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居
在今日再思衛斯理兄弟（約翰‧衛斯理，1703-1791；查理‧衛斯理, 1707-1788）及其神學，是恰當而必要的，因其對當代中國教會有多重的鑒戒與啟迪。
衛斯理兄弟生活在18世紀的英國。當時的英國，與今天的中國類似，都是社會飛速變革的時代。工業化和城鎮化，一方面產生了擁有大量財富的新興資本家族群，另一方面，也把大量礦工與農民，拋在貧困線上掙扎。社會兩極分化，道德破產，酗酒、賭博泛濫，棄嬰隨處可見。底層民眾感到絕望無助，怨戾之氣濃鬱，社會矛盾一觸即發。
然而，英國最終避免了法國大革命暴力、流血的大破壞模式，和平實現了制度變革，平順進入現代化。這種良性的制度變更，衛斯理兄弟功不可沒。
法國歷史哲學家埃利‧阿萊維（Elie Halevy, 1870-1937。編註），比較英、法兩國從專制過渡到民主的過程，他評論道：“如果我們相信經濟狀況決定人類的歷史命運，那麼幾乎可以肯定，19世紀的英國，比起所有其他國家，更應該爆發政治和宗教革命。”（註1）
當時，無論是英國憲法，還是作為國教的聖公會，都已無力挽回英國社會的暴力趨向。然而，當時一種“不從國教”的信仰力量（Religious Nonconformity），挽救了英國，沒有像法國一樣，產生類似雅各賓主義的極端暴力專政。阿萊維所謂的非國教信仰力量，就是衛斯理兄弟領導的19世紀英國大復興！
按照聖經“從果子辨認樹之本質”的實效認識論，循道會領導的英國大復興，既已產生如此宏大而正面的社會效果，必定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並借鑒。本文嘗試先探討衛斯理神學對當代中國教會的意義。
衛斯理與預定論
毋庸置疑，衛斯理遵循的是阿米念神學（Arminianism）。阿米念主義在神學系統的完整性方面，顯然比不上加爾文主義（Calvinism）。衛斯理也從不認為自己以系統神學見長。他側重的是信仰的實踐與經驗。且在牧會、佈道、宣教等事工中，對加爾文主義的邏輯體系提出了質疑。（參：方鎮明，《在夾縫中，追求合一》，《舉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編註）
綜觀神學歷史，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他力救贖理論。大公信仰大都側重上帝在救贖過程中的全能與主動。人是處於墮落與被動境地的救贖對象。奧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爾文等神學家們的觀點，莫不如是。
只是，加爾文的預定論，把救恩論中的神性因素絕對化。作為被救贖的人，在救恩實施過程中，沒有任何自由與貢獻，沒有任何能動性與創造力。人，在加爾文神學中，被物化為完全被動的救恩受體。衛斯理認為，這顯然與人作為意識主體的存在特點，並不相符。
衛斯理試圖修正加爾文主義的極端色彩，還原聖經闡明的、人作為救恩受體的責任與使命。他在 《白白的救恩》的講章中指出，預定論是危險的教義，損害了基督信仰的完整性（integrity）和可信度（credibility），從根本上否認了救贖、宣道、聖潔、行為、德行、安慰、盼望等諸多信仰要義。他認為：
“（加爾文的雙重預定論）所表達的，無非是這樣一個信息：基於永恆、不變、不可抗拒的神聖旨意，特定的一部分人類總會得救，而特定的另一部分人類總會沉淪。前一部分人類不可能失落救恩，後一部分人類不可能得到救贖。”
“……對於那些預定得救的人，無論是否有人對他們講道，他們總會得救的……對於那些預定被棄的靈魂，也同樣是毫無意義的……
“如此看來，我們的講道是多餘的，你們的聽道也是多餘的。”（註2）
衛斯理看救恩
衛斯理畢生致力把信仰建造在聖經的基礎上，他相信救恩完全是基於上帝的能力與恩典。他只是不被特定的神學理論所禁錮。
衛斯理在艾德門街的重生經歷（Aldersgate Experience），是因為有人在會上宣讀了馬丁· 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言，使得衛斯理的內心，莫名其妙地溫暖起來（strangely warmed）。在那一刻，衛斯理確信 “唯獨基督，給了我得救的確據。基督帶走了……我所有的罪，救我脫離罪和死的律。”（註3）
從此以後，“因信稱義”成為衛斯理畢生服膺並傳揚的真理。他絲毫不懷疑上帝的全能與崇高。然而衛斯理認為，上帝的全能，必須與上帝的其他屬性放在一起理解——尤其是上帝的慈愛與恩典。單單強調上帝的全能，往往會阻礙和損害我們對自身責任的理解。
衛斯理認為，上帝的意志自由，植根於上帝的慈愛屬性。預定論片面強調了上帝的意志自由，得出的結論因而與上帝本性的慈愛、良善相互抵觸。衛斯理相信，上帝的全能應當包容、允許人的自由意志與道德責任。這樣的神觀，非但絲毫無損上帝的榮耀，反而“無限深化我們觀念中的神聖智慧、公義和憐憫”（註4）。
透過衛斯理看加爾文主義
衛斯理對於加爾文預定論的質疑，對於中國教會有著現實借鑒意義。
近年來，隨著改革宗神學在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的流行，不少教會面臨神學甄別的挑戰。這令人喜憂參半。
令人喜的是，當代中國教會開始認真思考神學取向，許多教會選擇博大高深、體系完備的加爾文主義作為信仰傳承。令人憂的是，加爾文主義的抽象性與複雜性，導致一些教會陷溺於教義爭論，逐漸失去行動能力和外宣熱情。還有些人標榜自己為純正加爾文主義者，對教會牧長指責、非難，對弟兄姐妹批評、論斷，對非改革宗教會詆毀、非議，在教會內外分門別類，結黨自義，破壞教會合一，使得本已外患重重的新興城市教會，更加舉步維艱。
如何正確評估加爾文主義，汲取精華，淡化其僵硬教條色彩，使其成為切合時代及本土需要的理論資源，這是當代中國城市教會面對的緊要課題。衛斯理的思考和實踐，正提供了極佳的視角和切入點。把衛斯理神學介紹給當代中國教會，有助於當代中國教會建立平衡、注重實踐的信仰傳統。
筆者畢業於西敏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受加爾文神學傳統的恩澤，也很慶幸自己在這樣一個持守聖約傳統的學院裡，打下純正的信仰根基。迄今為止，加爾文仍是我最認同的神學家之一。同時，我也理解衛斯理對加爾文主義的批判。我相信，批判性地繼承，是對優秀理論體系最合宜的態度。
故此，我不揣冒昧，對加爾文主義所呈現的絕對和極端傾向，作出如下幾點批判，供所有熱愛加爾文神學的朋友參考：
一、違背悖論性的神學思考模式
加爾文的雙重預定論，違背了悖論性的神學思考模式。
對基督教神學稍有認識的人，都不難發現神學命題的悖論性特徵。比如，上帝三位一體論、基督神人二性論、聖經的雙重作者論。這些“兩者兼是”（Both/And）的命題模式，超越了非此即彼（Either/Or）的邏輯排他性，因為，上帝的神性超越邏輯、道德等人腦思維範疇。
在救恩論問題上，加爾文雙重預定論採用的是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以犧牲人的能動性為代價，追求邏輯思維的嚴密與完整，打破了“兩者皆是”的悖論性神學命題模式。倒是衛斯理神學保留了救恩論的內在悖論性張力。故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在方法論方面，衛斯理比加爾文更符合神學思維和聖經教導。
這一點，在釋經實踐中可以得到印證。極端加爾文主義者常常需要強解某些聖經章節，來維護其教義體系的邏輯完整性。而衛斯理神學則可以從容面對同樣章節，並從這些章節中找到踐行信仰的動力。
二、視角錯位
預定論者假想自己處在上帝的位置，用神性超越的眼光，洞悉歷史過程。
如果能從超越、永恆的角度俯視歷史，世間一切確實洞若觀火，赤露敞開，透明澄澈。但問題是，誰膽敢宣稱自己具備這樣的眼光和視角呢？ 要知“隱秘的事是屬於耶和華我們上帝的；唯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申》29：29）。
人作為歷史長河中的一朵浪花，無可避免地裹挾在歷史過程之中，並不具備那永恒、超越的觀測角度。即便是基督徒，擁有上帝的聖言啟示，但上帝的揀選仍然奧秘，無人能盡數析透。
再者，歷史尚在展開過程之中，沒有人配充當末世終點的審判者，對救贖與滅亡這種生死大事，作出任意而抽象的判斷。
總而言之，預定論者有意無意地把自己安置在永恆、絕對的角度，評判時間過程中的歷史現實——那是上帝才具備的視角，任何人以這樣的立場自居，都是僭越。
三、判斷標準誤置
預定論者力圖繞過表像抓住本質，繞過行為直指人心。然而，這並非聖經啟示的認知途徑。主耶穌教導門徒的認知方式，乃是“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太》7：16，20）。因為，“凡樹木看果子，就可以認出他來”（《路》6：44），“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太》7：18）。
“果子”在聖經裡，通常喻指行為、效果、性格、生命。為何不能從“根”判斷樹的好壞？因為根代表本質。上帝並未賦予我們繞過表像、直接認知本質的能力。
倘若我們無視人的行為特點或生命特質，憑空妄斷這個人被揀選、那個人被棄絕，顯然不僅有悖常理，且不符合聖經教導。
“根”代表的是可能性，“果子”所代表的是現實性。並不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必然轉化為現實性——舉例說，並不是所有無花果樹，都結無花果。這就是為什麼，主耶穌要咒詛那棵光長葉、不結果的無花果樹（《可》11：12-14，20-26；《太》21：18-22）。果樹要多結果， “根”固然重要，“樹”本身的生長、發展過程也很重要。這個生發過程，包含了果樹本身的創造性參與。因此，衛斯理恩典理論，既包含先在恩典（Prevenient Grace），也包含責任性恩典（Responsible Grace）。
註：
1. Elie Halev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E. I. Watkin （London： Ernest Benn, Ltd. 1949-52）. J. B. Brebner, “Halevy： Diagnostician of Modern Britain,” Thought 23 （88）, pp. 101-113.
2. John Wesley, John Wesley’s Sermon： An Anthology, edited by Albert Outler and Heitzenrater （Nashville, Tennessee： Abingdon Press, 1987）, 52.
3. Henry Rack, Reasonable Enthusiast： John Wesley and the Rise of British Methodism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3）, 144.
4. John Wesley, The Works of the Rev. Mr. John Wesley, A.M. with the Last Corrections of the Author, Edited by Thomas Jackson. 3rd Edition. 14 volumes （London： Wesleyan-Methodist Book-Room）, X：230-4; VI： 317-18.
作者來自江蘇，西敏神學院畢業，目前在美國麻州某教會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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