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宗清
年輕時我矢志跟隨耶穌，當時正值20世紀60年代末，台灣講國語的正統教會，受復興主義和敬虔主義的影響，一致主張正確追求的目標即是成為“屬靈人”，而屬靈人的特徵大概就是熟悉聖經、不愛世界（或解讀為“不食人間煙火”）、熱心傳福音、全然為主而活等。由於受基要主義神學觀的支配，任何社會關懷或參與政治的行動，都可能被視為“偏離正道”，有違重要屬靈原則，並且恐與美國20世紀初期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所倡導的“社會福音派”掛鉤。
過去近28年，我旅居美國，親自經歷美國基督教界對政治的分歧反應，目睹基督教右派（the Christian Right）與左派（the Christian Left）的對立與爭辯，這些都使我對“政教關係”的問題產生不少反思，導致我的看法與當初有很大的差異（註1）。
持平而論，這兩大陣營都有不少偏差和危機。前者過分依賴政治權力，並把對手“妖魔化”，而後者容易把社會公平列為基督徒首要目標，在聖經真理上妥協。
教會無法迴避政治
若“政治”如中國革命先驅孫文所言，是“管理眾人的事”（註2），那麼，政治所管轄的領域必然與教會有關。反之，教會要在世上作光作鹽，一定得涉足政治。
第一世紀耶路撒冷的教會，面對官府禁止使徒奉耶穌的名傳道，必須對此羅馬法規作出回應──聽從法規以致不聽從上帝，是不合理的（參《徒》4章）。由此可見，教會一誕生，馬上就觸及“政治”。
在美國加州聖地亞哥近郊的Shadow Mountain社區教會，為一保守的福音派大型教會。大衛耶利米（David Jeremiah）牧師於2012年10月28日主日崇拜時，傳講了一篇有關“總統選舉”的信息，雖然他表達的方式完全是從聖經的觀點出發，勸勉會眾選出一位理念最接近聖經真理的候選人。可是，就其內容和主旨而言，耶利米的講道大膽直接地闖入炙熱的選戰風雲。換言之，他是“利用教會的資源”，鼓勵基督徒積極投身政治活動。
自1861至1865年，美國發生內戰，起因即是“奴隸問題”。19世紀時，美國南部15州的棉花田，依靠從非洲買來的黑奴耕種，因而堅持奴隸制度。1830年中期就有牧師反對這種制度；長老會牧師拉傑爾（Elijah Lovejoy）甚至於1837年為此犧牲了生命。倘若你我活在那個時代，處在同樣的環境中，當讀到聖經的教訓：“要愛人如己”（參《可》12：31），焉能在教會中閉口不談此敏感議題？
錯誤觀念背後的原因
聞名的新約學者，亦是系統神學的暢銷書作者古德恩（Wayne Grudem），在其鉅著《從聖經看政治：按經文亮光看當今政治議題大全》中指出，教會只傳福音而完全摒除政治，是錯謬的。他分析出這種錯謬的原因：
1. 對福音與神國度的狹隘理解；2. 不認為整全的福音應包括社會的轉變；3. 完全忽視與政治相關的聖經教訓，例如：《羅》13：1-7、《彼前》2：13-14、《創》9：5-6、《賽》13至23章等；4. 誤會上帝把基督徒留在世上的目的；5. 不明白上帝同時用教會和政府來抑止邪惡；6. 不知道基督徒曾在歷史上積極地影響政府；7. 對教會遭逼迫作片面解讀；8. 以為參與政治會使我們轉離傳福音的任務（註3）。
傳統上趨於保守的華人教會，是否或多或少落入了以上所提的偏差？特別是第一點與第二點。由於華人社會的基督徒總是極少數，所以教會向來強調“傳福音救靈魂”的重要。宋尚節是20世紀3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華人佈道家，他曾寫一首短詩：“東也空，西也空，南也空，北也空；凡事都是空，救人獨不空。” （註4）這一類觀念使得社會關懷與政治參與被視為無關緊要，甚而被認為會淡化並減弱教會傳福音的力量。
南加州基要派的教會領袖麥克亞瑟（John MacArthur）認為，我們對政府的關注或參與，和基督國度的擴展並無實質上的關聯（註5）。然而，朝鮮和韓國的情形卻成為這樣論點的當頭棒喝。過去60年來，數以百萬的朝鮮民眾一生至死都未聽過福音，但反觀韓國，由於容許傳教自由，教會蓬勃興盛，且差派了2萬5千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怎麼能說，政治的良窳與上帝的國度毫無關係呢？
目前爭論的焦點
過去40年來，美國基督徒中間的爭論焦點在右派與左派的立場。所謂基督徒右派，是指那些企圖把聖經的真理或理想帶入政治圈，使一切違反聖經真理的行為都變成非法（註6）。他們積極運用教會的資源來達成政治的目的。基督徒左派則是強調社會公義與公平，竭盡心力使社會弱勢群體（包括窮人、移民、少數族裔、婦女、同性戀者、及缺乏照顧的人）獲得妥善的保障（註7）。這兩派的人士經常互相攻訐，再加上自由派人士在社會與政治圈的力量，他們都試圖主導文化的走向，這也就是美國所謂的“文化戰爭”。
因此，今天的問題不是基督徒是否要參與政治，而是應當如何參與。許多教會領袖認為，他們有責任確立一些合乎聖經的參與政治之規範與原則。改革宗神學家何頓（Michael Horton）指出，基督徒如果將道德原則強加在非基督徒身上，藉此來限制其生意，或威脅要打敗對方，那麼，上帝的兒女如何能向非基督徒作見證，贏得他們歸主？（註8）從80年代以來，試圖在政治上取得優勢的各種基督徒組織與運動，不斷出現，如雨後春筍，然而從整體來看，美國的教會卻似乎愈來愈軟弱。“文化戰爭”的確出現了嚴重的弊端。
教會歷史的榜樣與殷鑒
查考教會歷史，不難發現基督徒曾因著積極參與政治而帶給教會祝福。最有名的例子，應算18世紀末威伯福斯所推動的改革，他和志同道合的基督徒組織“克拉朋聯盟”（Clapham Sect），以廢除奴隸販賣制度為目標，共同抗拒當時因販奴而獲高利潤的商人和國會議員。
古德恩寫道：“締造英國的大憲章（1215）、美國的獨立宣言（1776）與憲法（1878）的人中，好些是極富影響力的基督徒，其內容受基督徒思想極大的影響。這3份全球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獻，對於政府功能的基本理念，都顯示出基督教明顯的特色。‘只需傳福音，不必顧政治’的觀點，必不會產生英美政府的這些基本理念。” （註9）
反之，我們也從歷史上看到，教會因著無知而被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所利用，帶給人類不少禍害。1930年代，德國的路德會擁護希特勒的領導，以致這位兇狠跋扈的獨裁者，有機會取得德國最高的權位，發動對歐洲的侵略，最後造成上千萬人無辜死亡。
必須掌握的原則
鑒於過去美國基督徒當中出現“文化戰爭”的問題，漢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2010年出版《改變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一書，提出了木鐸般的警告，他的建言值得我們留意。漢特強調，美國的文化戰爭常流於政治權力的鬥爭，因而他主張，應當用“活出真理”（faithful presence）為原則，來取代“救贖文化”或“改變世界”。
漢特以為，太過關注政治權力，會忽略社會權利對於日常關係和社會機制的影響。他指出，耶穌運用社會權利時，呈現4種特色。第一，祂的權利是延伸的（derivative），出自祂與天父親密的關係以及完全的順服。第二，祂的權利是謙卑的，拒絕地位與名聲等特權，並以喜樂面對羞辱。第三，祂的權利是富同情心的，為所有人的好處著想，並不只是單顧信徒群體。第四，祂的權利是不勉強人的，為對立的人祝福而非咒詛，祂與撒瑪利亞人和羅馬人的應對，便是如此（註10）。
20世紀福音派的代言人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早年在英國的社會中，經歷制度的不公所帶來的問題。因此，他牧養教會時，極力主張“社會關懷”的議題。並且認為，“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該是“夥伴”（partner）（註11）。教會既強調“整全福音”，對人群的關注，就應該是身、心、靈全方位。當執政者的政策明顯與聖經真理違背時，基督徒必須挺身而出，表明立場。
然而，不少經濟的政策與法令，無法直接從聖經中去判斷是與非，在這一類模糊與彈性的地帶，必須去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觀點。
在現今的民主國家中，不同的政黨中都有基督徒，故用教會的名義去支持任何政黨，一定會產生問題，實為不智之舉。
“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都是聖經清楚的教訓，不可偏廢。然而，對個別基督徒而言，上帝給各人的負擔和使命不盡相同。在歷史上，我們的確看見，上帝呼召一些人，用一生的時間投入政治的改革；但傳道人不努力去傳福音，卻把精力和時間傾注於政治活動，則有辱蒙召的使命，無法向上帝交帳。
總之，基督徒必須盡公民的本分，按照個人資源，對政治事務進行充分的認識，以求作出正確判斷。我們也必須忠心為執政者代禱，並參與投票選舉。有些人蒙上帝特別引導，藉著書寫或加入政黨工作等，發揮政治影響力。但基督徒所提的建議，應當以道德來折服人，即，透過禱告，求上帝賜下合適的理由，以贏取持不同意見的人。
註：
1. 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在南加州一間華人教會牧會，同時也是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會員。此機構的創辦人，是基督教右派的領軍人Pat Roberson。故我十分熟悉他們的一些政治操作。
2. 孫文在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第一講中作此說明。
3. Wayne Grudem, 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Bible, 2010, p. 45-53.
4. 舒邦鐸，《懷念宋尚節》，p. 60。
5. Wayne Grudem，同前，p. 44。
6. James D. Hunter, To Change the World, 2010, p. 111-131.
7. 同前，p. 132-149。
8. Michael S. Horton, Beyond Culture Wars, 1995, p. 26-39.
9. Wayne Grudem，同前，p. 50。
10. Christopher Benson,“Faithful Presence,”Christianity Today,May 2010, p. 33.
11. John Stott,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1975, p. 27.
作者為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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