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祖鯤

本文原刊於《舉目》13期

        “後現代主義”既然是對“理性主義”的一種反彈，許多自“啟蒙 運動”以來深植人心的基本觀念及前提假設，如“理性是檢驗一切真理的依據”、“主觀的体驗是不可靠的，惟有能經得起客觀驗證的才是真理”、“科學是絕對的 真理”等等，也都被棄之如敝履。因此，後現代主義者，不但爭論什麼是檢驗真理的途徑，他們甚至連真理的存在都予以否定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現代基督教的護教學自然受到新的挑戰。

        “護教學”（Apologetics）一詞來自希臘文的apologian，這個希臘文可譯為“回答”或“申訴”。最有代表性的經文是《彼得前書》3章15節：“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你們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個人。”

         因此，教會歷代護教學的發展，都是在因應外在的環境或世界的思潮。例如希臘教父時代（100-300 AD）的“護教者”游斯丁、特土良、俄利根等人，主要是在回應希臘哲學家及羅馬異教徒的攻擊。拉丁教父時期（300-500 AD）的安波羅修及奧古斯丁等人，則竭力與教會內的種種異端辯論，以確立正統的信仰。中古世紀時期（500-1500 AD）的宣教先驅們，如去愛爾蘭的聖派垂克（St. Patric）、去德國日耳曼人當中的波尼法修（Boniface）、及到中國的利瑪竇等人，則必須面對各種的異教的挑戰。但是十三、四世紀的“經院哲學 家”如阿奎那（Thomas Aquinas）等人，則嘗試兼容基督教神學與亞里斯多德的希臘哲學，以回應“文藝復興”以來的新思潮。

基督教護教者對“理性”的挑戰之回應

         然而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及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更將歐美的社會帶入所謂的“現代時期”。從這個時候開始，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及經驗主義，都成為基督 教護教學的主要對手，而護教學也進入了“百花齊放”的局面，嘗試以不同的途徑去回應這個現代思潮的挑戰。直到今日，基本上現代護教學仍都是環繞著“理性與 信仰”這個主題來回應，其中主要可以分為四種不同的方法：

1. 理性思考法（Rational Approach）
這種護教方式 的代表人物有笛卡兒（Descartes）、萊布尼茲（Leibniz）等人，他們一方面承認人類的知識，是超越感官所能感受到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肯 定人類共通的理性及邏輯思維，能夠使我們確認神的存在。他們常用柏拉圖及一些希臘哲學家們有關萬物源起的“第一因”觀念，作為神存在有力的明證。

2. 證據推論法（Evidential Approach）
麥道衛（Josh McDowell）的名著《鐵證待判》（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是這種方式的代表作。他們認為所有的證據，都必有客觀、公認的解釋。而進化論者所依賴的“偶然”因素，並不足以作為萬物起因的論證，我們 必須尋求更合理的解釋。與此類似的護教理論還有巴雷（William Paley）的“鐘錶匠”理論，“科學創造論”者對進化論的答辯，及近年來流行的“智慧的設計”（ Intelligent Design）理論等。

3. 信心跳躍法（Existential or Fideistic Approach）
十八世紀的巴斯卡（Pascal）、十九世紀丹麥的齊克果（Kiekegaard）以及二十世紀瑞士的巴特（Karl Barth），都對人類的理性持懷疑的態度。他們認為理性由於受到罪的污染，已經喪失了辨識真理的能力。因此存在主義的先驅齊克果主張，要体認神的存在與 祂的真理，不可能經由理性的探索，而只有憑著一種他稱之為“信心的跳躍”（Leap of Faith）的途徑。

4. 前提預設法（Presuppositional Approach）
神學家凡特爾（C. Van Til）及薛華（Francis Schaeffer）等人則認為，在目前多元主義的影響下，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已經沒有共識或共同認定的“前提預設”來進行有意義的溝通。而且除非藉 著神主動、直接的啟示，人類的理性及邏輯思維，都不足以用來發掘或辨識真理。對福音派基督徒來說，我們的前提預設乃是：“聖經是唯一真理的權威，並且所有 的真理都是屬神的。”他們認為基督徒一切的辯論，都必須以此前提預設為起點。

         因此，上述的四種方法，雖然都是針對理性主義者的信仰問題而提出的答辯，但是他們對理性的看法和接受的程度並不一致，所採取的對策也不相同。因而當二十世紀中葉興起的“後現代”思潮，也開始質疑理性主義的觀點時，自然對上述的四種護教途徑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衝擊。

後現代思潮在護教學上的正面應用

         值得注意的是：從護教的角度來說，後現代思潮好像是“兩刃的利劍”，與基督教信仰之間“亦友亦敵”或“非友非敵”，關係微妙。也就是說在某些爭論的議上，後 現代觀點與基督教的觀點是一致的，彼此可以結合成“盟友”。但是在另外 一些議題上，後現代思潮卻成為基督徒最難纏的對手。

         所以，首先我們要知道如何善用後現代的觀點，來為我們的信仰辯護。一般而言，從護教的策略來說，當基督徒在回應慕道者的質疑時，要儘可能以其他非基督徒的觀點去反駁他們，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戰術，才是上策。

        譬如說當基督徒面對“泛科學主義者”的挑釁時，今天我們就可以用後現代主義者的論點，以“四兩撥千斤”的招數來化解他們的攻勢。“泛科學主義者”迷信科學， 認為科學是萬能的，甚至以科學來否定信仰。然而後現代主義者則認為，從科學發展的歷史來看，科學家也往往是守舊、抗拒改變的。這種現象在二十世紀就曾出現 多次，孔多馬（Thomas Kuhn）因此提出“模式轉移”的理論（註1）。由此可見，連科學都難逃個人主觀意識的扭曲，所以不但所謂“科學的真理”是相對的，而且是有局限性的。同 時，後現代主義者也不再排斥宗教信仰，反而深信“天外有天”，熱衷於尋求神秘的主觀經驗，渴慕追求“靈性生活”。

         此外，前述的“信心跳躍 法”也可以代表後現代主義者對理性主義的一種回應，因為齊克果及巴特等人都被歸類為“存在主義”思想家，而“存在主義”就是後現代思想的其中一種類型。巴 特及受他影響的“新正統主義”（Neo-orthodox）神學家們，反對深受理性主義影響的自由派神學家們，以理性批判聖經，並以科學否定神蹟的態度。 他們認為宗教信仰的價值，不在乎客觀上它是否為真理，而在乎它主觀上對信徒生命的意義（significance）。雖然福音派信徒不贊同新正統主義神學 家對聖經無誤論的曖昧立場，但在信仰價值的觀點上，兩者的立場卻是一致的。

         因此，若有慕道友仍然堅持科學與信仰勢不兩立時，你除了以科學證據來與他辯得臉紅脖子粗的方法之外，你也可以面帶微笑，輕描淡寫地以後現代的方式對他說：“我唯一的堅持，就是我們什麼都不要太堅持。科學的理論不是也 常常昨是今非嗎？天下之大，真理之浩瀚，難道那些宗教信仰者就不可能体悟到什麼你我所沒感受到的另一個境界的經驗嗎？”

後現代思潮對基督教信仰的挑戰

         然而，後現代思潮對基督教信仰最大的挑戰，是他們顛覆了自蘇格拉底、孔、孟以來眾先哲們所視為理所當然的“公理自在人心”及“真理和理性是不證自明的”等觀 念。相反地，後現代思想家提倡“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在他們的批判之下，所有自成体系的理論或學說似乎都被解体了，甚至人 與人之間的共識也被解構了，以至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都變得分崩離析，好像雞同鴨講。

        後現代主義者否定有絕對真理的存在。他們認為所謂的 “真理”，其實無非只是一些有關事實的“觀點”（perspective）或“詮釋”（interpretation）而已。因此，他們提倡相對主義和多 元主義，在宗教上則傾向於“殊途同歸”的立場。他們的觀念，與基督教堅持聖經的權威性，及強調“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拯救”的立場似乎是南轅北轍的。那麼，基 督徒要如何回應後現代主義者的問題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後現代主義者既然對理性持懷疑的態度，因此想要對他們採取“以理服人”的手段， 結果必然會事倍功半的。所以，與其和他們爭辯，還不如以個人見證的方式，分享我們自己信仰的心路歷程，反而較能引起他們的注意及共鳴。現在的慕道者不僅要 聽你的道理，也要親眼看見你的生活見證；他們不但要去思考，也要去感受。

         其次，如果任何人要堅持絕對的“相對主義”，將會發現這是一條死 胡同。正如一位後現代主義的大師Richard Rorty也承認：“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持相對主義的觀點，（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將有關一個重要議題的兩個互相牴觸的觀點都看為一樣好。”（註2）因 此，人必須在信仰上分辨好壞、作出選擇，而基督徒更應該靠主大膽地為這獨特的福音作宣告，只是我們不是以武斷的口吻或以訴諸權威的方式來宣告，而是以“權 能、聖靈並充足的信心”（《帖前》1：5）來傳揚這福音。

         最後，因為思潮好像海浪會“後浪推前浪”，所以現代人的思想也是同時受到現代主 義及後現代主義兩種思想的影響，而且每個人受兩種思想的薰陶程度不一，有人會遊走於這兩種思想之間。因此，我們不必先假定現代的人都是純粹的後現代主義 者，其實大多數人仍然保有很多理性思考的習慣，只是後現代思潮已經幫助他們打破自己過去理性主義的一些窠臼。從護教的角度來說，這反而是極佳的傳福音機 會，是基督徒應該要積極掌握的。

註：
1.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2.引述自“Telling the Truth”, D. A. Carson (ed.), Zondervan, 2000, p.77.

作者為三一神學院宣教博士，現在波士頓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