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2011年重要之處還在於，這是來華宣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譯《中國經典》第一卷出版的150周年。廣西師大出版社亦適時推出《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Norman J. Girardot著，段懷清、周俐玲合譯），我得以參考並引用其中的一些論述，寫出這篇淺談理雅各與孔夫子的短文。

        200年來，基督教 （新教）的來華宣教士中，不乏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深刻瞭解之人，如馬禮遜、高大衛、偉烈亞力、湛約翰、艾約瑟、歐德理、花之安、丁韙良、傅蘭雅、 蘇慧廉、衛禮賢、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都有資格上榜。其中更有幾位，如高大衛、理雅各、蘇慧廉，先後將儒家首要的經典《論語》譯成英文；花之安、衛禮 賢，則分別將其譯成德文。

       這些宣教士都是儒家的欣賞者，而理雅各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不但因為理雅各將四書五經全部譯成英文，加上詳盡的考證、注釋，對儒家學說的發揚之功超越眾人，而且他自己的生命歷程，也與孔夫子最為相似。孔子自道：“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一段話，正好也適用於理雅各。

赤足登上天壇

       理雅各生於蘇格蘭的亞伯丁，也是15歲時“志於學”。他獲得一筆巨額的獎學金，進入亞伯丁大學就讀，而且以最優秀的成績畢業。

       他的勤學精神持續一生之久。直到晚年在牛津大學擔任漢學講座教授時，仍然保持年輕時養成的生活習慣，每天淩晨三、四點鐘起床，在書房工作幾個小時後才進早餐。如此持續不斷的努力，加上超乎常人的記憶力，自然使他在學術領域大放異彩。

       理雅各譯的《中國經典》第一卷，包括《論語》、《大學》與《中庸》，出版於1861年。這時候他大約45歲，介於“不惑”與“知天命”的階段。

        雖然不斷有教會人士，質疑他的翻譯工作是否具備宣教的價值，他總以堅定不惑的信心，攀登一座又一座的學術高峰。從四書到五經，從五經到十三經（《爾雅》除外)，從儒家經典到道家經典，到法顯的《佛國記》、屈原的《離騷》，他活到老譯到老，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的一座大橋。

        為了更多瞭解孔子，他特別安排過一次華北之旅，重在拜訪中國的都城北京和孔子的故鄉曲阜。在北京，他登上天壇，突然有感而發，脫下鞋子在天壇上唱詩讚美神。

       這一份感動，多年後他仍津津樂道：“想到在過去近4000年中，中國歷代帝王在他們的都城，敬拜唯一之上帝，這一事實真是讓人感到奇妙而愉快。那天清晨，當我站在北京南郊的天壇之上，我的內心深處深深感受到了這一點。我脫了鞋，赤腳一步步登上天壇頂層。
在大理石鋪就的中心牆周圍，纖塵不染，上面是天藍色的拱頂，我跟朋友們一行手牽著手，我們一直吟唱著讚美上帝的頌歌。”

        登泰山，拜訪孔子之鄉，是理雅各多年的心願。站立在孔子的墓旁，理雅各心中浮起一個問題：究竟孔子與拿破崙，誰更偉大？很快的，他有了答案，那就是孔子更偉 大，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對如此眾多的國人、同胞，產生過如此持久而且深遠的影響。而且孔子所闡述的道德和社會學說，永遠也不會失去價值。

教授漢學不倦

       在香港生活了30年後，理雅各終於在1873年告別中國。

       回英國後，理雅各繼續翻譯中國的經典著作，並出任牛津大學的首任漢學講座教授。他的漢學課程，開講於1877年1月，內容為中國雜說與孔子《論語》，結束於1897年，內容為：漢字六義；孔子《論語》第五部分，文本及注釋；漢代最初兩朝。

        他於1897年11月29日去世，但直到11月26日，他還在教室講課。這一點也與孔夫子誨人不倦的精神不相上下；在彌留之際，他一度迴光返照，起來會見來訪的中國流亡革命家孫中山。

        在為1893年牛津版的《中國經典》寫序時，理雅各對孔子的評價，已經與1861年在香港時大不相同。1861年時，他認為，對於那些具有世界範圍意義的問題，孔子沒有給出多少新的啟示。孔子對任何宗教均無衝動、激情……孔子的影響是巨大的，但這些影響終將衰微。

        到了1893年，理雅各卻寫道：“我對他的性格與思想研究得越多，對他的評價就越高。他是非常偉大的人，總體而言，他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而有益的。同時，對於我們這些自稱基督教徒者來說，他的教誨同樣具有重要裨益。”

為中國請命

        除了翻譯中國經典、溝通中西文化外，理雅各的生平事跡，至少還有兩件事值得介紹：

        第一，積極參與香港的公共事務。

        鴉片戰爭結束後，英華書院由馬六甲遷往香港，理雅各繼續擔任院長。他力主教會學校採用雙語教學——英語與本地語。這個立場，成為以後香港教育部門的基本政策。他也應邀擔任港督的教育顧問，就如何發展官立學校提出建議。

        除教育外，他對於其他的公共事務也熱心參與。他定期前往監獄與軍醫院，佈道、傳福音；上書英國政府，力陳香港放任賭博之害；向港督建議，徵募華人為員警等， 都有助於香港社會的安定與進步。難怪香港當局在1994年，發行了一枚紀念理雅各的郵票，來表彰這位傑出的早期香港居民。

       第二，竭力投入英國的反鴉片運動。

       1873年底，理雅各回到英國定居，正趕上英國的反鴉片運動。該運動要求英國國會立法，禁止向中國販售鴉片。於是他長期而持續地投入這場為中國請命的反鴉片運動。

        1874 年，“英東反鴉會”（即，英華禁止鴉片貿易協會，The 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英華禁止鴉片貿易協會，編註）成立，他是執行董事之一，常在該會發行的刊物《華友西報》（Friend of China，因著名新聞人戈公振誤譯，所以許多人亦稱其為《中國之友》，編註）上發表反對鴉片貿易的文章。

        他引用親身的經歷，表達對這個 “國恥”的不滿：1877年農曆新年，他到倫敦中國使館，拜會公使郭嵩燾。兩人討論：英國與中國，何者更合乎道德標準。理雅各選擇了英國，郭公使大感困 惑，“他把座椅往後一推，站起身來，在房子裡轉了個身，然後嚷道，你是說，從道德的角度講，英國要比中國更優秀出色？那麼，為什麼英國還要堅持讓我們接受它的鴉片？”

       在1878年倫敦的一場反鴉片貿易集會中，理雅各慷慨陳詞，他引用舊約先知的責備，向英國同胞大聲疾呼“停止作惡，學習行善”，全場為之動容。

       2011年，孔夫子進駐天安門廣場；理雅各的研究更上一層樓。但願兩者都成為中國的祝福，也為福音轉化中國鋪路。

作者為台灣中原大學退休講師，多年從事中國教會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