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居
在今日再思卫斯理兄弟（约翰‧卫斯理，1703-1791；查理‧卫斯理, 1707-1788）及其神学，是恰当而必要的，因其对当代中国教会有多重的鉴戒与启迪。
卫斯理兄弟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与今天的中国类似，都是社会飞速变革的时代。工业化和城镇化，一方面产生了拥有大量财富的新兴资本家族群，另一方面，也把大量矿工与农民，抛在贫困线上挣扎。社会两极分化，道德破产，酗酒、赌博泛滥，弃婴随处可见。底层民众感到绝望无助，怨戾之气浓郁，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然而，英国最终避免了法国大革命暴力、流血的大破坏模式，和平实现了制度变革，平顺进入现代化。这种良性的制度变更，卫斯理兄弟功不可没。
法国历史哲学家埃利‧阿莱维（Elie Halevy, 1870-1937。编注），比较英、法两国从专制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相信经济状况决定人类的历史命运，那么几乎可以肯定，19世纪的英国，比起所有其他国家，更应该爆发政治和宗教革命。”（注1）
当时，无论是英国宪法，还是作为国教的圣公会，都已无力挽回英国社会的暴力趋向。然而，当时一种“不从国教”的信仰力量（Religious Nonconformity），挽救了英国，没有像法国一样，产生类似雅各宾主义的极端暴力专政。阿莱维所谓的非国教信仰力量，就是卫斯理兄弟领导的19世纪英国大复兴！
按照圣经“从果子辨认树之本质”的实效认识论，循道会领导的英国大复兴，既已产生如此宏大而正面的社会效果，必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借鉴。本文尝试先探讨卫斯理神学对当代中国教会的意义。
卫斯理与预定论
毋庸置疑，卫斯理遵循的是阿米念神学（Arminianism）。阿米念主义在神学系统的完整性方面，显然比不上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卫斯理也从不认为自己以系统神学见长。他侧重的是信仰的实践与经验。且在牧会、布道、宣教等事工中，对加尔文主义的逻辑体系提出了质疑。（参：方镇明，《在夹缝中，追求合一》，《举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编注）
综观神学历史，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他力救赎理论。大公信仰大都侧重上帝在救赎过程中的全能与主动。人是处于堕落与被动境地的救赎对象。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等神学家们的观点，莫不如是。
只是，加尔文的预定论，把救恩论中的神性因素绝对化。作为被救赎的人，在救恩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自由与贡献，没有任何能动性与创造力。人，在加尔文神学中，被物化为完全被动的救恩受体。卫斯理认为，这显然与人作为意识主体的存在特点，并不相符。
卫斯理试图修正加尔文主义的极端色彩，还原圣经阐明的、人作为救恩受体的责任与使命。他在 《白白的救恩》的讲章中指出，预定论是危险的教义，损害了基督信仰的完整性（integrity）和可信度（credibility），从根本上否认了救赎、宣道、圣洁、行为、德行、安慰、盼望等诸多信仰要义。他认为：
“（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所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个信息：基于永恒、不变、不可抗拒的神圣旨意，特定的一部分人类总会得救，而特定的另一部分人类总会沉沦。前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失落救恩，后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得到救赎。”
“……对于那些预定得救的人，无论是否有人对他们讲道，他们总会得救的……对于那些预定被弃的灵魂，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如此看来，我们的讲道是多余的，你们的听道也是多余的。”（注2）
卫斯理看救恩
卫斯理毕生致力把信仰建造在圣经的基础上，他相信救恩完全是基于上帝的能力与恩典。他只是不被特定的神学理论所禁锢。
卫斯理在艾德门街的重生经历（Aldersgate Experience），是因为有人在会上宣读了马丁· 路德《罗马书注释》的序言，使得卫斯理的内心，莫名其妙地温暖起来（strangely warmed）。在那一刻，卫斯理确信 “唯独基督，给了我得救的确据。基督带走了……我所有的罪，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注3）
从此以后，“因信称义”成为卫斯理毕生服膺并传扬的真理。他丝毫不怀疑上帝的全能与崇高。然而卫斯理认为，上帝的全能，必须与上帝的其他属性放在一起理解——尤其是上帝的慈爱与恩典。单单强调上帝的全能，往往会阻碍和损害我们对自身责任的理解。
卫斯理认为，上帝的意志自由，植根于上帝的慈爱属性。预定论片面强调了上帝的意志自由，得出的结论因而与上帝本性的慈爱、良善相互抵触。卫斯理相信，上帝的全能应当包容、允许人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这样的神观，非但丝毫无损上帝的荣耀，反而“无限深化我们观念中的神圣智慧、公义和怜悯”（注4）。
透过卫斯理看加尔文主义
卫斯理对于加尔文预定论的质疑，对于中国教会有着现实借鉴意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宗神学在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流行，不少教会面临神学甄别的挑战。这令人喜忧参半。
令人喜的是，当代中国教会开始认真思考神学取向，许多教会选择博大高深、体系完备的加尔文主义作为信仰传承。令人忧的是，加尔文主义的抽象性与复杂性，导致一些教会陷溺于教义争论，逐渐失去行动能力和外宣热情。还有些人标榜自己为纯正加尔文主义者，对教会牧长指责、非难，对弟兄姐妹批评、论断，对非改革宗教会诋毁、非议，在教会内外分门别类，结党自义，破坏教会合一，使得本已外患重重的新兴城市教会，更加举步维艰。
如何正确评估加尔文主义，汲取精华，淡化其僵硬教条色彩，使其成为切合时代及本土需要的理论资源，这是当代中国城市教会面对的紧要课题。卫斯理的思考和实践，正提供了极佳的视角和切入点。把卫斯理神学介绍给当代中国教会，有助于当代中国教会建立平衡、注重实践的信仰传统。
笔者毕业于西敏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受加尔文神学传统的恩泽，也很庆幸自己在这样一个持守圣约传统的学院里，打下纯正的信仰根基。迄今为止，加尔文仍是我最认同的神学家之一。同时，我也理解卫斯理对加尔文主义的批判。我相信，批判性地继承，是对优秀理论体系最合宜的态度。
故此，我不揣冒昧，对加尔文主义所呈现的绝对和极端倾向，作出如下几点批判，供所有热爱加尔文神学的朋友参考：
一、违背悖论性的神学思考模式
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违背了悖论性的神学思考模式。
对基督教神学稍有认识的人，都不难发现神学命题的悖论性特征。比如，上帝三位一体论、基督神人二性论、圣经的双重作者论。这些“两者兼是”（Both/And）的命题模式，超越了非此即彼（Either/Or）的逻辑排他性，因为，上帝的神性超越逻辑、道德等人脑思维范畴。
在救恩论问题上，加尔文双重预定论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以牺牲人的能动性为代价，追求逻辑思维的严密与完整，打破了“两者皆是”的悖论性神学命题模式。倒是卫斯理神学保留了救恩论的内在悖论性张力。故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方法论方面，卫斯理比加尔文更符合神学思维和圣经教导。
这一点，在释经实践中可以得到印证。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常常需要强解某些圣经章节，来维护其教义体系的逻辑完整性。而卫斯理神学则可以从容面对同样章节，并从这些章节中找到践行信仰的动力。
二、视角错位
预定论者假想自己处在上帝的位置，用神性超越的眼光，洞悉历史过程。
如果能从超越、永恒的角度俯视历史，世间一切确实洞若观火，赤露敞开，透明澄澈。但问题是，谁胆敢宣称自己具备这样的眼光和视角呢？ 要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申》29：29）。
人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无可避免地裹挟在历史过程之中，并不具备那永恒、超越的观测角度。即便是基督徒，拥有上帝的圣言启示，但上帝的拣选仍然奥秘，无人能尽数析透。
再者，历史尚在展开过程之中，没有人配充当末世终点的审判者，对救赎与灭亡这种生死大事，作出任意而抽象的判断。
总而言之，预定论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安置在永恒、绝对的角度，评判时间过程中的历史现实——那是上帝才具备的视角，任何人以这样的立场自居，都是僭越。
三、判断标准误置
预定论者力图绕过表像抓住本质，绕过行为直指人心。然而，这并非圣经启示的认知途径。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认知方式，乃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6，20）。因为，“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路》6：44），“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太》7：18）。
“果子”在圣经里，通常喻指行为、效果、性格、生命。为何不能从“根”判断树的好坏？因为根代表本质。上帝并未赋予我们绕过表像、直接认知本质的能力。
倘若我们无视人的行为特点或生命特质，凭空妄断这个人被拣选、那个人被弃绝，显然不仅有悖常理，且不符合圣经教导。
“根”代表的是可能性，“果子”所代表的是现实性。并不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必然转化为现实性——举例说，并不是所有无花果树，都结无花果。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咒诅那棵光长叶、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可》11：12-14，20-26；《太》21：18-22）。果树要多结果， “根”固然重要，“树”本身的生长、发展过程也很重要。这个生发过程，包含了果树本身的创造性参与。因此，卫斯理恩典理论，既包含先在恩典（Prevenient Grace），也包含责任性恩典（Responsible Grace）。
注：
1. Elie Halev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E. I. Watkin （London： Ernest Benn, Ltd. 1949-52）. J. B. Brebner, “Halevy： Diagnostician of Modern Britain,” Thought 23 （88）, pp. 101-113.
2. John Wesley, John Wesley’s Sermon： An Anthology, edited by Albert Outler and Heitzenrater （Nashville, Tennessee： Abingdon Press, 1987）, 52.
3. Henry Rack, Reasonable Enthusiast： John Wesley and the Rise of British Methodism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3）, 144.
4. John Wesley, The Works of the Rev. Mr. John Wesley, A.M. with the Last Corrections of the Author, Edited by Thomas Jackson. 3rd Edition. 14 volumes （London： Wesleyan-Methodist Book-Room）, X：230-4; VI： 317-18.
作者来自江苏，西敏神学院毕业，目前在美国麻州某教会任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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