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來昌

本文原刊於《舉目》48期

        人，不論個人或群體，生活的品行、品質要好，必須有聖靈賜的生命（靈命）。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達到以下幾點：1，重生信神。2，有恆切的靈修（培靈）。3，悔改。

重生信神

        不信神的生活是：“存虛妄的心行事……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汙穢……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參《弗》4：17-22）

        這不是說，非基督徒一無是處。常識、經驗及聖經都告訴我們，有些非基督徒的道德、學問都很好，好過基督徒；有些基督徒，人品、知識都差，不如不信者。聖經告 訴我們，神對非基督徒有普遍恩典（《太》5：45；《詩》145：9），使他們在不信及悖逆中，仍有許多優點。然而，這些優點不足以叫他們稱義，而且，如 果人一直領受普遍恩典而不信，就會像無源之水一樣，逐漸汙穢、乾涸。神賜的優點，將成為最後審判時，定罪不信者的證據：他們充分享受了神恩，卻故意不認識 祂（《羅》1：28-32）。

        《以弗所書》4：17-22並不是說，世界、肉體、（情）慾望，本身是罪。實際上，這些不但不是罪，反倒是 上帝造的，是“甚好”，而非“甚惡”（《提前》4：4）。但這些東西容易引發人犯罪，所以保羅用負面字眼形容它們。羅賓遜一個人在荒島，無繁華世界、色情 網路等的引誘，他仍然是罪人。可見罪不是從肉體和世界而出，而是出自意志，出自敗壞、墮落、被綑綁的心。肉體和世界只是常常激發罪，並提供罪惡滋生的土 壤。如果不是神恩，不論如何對付肉體、如何離開繁華世界，人還是罪人。

       殺人放火、貪汙舞弊等，這些當然是罪，但不是罪的根本，而是罪的結果。罪的根本，是自大、自義、驕傲、不信、故意不認神、抵擋神、遠離神、拒絕神、主動與神隔絕，“……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羅》14：23）

       法利賽人道德很好，妓女、稅吏道德很壞，但他們都是罪人。因為法利賽人認為自己道德高尚，因此自大、自義、驕傲、不信；妓女、稅吏自慚形穢，常能意識到自己的敗壞，反而更有悔改、進天國的機會（《太》21：31）。

         聖經不是“講信心，不講行為”，聖經肯定法利賽人（或任何人）的好行為（《耶》17：10；《羅》2：6-10；《啟》22：12），也批評妓女、稅吏（或任何人）的壞行為，但聖經強調，唯有因信稱義後，人才能結出神喜悅的果子（《羅》11：16-24）。

律法主義的危險

        所謂靈命成長，就是因信而有的生命，要學習成長、成德、成聖。華人教會在此常犯兩個錯誤，一是律法主義，一是無為主義。

       律法顯出神的旨意（《羅》2：18），“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善的”（《羅》7：12）。律法主義則是錯誤的。律法主義是人靠著自己 （《羅》9：30-32），而不是全然靠神來守律法過日子（《林後》3：5-6），結果就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加》5：4）

        律法主義在教會中陰魂不散，從伯拉糾主義到新保羅觀，都是它的呈現。華人教會對神和神的恩典認識不足，律法主義的危險因而尤其大。

        信徒或許覺得，努力學習並遵行神的律法，是又好又應當的，怎麼會“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

        努力學習並遵行神的律法，當然又好又應當，但必須出於信心、本於恩典、發自內心，“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來》8：10）律法 主義不僅使人驕傲，也把人變成機器人，推動“奴隸道德”，一個指令一個動作，執行者毫不思考、分辨。這樣，就算一絲不苟的行律法，那也是“他律” （heteronomy），和生產線上的標準產品一樣，沒有道德價值。

        基督徒成聖，是“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林後》5：14），是“聖 靈引導”（《加》5：18）。因信徒無知和軟弱，律法的賞罰作用是必要的，但我們越是服神的權柄，越是信神的恩典，就越沒有他律，而是越有基督裡的主動和 自由（《約》8：32；《林後》3：17；《加》5：1）。

無為主義的錯誤

         一切美善出自神的權柄、恩典，但這不代表人沒有責任、沒有掙扎、無需努力。相反的，唯有全然相信神權、神恩，人才能有正確、美好、得勝的努力。認為基督徒成聖不用功夫、不需努力，那是無為主義的錯誤觀點 。

       律法主義輕看信心和恩典，無為主義則誤解信心和恩典。華人教會中有些對信仰認真的人，受無為主義影響，以為如果要過得勝的、屬靈的基督徒生活，就得“無為而治”、“順其自然”、“聽天由命”（命＝自然＝聖靈）、“放手讓神”（Let go and Let God）。

        無為主義認為，“立志”、“努力”、“刻苦”、“效法”等，是“魂的工作”、“老亞當”，沒用而有罪。宋尚節寫的《靈裡生活》中，有這樣的句子：“不是自己努力掙扎，是主裡面動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裡面長大。”

        倪柝聲《正常基督徒生活》中，也有如此的提醒：“神已經什麼都做成了，這樣的啟示就結束了人自己的努力”（42頁），“如果我們認識我們在基督裡的事實，我 們便不會再為著要進入而努力了”（45頁），“不管人下多麼大的決心，要使自己得神的喜歡，他的志願只不過帶他到更大的黑暗裡面……如果我們必須用那麼多 的力量，來過基督徒的生活，那不過是說，我們所過的並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172頁）……

        宋、倪都是主重用的僕人，我們尊敬並學習他 們。但這些話，不符合“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因為“唯獨恩典”才能使我們正確地努力生活：“……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弗》4：1）；“唯獨 信心”才能使我們結出行為的果子：“……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加》5：6）。

        路德這樣的改教家，沒有犯無為主義的錯。 路德在《論基督徒的自由》中就說：有人認為，單有信就可稱義，我們就坐享安逸吧！這是又惡又懶的人的話。在來生之前，我們必須管束行為，藉著禁食、儆醒禱 告、勤勞，以及其他合理的訓練來對付身體……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大意，摘自《路德選集上》，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367-368頁）。

        基督徒個人成聖也好，教會在整個世界做見證也好，都必須充分相信神。神恩一定使人勤快，而不是無為：“……就當恐懼戰競，作成你們得救的功夫；因為你們立志 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2：12-13）“……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 在。”（《林前》15：10）

        無為主義喜歡引用的“看自己是死的……”（《羅》6：11）這類經文，聖經真意是說，基督徒當以耶穌的死（代贖、順服天父）為得救的根源、得勝的榜樣，而不是說我們的罪性已經像死的一樣，不起作用，不需對付，沒有爭戰（《來》12：5-13）。

靈修、悔改

        靈命的成長，還必須有恆切的靈修和悔改，包括本文無暇論及的讀經禱告及教會生活。

        本文強調的靈修，是認識正確的教義：“聽見福音，真知道神……”（《西》1：6）“悟性上，滿心知道神……”（《西》1：9）“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 主……”（《西》1：10）“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弗》4：21-22）。

        知識叫人自高自大，但無知更叫人滅亡，“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你棄掉知識，我也必棄掉你……”（《何》4:6）信仰的客觀內容（Fides quae creditur），是主觀信心（Fides qua creditur）的基礎。認識神的三一性、全能全善，明白基督十架的救贖，知道聖靈在教會中的工作等，這些知識給人正確的信心，繼而使人產生神悅納的行 為。先有知→信→行的次序（信道從聽道來，行為從信心出），再有三者的良性互動。

        華人教會流行的“不要吃知識果，要吃生命果”之說，違反整本聖經及教會正統的教導。人類始祖的錯誤，在於不信神的話，卻信蛇的話。如果我們現在還不相信神的話，還不努力學習真道，那正是重蹈覆轍，再次上魔鬼的當。

“無知”帶來“危苦”

       認識、相信神的救恩，會帶來平安、喜樂。沒有這樣的知識，在多災多難的世界，容易產生儒家的憂患意識（勞思光先生稱“危苦意識”）。

       任何意識型態，在神的普遍恩典下，都有正面和負面的作用。憂患意識的正面作用，也許是“自強不息”的態度，或和韋伯所說，預定論帶來的焦慮，為資本主義鋪路，異曲同工。但憂患意識，也有負面影響，且極易和律法主義接軌，使人、社會和教會，缺乏自由、喜樂、平安、開放。

       例如以前的台灣，處處是責任標語，連散心的風景區，也貼滿了反攻大陸、拯救同胞的嚴肅提醒。還有《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教導，等 等，叫人看風景時，不能欣賞、讚美造物主的奇妙，或要“憂其君”、“憂其民”，或要想到水深火熱的同胞，或要為人心不古搥胸，或要為全球暖化痛心……總之 常常憂慮（不是常常喜樂）。是故華人多在“一日三省吾身”中自責，少在數算神恩中感謝、歌頌。

        新約學者Krister Stendahl寫過一篇名文：“The Apostle Paul and the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West”。他認為，保羅強調罪，使得西方基督徒，在自責中過日子。其實他完全搞錯搞反了。保羅（還有整本聖經，及歷史上的正統教會）講人有罪，這是使人 面對現實，並且謙卑。但同時，保羅等更講恩典（《羅》5：14），使人有因信稱義的平安，“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羅》5：2），“以神為樂” （《羅》5：11）。

       “省察”，不論是批評或自我批評，都不是基督徒生活的重心，“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 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林前》4：3）。聖經也講自省，但那是在真理和聖靈光照下的：“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 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麼？”（《林後》13：5）

       這樣的自省，產生的是“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西》 3：12）。華人的反省，則是根據24孝或其他歷史模楷。那些模楷，多半活得悲苦、死得壯烈。我們從小被教導：“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要犧牲小我、 成全大我，而不是“要活得輕鬆愉快、平安喜樂”。這樣的人生，怎麼可能過得好?

       自省是好的，但更好的是思想神。自省卻缺少神恩典、權柄、 應許、警告、安慰、勸勉等光照，就會使人“省”得自大或自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話聽上去很有氣魄和心胸，但二次大戰和高棉大屠殺，我真有責任 嗎？還有大家都聽過的笑話，老師問小朋友：“阿房宮是誰燒的？”小朋友答：“不是我！”這笑話笑中有悲，不是悲國學常識低落，是悲華人被太沉重的道德重 軛，壓成、嚇成這個樣子。憂患意識也培養“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匪諜就在你身邊”這樣的“陰謀論”。宣傳品上的男男女 女，都是怒目圓睜，隨時要打架而非握手，要鬥爭而非合作，這是病態社會文化的風氣。

切勿反其道而行

       這樣的憂患意識，叫人難以信耶穌白白的愛（“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難以接受耶穌“不要為生命憂慮”的教導。可見，華人基督徒靈命要提高，整個民族素質要改善，在於要重生、相信、靈修（對正確教義的認識）、悔改（擺脫傳統和現代文化的錯誤影響）。

       信仰使人心意更新變化（《羅》12：2），能移轉風俗、更新文化（《代下》34：31-33）。像基督教對羅馬帝國，修道主義對中世紀，清教徒對英、美兩國的經濟、政治、科學的作用，以及19世紀宣教運動對許多異教文明的影響和改變，就是例子。

       史家對這些事的看法評價不一，但顯然，基督教的功遠大於過。而這些成就，也顯然不是靠鄙視“讀經、禱告、傳福音、去教會敬拜神”的人達到的。這些人想改造教 會，要教會學習“本色文化”（《王下》17：14）或“當代思潮”（《王下》17：15）。神的兒女謙卑學習，包括向外邦人學習，並沒有錯，摩西、但以 理、保羅皆如此。然而，前提是全然信服神。如果反客為主，以世界為師，聖經是嚴嚴禁止的：“你們不可隨從他們的風俗……”（《利》20：23）“你離棄了 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們充滿了東方的風俗……”（《賽》2：6）“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弗》2：2）

       教會要根據聖經，對所處的文化有批判和包容，才有在世上為光、為鹽的可能。而且，對世界的這種影響、改變，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主耶穌、使徒保羅都沒有提 出“基督教的政治綱領”。神僕的政治言行，如阿摩司和威伯福斯所為，也都不是“基督改造文化”，卻都符合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共識（自然法）。威伯福斯與不 信主的英國首相Pitt合作，阿摩司是把以色列和外邦的罪並列。對神有絕對的信靠，才有相對的滌淨文化的能力，也才會對文化有更大的包容，如耶穌的門徒 中，既有奮銳黨（強烈反羅馬），也有稅吏（強烈擁羅馬）。

        基督徒對具有正統教義的教會，要有更強烈的歸屬感，這才能在變態的文化社會中起作用。如果基督徒反其道而行，就會雙失教會和社會。

作者為台北信友堂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