是否具備宣教的價值,他總以堅定不惑的信心,攀登一座又一座的學術高峰。從四書到五經,從五經到十三經(《爾雅》除外),從儒家經典到道家經典,到法顯的《佛國記》、屈原的《離騷》,他活到老譯到老,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的一座大橋。

        為了更多瞭解孔子,他特別安排過一次華北之旅,重在拜訪中國的都城北京和孔子的故鄉曲阜。在北京,他登上天壇,突然有感而發,脫下鞋子在天壇上唱詩讚美神。

       這一份感動,多年後他仍津津樂道:“想到在過去近4000年中,中國歷代帝王在他們的都城,敬拜唯一之上帝,這一事實真是讓人感到奇妙而愉快。那天清晨,當我站在北京南郊的天壇之上,我的內心深處深深感受到了這一點。我脫了鞋,赤腳一步步登上天壇頂層。
在大理石鋪就的中心牆周圍,纖塵不染,上面是天藍色的拱頂,我跟朋友們一行手牽著手,我們一直吟唱著讚美上帝的頌歌。”

        登泰山,拜訪孔子之鄉,是理雅各多年的心願。站立在孔子的墓旁,理雅各心中浮起一個問題:究竟孔子與拿破崙,誰更偉大?很快的,他有了答案,那就是孔子更偉 大,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對如此眾多的國人、同胞,產生過如此持久而且深遠的影響。而且孔子所闡述的道德和社會學說,永遠也不會失去價值。

教授漢學不倦

       在香港生活了30年後,理雅各終於在1873年告別中國。

       回英國後,理雅各繼續翻譯中國的經典著作,並出任牛津大學的首任漢學講座教授。他的漢學課程,開講於1877年1月,內容為中國雜說與孔子《論語》,結束於1897年,內容為:漢字六義;孔子《論語》第五部分,文本及注釋;漢代最初兩朝。

        他於1897年11月29日去世,但直到11月26日,他還在教室講課。這一點也與孔夫子誨人不倦的精神不相上下;在彌留之際,他一度迴光返照,起來會見來訪的中國流亡革命家孫中山。

        在為1893年牛津版的《中國經典》寫序時,理雅各對孔子的評價,已經與1861年在香港時大不相同。1861年時,他認為,對於那些具有世界範圍意義的問題,孔子沒有給出多少新的啟示。孔子對任何宗教均無衝動、激情……孔子的影響是巨大的,但這些影響終將衰微。

        到了1893年,理雅各卻寫道:“我對他的性格與思想研究得越多,對他的評價就越高。他是非常偉大的人,總體而言,他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而有益的。同時,對於我們這些自稱基督教徒者來說,他的教誨同樣具有重要裨益。”

為中國請命

        除了翻譯中國經典、溝通中西文化外,理雅各的生平事跡,至少還有兩件事值得介紹:

        第一,積極參與香港的公共事務。

        鴉片戰爭結束後,英華書院由馬六甲遷往香港,理雅各繼續擔任院長。他力主教會學校採用雙語教學——英語與本地語。這個立場,成為以後香港教育部門的基本政策。他也應邀擔任港督的教育顧問,就如何發展官立學校提出建議。

        除教育外,他對於其他的公共事務也熱心參與。他定期前往監獄與軍醫院,佈道、傳福音;上書英國政府,力陳香港放任賭博之害;向港督建議,徵募華人為員警等, 都有助於香港社會的安定與進步。難怪香港當局在1994年,發行了一枚紀念理雅各的郵票,來表彰這位傑出的早期香港居民。

       第二,竭力投入英國的反鴉片運動。

       1873年底,理雅各回到英國定居,正趕上英國的反鴉片運動。該運動要求英國國會立法,禁止向中國販售鴉片。於是他長期而持續地投入這場為中國請命的反鴉片運動。

        1874 年,“英東反鴉會”(即,英華禁止鴉片貿易協會,The 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英華禁止鴉片貿易協會,編註)成立,他是執行董事之一,常在該會發行的刊物《華友西報》(Friend of China,因著名新聞人戈公振誤譯,所以許多人亦稱其為《中國之友》,編註)上發表反對鴉片貿易的文章。

        他引用親身的經歷,表達對這個 “國恥”的不滿:1877年農曆新年,他到倫敦中國使館,拜會公使郭嵩燾。兩人討論:英國與中國,何者更合乎道德標準。理雅各選擇了英國,郭公使大感困 惑,“他把座椅往後一推,站起身來,在房子裡轉了個身,然後嚷道,你是說,從道德的角度講,英國要比中國更優秀出色?那麼,為什麼英國還要堅持讓我們接受它的鴉片?”

       在1878年倫敦的一場反鴉片貿易集會中,理雅各慷慨陳詞,他引用舊約先知的責備,向英國同胞大聲疾呼“停止作惡,學習行善”,全場為之動容。

       2011年,孔夫子進駐天安門廣場;理雅各的研究更上一層樓。但願兩者都成為中國的祝福,也為福音轉化中國鋪路。

作者為台灣中原大學退休講師,多年從事中國教會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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