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13

本文原刊于《举目》63期 明道        美國著名女作家哈麗特‧比徹‧斯托所著《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又譯作《黑奴籲天錄》），被林肯譽為“引發南北戰爭的導火索”。該書有兩個貫穿始終的主題：一是廢奴，一是信仰。而第二個主題，讀者往往誤解。 宣揚的不是宗教，是信仰         斯托夫人（1811─1896）出生在牧師家庭，做過教師。她在辛辛那提市住了18年，與南部蓄奴的村鎮僅一河之隔，這使她有機會接觸到逃亡的黑奴。她本人也去過南方，親自瞭解那裡的情況。奴隸的悲慘遭遇，引起了她深深的同情。《湯姆叔叔的小屋》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出來的。        此書於1852年首次在《民族時代》刊物上連載，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受到無與倫比的歡迎。林肯總統後來接見斯托夫人時，稱她是“一本書釀成一場大戰的小婦人”。        凡是讀過《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人，都深深體會到美國黑奴制度的血腥、殘暴。該書廢奴觀點明確，呼籲社會變革，呼籲解放黑奴。對於讀者而言，社會政治的改變，可以帶來人權的保障、各方面的進步提高，是很好理解的。       特別作為中國讀者，我們早就學會了階級鬥爭的分析方法——《水滸傳》，是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揭露了資本主義的虛偽、黑暗；甚至《西遊記》，也是歌頌人民的反抗精神……那麼《湯姆叔叔的小屋》，當然反抗的是奴隸主階級的殘暴惡行！        所以，在閱讀《湯姆叔叔的小屋》時，我們很容易先入為主，以既有的思維模式，解構這篇名著，將其豐富內涵，簡單歸納為呼籲解放黑奴、揭露和譴責奴隸主暴行，然而，卻忽略或誤解了該書的另一個主題——宣揚“真正的信仰”──信仰耶穌基督！         斯托夫人此書常被詬病，認為她塑造的湯姆叔叔的形象，太有宗教氣息，缺乏反抗精神等等。其實這是對斯托夫人的誤會。斯托夫人不僅僅是“激進”的廢奴主義者，更是“激進”的宣揚福音、反對“虛偽的教會”的基督徒。如果能夠仔細、客觀地通讀本書，會發現，作者對“基督教”有很多批判——有時直接描寫或評論，有時則藉著書中人（主要是聖克雷爾）的口進行。其批評很深、很透徹，甚至超過了許多教外人士對基督教的批判。        斯托夫人沒有宣揚基督教的外在形式，她宣揚的是：人，要信仰耶穌基督，要遵行聖經的教訓，真實認罪、悔改、信上帝！ 斯托夫人的信仰觀，在書中一貫體現 ×信仰的作用──改變人和社會        斯托夫人並沒有把人物簡單地按照所屬階級貼上標籤。人的行為，除了受到自身地位的影響，也受到信仰的影響。有像瑪麗那樣雖然參加教會的聚會，卻刻薄、自私，也有像菲尼亞斯那樣，雖然不參加聚會，卻正直、善良幫助奴隸逃脫。        奴隸主中也有心地善良的，奴隸中也有殘暴的。例如，湯姆的第二個主人，奴隸主聖克雷爾，待奴隸很優厚。這除了天性使然，也與母親從小給他的信仰教育有關。聖克雷爾的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以聖經為人生指導。         在書中有一個場景：聖克雷爾的妻子瑪麗聚會回來，告訴聖克雷爾，講道的博士引用聖經，論證奴隸制度是合理的，有的人生來就是伺候人的，等等。這種講道，顯然很合瑪麗口味。         瑪麗批評聖克雷爾一天到晚在外跑，就是由於他不喜歡宗教。聖克雷爾反駁：“宗教！你們在禮拜堂裡聽到的那套玩意兒，就算是宗教嗎？那種拐彎抹角、可上可下，以便迎合自私自利的世俗社會中，各種歪門邪道的玩意兒，也算是宗教嗎？我這個人生來不敬神明、庸俗而愚昧，那種比我的本性更可恥、更狹隘、更不公正、更不顧他人死活的玩意兒，也算是宗教嗎？不！如果我要尋找一種宗派的話，它只能高於我自己的本性，絕不能比它低。”         這段話，說得真夠痛快。虛偽的信仰，只是人為自己罪行辯護的藉口、牟利的工具。在與堂姐奧菲利亞小姐的一次對話中，聖克雷爾說，黑奴中很多人沒有正常的道德觀念，偷竊、醉酒十分普遍，沒有正當的謀生技能。當然，這不能怪他們，他們的肉體、靈魂，已經被佔有、剝奪，沒有指望。如果把這樣的人，一下子解放，推出莊園、推向社會，不知道會成什麼樣子？         通讀全書，我們可以肯定，這絕不是聖克雷爾的藉口，不是他想保住自己的奴隸主地位。他知道：“這是一個絕對遭天譴的制度。”“全國人民都對奴隸制度感到不滿。奴隸制度不僅對奴隸不利，對奴隸主也沒什麼好處。”        他認為，某種意義上，改變人比解放人重要，比改變社會結構重要。難度更大。解放可以用戰爭，用法律，但改變人“太費事”。不過“費事”卻很有效。這個“改變”，其實就是使大家成為虔誠的信徒（不是“教徒”）。 ×信仰的表現──愛         斯托夫人認為，真正信仰耶穌的人，心中一定生發出對別人的愛。此觀點，在奧菲利亞小姐教育托蒲賽時，生動地體現。         聖克雷爾戲謔堂姐奧菲利亞小姐，給她買了一個小黑奴托蒲賽（Topsy），讓堂姐和小黑奴同住，教育她。托蒲賽是一名不知來自何方、“衣衫襤褸”的小女奴。她認為既不是上帝造了她，不是她的母親造了她，“我想我是自己長出來的。我不相信有誰造了我。”（英語因此有了成語“grew like Topsy”，像托蒲賽一樣成長，比喻一種自生自長、放任自流的生存方式）。        托蒲賽沒有任何是非觀念，很難教育。奧菲利亞和顏悅色地教育她，全然無效。奧菲利亞問她：為何不好好做人？她回答：“哦，小姐，恐怕我是挨揍挨慣了。挨揍對我很管用。”她被打後，向其他小黑奴炫耀：“哈哈！菲利小姐還揍人呢，她連一隻蚊子都打不死！我原來的主人才叫會揍人呢，直打得我皮開肉綻，真是厲害，那才真叫會揍人呢！” 奧菲利亞小姐在托蒲賽的教育上（知識、生活、信仰各方面）費盡心血，但收效甚微。我們不能否認，奧菲利亞小姐有愛，她所做的，例如為托蒲賽洗澡，實在讓人佩服。“描述一個沒人理睬、邋遢的孩子第一次浴洗的具體過程，對文雅人來說實在有些不堪入耳。事實上，世界上有成千上萬的人，迫不得已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和死亡……奧菲利亞小姐真可以算得上是心誠志堅，言出必行。她勇敢地擔負起為托蒲賽擦洗之責任，沒放過任何一處令人作嘔的髒地方。”         然而，奧菲利亞小姐的這種愛，還不能算是斯托夫人提倡的，超越性的來自上帝的愛。雖然奧菲利亞是虔誠的基督徒，做事極其認真，為人極其正直，但她對托蒲賽有偏見，有時候甚至有些厭惡。儘管她儘量掩飾、克制，但“孩子們總是很敏感的，別想瞞住他們什麼。只要心中稍微有點嫌惡他們的想法，就算你想盡辦法用物質籠絡他們都沒用，他們是一點都不買帳的。這些事看來很奇怪，但就是這個樣子。”        而小女孩伊娃，真正地用基督的愛來愛托蒲賽，終於感動了頑石一樣的孩子。當伊娃熱切、動情地撫摸著托蒲賽說：       “噢，托蒲賽，可憐的孩子！誰說沒人愛你呢？我就愛你！托蒲賽，我愛你，因為你無父無母，孤單一人，可憐無依，受盡欺負。托蒲賽，我愛你。”         瞬時，“一道真誠信任的光芒，一道聖潔無私的愛的光芒，竟穿透了那孩子蒙昧、黑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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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53期 謝文郁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和國民黨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雖然中國這片土地上仍有戰火硝煙，但對於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來說，鹿死誰手已無懸念。         改朝換代已是定數，共產黨成為執政者。對此，中國基督徒有人歡迎，有人悲觀，有人疑慮。 基督徒應該如何面對新的當政者？教會何去何從？神是掌管歷史的主，歷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帶領。那麼，神的帶領在哪裡？ 新政府的態度         這一年，中國大陸有基督徒約100餘萬（不包括300餘萬天主教徒）。其中，84萬隸屬於西方宣教士建立起來的教會，其餘的則隸屬於地方教會（包括聚會所、耶穌家庭等）。          對於新政府來說，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對當時的4億多人口來說，這100餘萬是一個小小的數目。但是，從一開始，中國的基督教就背上洋 教的稱號，“和海外的西方列強有著不可分割的政治關係”。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對西方列強的戰略關係。         新政府成立後不久，開始驅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國津貼的大學、教會學校和醫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公開宣稱，“教會學校”這個名詞已送進了歷史博物館。1952年之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看不見公開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還要切割中國基督徒和海外的聯繫。因為中國基督徒並沒有整體性地對抗政府，他們不少人對新政府充滿期望，並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中，所以新政府無意打擊他們。但是，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他們必須服從新政府的領導。         1950 年5月，總理周恩來先後3次接見基督徒代表，明確指出，基督教的最大問題，是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他的原話是：“近百年來基督教傳入中國和它對中國文化 的影響，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聯繫著的。基督教是靠著帝國主義槍炮的威力，強迫中國清朝政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獲得傳教和其他特權的。因此，中國 人民對基督教曾產生一個很壞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認為基督教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分不開的，因而也就反對基督教。”         而且，周恩來強調：“今天美帝國主義仍企圖利用中國自己的宗教團體來進行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周恩來的這種說法，就是新政府對基督教的基本評價，也是政府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基本原則。 吳耀宗橫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新政府直接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這攪動了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歷史記憶，巨大的民族主義熱情開始湧現。如何處理好100餘萬基督徒，使之與海外隔絕，並融入中國新社會，對於新政府來說，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 月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中國基督徒如果不響應政府的宣傳，公開反對美帝國主義，那就等於他們確實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但是，中 國基督徒真能夠擺脫“洋教”的指責嗎？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長久交往後，要他們完全放棄積澱的西方情結，是符合神的心意嗎？        切割中國基督徒和西方列強的聯繫，在政府看來，主要在這幾個方面：一是斷絕經濟上的來往，二是組織上的獨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這個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這個任務需要教會的配合。於是，人們看到了一場由政府主導的基督教“三自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吳耀宗（1893-1979）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因為這場運動，他一躍成為中國基督教的主要領袖。          當時，吳耀宗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輯部主任幹事。在神學上，他並沒有特別的貢獻；在組織上，他只是一個小小的主任幹事；在屬靈榜樣上，他還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可以說，在中國基督教圈子裡，他還沒有能力呼風喚雨。         他的信仰有明顯的社會福音傾向，用他的話來說：“愛上帝就是愛真理；愛人如己就是為人服務、犧牲。”他認為，“宗教應當在人生的全部生活裡表現出來”。        1949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為《黑暗與光明》（青年協會書局），充分地表達了他的社會福音的神學思想。對他來說，基督信仰能夠帶來社會的變革，而在這一點上，基督信仰和共產主義是相契的。        吳耀宗的觀點深得新政府的悅納。1949年9月21至30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吳耀宗等5人被政府點名，作為基督教代表與會。這次政協會議產生了《共同綱領》，其中明確規定了公民擁有宗教信仰自由。         雖然這5人深受政府青睞，但他們無力代表教會。為了集結基督教的實力派人物，會議之後，以吳耀宗等為主，邀請中華基督教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基督教協進會、 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等，派代表組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基督教訪問團，瞭解各地基督教教會的情況，以及基督徒徒對政局的態度等等。        1950年4月21日，訪問團在北京召開座談會。吳耀宗寫就了《關於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初步意見》，就基督教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影響、宗教信仰自由、教會房產、教會機構登記等問題，向政府提出建議，並附上各地教會受擾案件百餘例。         這個《初步意見》沒有突出“帝國主義”這一因素。為此，周恩來對他們發表講話，強調，基督教的最大問題就是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如果不徹底洗心革面，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那麼，一切都無從談起。         吳耀宗聽了周恩來的談話之後，有恍然大悟的感覺。很快地，他修改了《初步意見》，更名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這便是所謂的《三自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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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54期 謝文郁 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興奮，令人目眩。中國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這樣的口號深入人心。從此，中國這塊土地上，瀰漫著“人定勝天”的精神和勇氣。         在理論上，這股精神和勇氣在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中找到了立足點。在實踐上，“大躍進運動”（1958-60年）把這股精神和勇氣傳染給每一位中國人。於是，中國人開始生活在一個完完全全的人文主義氛圍中﹗！         對於當時的中國基督徒來說，這是一種信心挑戰。許多基督徒不知不覺也受了影響了，或離開了教會，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傳教士們的憂心成了現實。早在20年代中期，隨著非基運動的廣泛展開，傳教士愈來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情結，感受到這一情結對基督福音的嚴重阻攔，他們猶如面對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牆，而無能為力。於是，他們呼籲跨宗派的聯合禱告，求神親自拆毀這堵牆。         然而，歷史發展似乎和所期望的發展背道而馳 。他們問，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西化運動，是高舉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義運動。這場西化運動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歷史舞台的前台，並在新中國主導了中國文化的話語權。──上帝在聽我們的禱告嗎？還是說，我們的禱告出了問題？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後，中國教會出現了“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分化。按照中國的法律，“家庭教會”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會”無法公開聚會，其活動能力和範圍 都大大收縮。他們無法在公開場合，向中國人展現神的榮耀。然而，他們秘密聚會，認為自己是神所揀選的“小群”，心甘情願為神受苦。         “三自教會”則因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開活動。雖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小，但是，三自教會仍然在社會的視野中。三自教會中的許多人相信，他們還在為神做見證，他們參與三自運動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對於新政府來說，基督教教會並不是一股強大力量。在通過三自運動解決了基督教問題之後，他們幾乎不把基督教當回事。此刻還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經濟和 軍事上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儘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極端的人文主義情結中，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進一步深化 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趕超世界發達國家，成了中國社會的前進動力。受政府宣傳的影響，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眼中，基督徒屬於落後、跟不上形勢之人。基督教是一種迷信，必將被歷史拋棄。        在這種形勢下，在公開場合宣傳基督教，等於把自己公開當作笑柄。迫於政治壓力，不但年輕人，即使那些屬靈前輩，也無法在公開場合宣告福音。王國顯弟兄在回憶 錄《行過了死蔭的幽谷》一書中提到， 1957年他從牢裡釋放出來，回到廣州大馬站福音會堂（1950，林獻羔創立）：“那時教會傳出的訊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帶領神的兒女繼續要活在神的臉 光中。我們更孤單了，但是卻激勵了許多在各地的神的兒女。他們知道我們仍舊孤軍作戰，他們寫信來與我們表同情，我們也因此得安慰。”（頁150）不久，王 國顯就向政府申請出國。        那時中國的基督徒（不管是屬於家庭教會，還是三自教會），能夠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為神做見證了。能為基督的名吶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滅”        進入60年代，經歷了 “反右運動”和“四清運動”之後，新政府覺得已經比較穩固地控制了社會，在政治上略微放鬆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在大躍進運動中的激進、冒進，中國 經濟受到了相當大的損害。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中國政治發生了重要變化：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管政局。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府為了經濟的發展，允許農村地區有較大的自主性。於是，在60年代的頭幾年裡，有些農村出現了遊行傳道人。這些遊行傳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們的活動亦十分有限──當時教會的傳道人，或者入獄，或者受到控制，無法出來傳道。         1963年，中國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略略緩過了一口氣。這是一場天災加人禍。如果中國人能夠靜心反省，不難認識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難從中汲取教訓、學會謙卑。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人不具備這種反省能力。         在馬克思主義主導下，人文主義已經在中國膨脹。中國大陸的各種宗教，都順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按理說，宗教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然而，1963-1965年 這段時間，中國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紅旗》、《新建設》、上海《文匯報》等）上，刊登了相當激烈的“宗教大辯論”。這場辯論涉及了宗教定義、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問題，可是卻沒有宗教人士的參與，基督徒更是沒有發言權。        在辯論中，就宗教政策問題，形成了兩個派別，即所謂的溫和派與激進派。雙方都堅持唯物史觀的無神論，不過，溫和派（以對藏傳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學家牙含章為代表）認為，從唯物史觀出發，任何宗教都不過是歷史 進程中的一種現象。它的產生有其歷史條件，消亡也有歷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採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讓它自行消亡。         激進派則以遊游驤（馬 克思主義學者，後跟隨趙樸初學佛學；改革開放後進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劉俊望等為代表強調，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必然和當下的馬克思主義勢不兩立。因此，政府必須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和各 種宗教進行鬥爭，儘快消滅宗教現象，確保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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