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幸存者∶因祂活著

王书亚

本文原刊於《舉目》32期

u=2306592788,4110606779&fm=24&gp=0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雅歌》8∶6

        5月23日,大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绵阳文物局。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主要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 国版图内。在上帝的容许中,汶川地震指涉了几个异教文化的因素,5月12日是佛教最主要的节期“佛诞节”, 地震中无数寺庙被损毁。而青城山和川北一带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源头,青城山的风景区和道观群,也几乎尽数倾覆。受灾最重的羌族地区,更是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源头之一。

         羌族的意义绝非56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唯一的氏族名称,是中华族群和古蜀文明的先祖。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後,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大地震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故乡。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则说禹为西羌,“生於茂州汶川”。

         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中,就已彻底消失。

        90年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令人惊讶地,他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巴比伦之前的以色列人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犹太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如旧约所记,用未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为祭。羌人的献祭也明显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据陶兰斯的记载,他们称天为“灵父”,祭司杀羊之後,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著我们的罪”。羌族的口传历史说,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个儿子。1925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利未记》第16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陶兰斯大胆断言,古羌族是消失的以色列10个支派之一。不过此说缺乏依据,在学术上有极大的争议。

彩虹之约

         无论羌族的血脉如何,中国人终究是彩虹之约後,布满全地的挪亚後裔之一,和地上的万族一样,承受了一个稳定的宇宙。不但生命气息来自创造的父,一切动作存留,也指望那一位救赎的主。专家说,汶川地震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能量的一次陆上地震。在空前的灾难面前,中国社会中每一种世界观,每一种文化的回应,甚至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著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这不但是一次人心的松土,也是一次文化的松土。中国人不但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是幸存者,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制度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活在其中的我们,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位格相交的产物。所以灾难永远是拆毁与建造的契机。超过一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日常的价值观和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开始被怀疑。从这些志愿者身上,不仅能看到对灾民的同情,对救援的道德热情;更能看到一种寻求世界观更新的理想主义,和对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

         但另一方面,道德决策带来的只是一种自我称义的膨胀。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机会难得,这麽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者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马元江後,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世人所谓的英雄,就是他某个时刻的抉择,藐视和否定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这一场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更加指向神在中国、在四川的教会;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与归正,甚至包括政体与文化的变迁。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後综合症。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更新这个国家的责任。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是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後一次重生归正的机会。512之前,中国人是怎麽活的,社会是怎麽鼓吹的,国家是怎麽治理的;512之後,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价值的排序也将被拆毁重建。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民间力量和行政区域,都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於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及参与未来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秋千般摇晃的高楼上走下来,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天父啊,这一次,你在四川、在成都的儿女们,我们要如何交账?基督徒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其他人群一道,参与对一场灾难的记录、述说、救援、关怀和反思。我们该如何做,又怎麽做。

         地震後,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突然涌现出两个铺天盖地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一是“祈福”。和总理温家宝题写的“多难兴邦”一样,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基督徒的身影开始构成灾後画卷的一部分。在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人们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无数家庭教会,在灾後短短半个月里,开始浮出水面,尝试彼此连接。各地教会组织的救灾团体,和信徒奉献的物资,源源不断进入四川,走向灾区。1949年以後,中国基督徒的作为,第一次成为公共社会空间中的事件。隐藏已久的家庭教会,也在灾後迅速成为民间公共力量的一种。众多外地教会组建的“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14间成都教会连接的“彩虹重建行动”,北京基督徒企业家的“香柏”领导力机构,上海14间教会团契组织的“尼西行动”,以及主内的“心连心”、“慈福”、“圣爱”、“生命力”、“牧者”等机构,还有无数单独或联合、短期或长期的基督徒团队,一时齐聚成都,共同领受著一个在废墟上进入世界、复兴那不可震动的国的异象。

         教会参与救援,但教会不是救援机构;做慈善,却不是慈善机构;介入心理辅导,但不是医疗机构;教会始终是圣言的托付者。基督徒的职责,是站在自己的位分上,在灾难劳苦中与哀哭的人同哭,在公共社会中去付出永不止息的爱,努力成为需要安慰者的安慰。但教会要做的,却是要成为山上的城,和扬起的旌旗,尝试著以不同以往的具有公共性的方式,将神的话语,将一个圣经的世界观,带入这个被震动的社会当中。

         基督徒要爱人如己,但更要向社会发出先知般尖锐刺耳的声音,和悔改的信息。因为白白却昂贵的恩典,和永恒的安慰,只在这唯一的路上。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时,他却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u=655586101,94403265&fm=24&gp=0向灵魂低头

        上帝的作为,奇妙不能测透。有一点要特别感恩的,是当个体生命在自然灾难面前脆弱到极点时,终於反过来,开始赢得国家对个人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100多小时的一对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著,在都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著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命、向著死者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彷佛一次心灵深处的馀震。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10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月20日,三个部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特别提到,遗体处理过程要“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民间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敬畏死者。幸存下来的13亿人,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尽力挣脱,开始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即人的灵魂;承认人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不能拿走的。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也是国家向著普通公民一次破天荒的折腰。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对他的敬重与他(她)的身分无关,而与生命本身有关。当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时。

          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突破,大地震带来了这半个世纪以来,对国家主义偶像崇拜的一次最严重的打击。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灾难,终於获得了一个思考个人生命与国家关系的新起点,就是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於国家,也先於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这个国家开始低於人的灵魂──低於灵魂就是低於神的形象,否定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生命本身,开始被迫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副馆长,他说,“要在遗址上,设置一面墙,刻上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人开始渴望这样一座纪念碑,这样一座哭墙。6万多个名字,是6万多个灵魂的记号,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人民”或“死难者”所遮蔽。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所有的死难者已为中国带来了祝福。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教会更加欠了福音的债,因为上帝已将大地空前翻松,基督教与政府长达半世纪的冲突,已进入尾声;但基督信仰与当代社会的冲突,一场文化领域的属灵争战,主若许可,大地震之後才将真正开始。

         13亿幸存者惊魂未定,不知自己是本乎谁,依靠谁,又归於谁;不知道自己活著,是因 活著。但在废墟之上,上帝亲自预备了整整一代向上仰望、呼告和寻求的人。但佛教、道教,各种民间宗教;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每一种价值与信仰体系,都以高音喇叭接收著苏醒过来的灵魂。救援生命,抢救灵魂,看见和参与中国未来的社会重建,文化重构、及民主转型的艰难历程,因著神的大能和信实,成为其中一个不可摇动的声音;并有勇气和智慧,在未来与政府机构面对面地交流、辩争、接纳与磨合;当仁不让地成为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中坚定饱满的一元──这就是家庭教会在大地震後的时代性的使命。

         无数死去孩子的面容问我们,我死之後,你们如何交账?

以爱为旗

         46岁的龚天秀,被埋73小时,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士,被埋216个小时後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墙被埋,彼此守望、鼓励,在139个小时後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於降低中国每年28-30万人的自杀数字。但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惊骇了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後一刻,俯身护住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年轻父母在地震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三岁的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著500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彷佛一场洗礼。为什麽一个甚至愿在危难时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却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绝甚至背叛。就像国家,为什麽愿意为一个公民的死亡降下国旗,但他活著时,却还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剥夺他的选举、信仰、言论或财产的权利?
 
         半个世纪前,诗人何其芳写下一首诗,“成都,我要把你摇醒”。他痛恨这座城市的安逸。危难,是对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性的一种暴露。大灾大爱,小灾小爱,无灾无爱。人非要被刺痛,才能把残留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惊醒,承认上帝的永能与神性。

        512当晚,成都一片惊慌,百万人露宿街头,但排队献血的队伍仍然通宵达旦。这是令人感佩的。接下来的一周,全国民众的爱心被空前激发,企业、机构、个人,民间的捐赠和志愿者运动,也达到共和国历史上的巅峰。日益鼎盛的企业,羽翼初生的NGO,方兴未艾的网络力量,浮出水面的基督教会,与政府、军队一起出现在四川灾区,成为赈灾救援不同以往的一个亮点。

         全国也有几万个家庭,登记申请领养地震孤儿。近10年来,中国有近6万孤弃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其中90%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收养家庭大多是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但相比之下,国内收养孤、残、弃儿的数量一直少得可怜。以至於民政部官方网站上的这一栏目,几乎完全空白。

         许多媒体,都以洋溢的语气,赞美著这一地震後的社会道德浪潮。好像人人都献出了罕见的爱。人人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舆论进入了一个“大灾大爱”的道德蜜月期,风尘仆仆驶进一个博爱精神的洗车房。一篇典型的救灾报导,最後说,“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些名字吧”,结果不是死难者名单,而是参与救援者的名单。这种先把自己感动了再说的道德情怀,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没有基督信仰的光照,道德的热情就迅速变成了对道德的自我圣化。

         短短一周,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复杂的利益立场,已开始破碎一个关於救灾的“完美道德风暴”。对红十字会赈灾款项使用的置疑,对成都、绵阳出现被挪用的救灾帐篷、德阳因贩售救灾物资发生街头争执的曝光,对筹款诈骗的打击,对知名人士捐款的争吵,对灾区紧缺物资分配不公的报导,甚至灾民中亦出现对救灾物质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压力下将对生命苦难的抱怨,转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抱怨。有人围抢志愿者的车队物资,有人随处扔掉发放的饼乾,扒走死者腕上的手表,有没得到物资的灾民,向政府告发救灾的基督徒是某气功组织。其实这一切,使人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中国人爱的匮乏,被一场空前的国殇震惊了。其实我们没有大爱,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内,有的只有一个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应。这反应是良善的,但若轻易就被自己的反应感动了,我们就比512之前更不如。当政府和灾民在无助之中,拥抱、接纳一切援助者时,教会所做微不足道的事,其实更多只是基督徒作为一个好公民所当尽的本分。接下来,当政府和灾民对教会的接纳,开始出现排斥、怀疑、限制、埋怨甚至反感时;当民间的参与逐步降温,社会上众志成城的氛围渐渐涣散,当我们帮助的对象甚至变得不那麽可爱时,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在这场灾难中特别领受的托付,才会从世人的爱心中脱颖而出,并真的开始了。教会面临的挑战,和拥有的祝福,就是在世人开始软弱的时候,叫我们靠著圣灵的运行,可以立志行事;靠著主恩典的供应,还能继续。

         其实,我们几乎忘了这个事实,家庭教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民间组织。基督徒是神的管家,无论在世俗法律上的身分是什麽,教会都领受了托付,有分“治理”天父的世界。因 活著,所以向 交账。不然我们还是一个好人的心态,叫所作的,都沦为对自我良心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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