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行

本文原刊於《舉目》47期

      《拆彈部隊》（The Hurt Locker）一片是2010年奧斯卡獎的贏家，一舉囊括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在內的6個獎項。這部由凱瑟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所執導的影片，與她的前夫詹姆斯‧卡梅隆所導演的《阿凡達》，在頒獎式上對決，被人戲稱為“前妻戰前夫”。結果是，凱瑟琳勝了，成為了奧 斯卡有史以來第一位獲“最佳導演獎”的女導演。

真的無動於衷？

        為凱瑟琳贏得巨大榮譽的《拆彈部隊》，講述的是一個令人迷茫的故事。

        這部紀實風格的影片，向人們鋪敘了美軍的一支拆彈部隊，於2004年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浴血經歷。主人公詹姆斯是一位出色的拆彈專家，導演為他安排了一個 意味深長的出場──詹姆斯放出煙霧干擾戰友的掩護，他脫掉防護服，扔掉特製帽盔，甚至向焦灼關切他的掩護員放肆而懶散地伸出中指。當他最終老練地拆除炸彈 後，如同收工後的工人一樣，往車上一躺，鬆弛下來，燃起一支香煙。

        詹姆斯與美國電影一向推崇的個人英雄主義形象有很大不同。導演刻意表現 的並非一個大無畏的排彈尖兵，也不是一個危難關頭挺身而出、頂天立地、視死如歸的好漢。導演要告訴觀眾的是，戰爭中那種極端性的殘酷經歷，必將深刻影響人 的身心。她要挖掘的恰恰是一個普通人在戰爭中的存在，以及他的內心世界是如何因為戰爭而改變，從而永遠不可能回到從前。

        顯然，詹姆斯是一個久經沙場的老兵。一次成功拆彈後，上校抑制不住讚許之情，問他拆過多少炸彈。詹姆斯開始不想回答，在上校不懈的追問下，他淡然報出了令人為之動容的數目：873。

       這個細節顯然告訴人：一方面，詹姆斯曾經800多次冒著死亡的危險拆彈；另一方面，詹姆斯並非像表面上表現的那麼滿不在乎，他牢牢記數著每一次歷險。與任何神經正常的人一樣，他對生死不可能全然無動於衷。

你是好樣的

       在一片焦土的伊拉克，戰爭似乎就是一切。鏡頭掠過之處，無非是瓦礫和垃圾成堆的市區、破爛不堪的建築物、廢棄的廠房、污水橫流的街道、寸草不生的荒漠，以及炸殘了一隻腳的小貓。飽受戰爭折磨的伊拉克人，或是淡漠、無奈，或是激憤、衝突，顯示著戰爭環境中的人生百態。

       那麼，在戰爭中，人的心又如何？是否也像眼前的環境一樣變得日益荒涼？

        鏡頭始終追蹤著詹姆斯，讓人近距離地瞭解他的工作、生活和內心。拆彈之餘，他在宿舍打電子遊戲；他與戰友搏鬥，發泄情緒，釋放壓力；他把玩拆彈之後留作紀念的引信等小零件，視如珍品。

        戰友從他那堆亂糟糟的零件中，扯出被一根鐵絲套著的婚戒。詹姆斯接過來， 以黑色幽默的口吻調侃道：“It will kill me！”（這東西可會要了我的命！）接著，他完全不帶感情地談起以前的婚姻生活，以及離婚後仍住在他家的妻子、孩子。

        婚戒與引信，對於詹姆斯是同樣的東西，都是差點要了他的命的東西。然而，在生活中，他不是一個好丈夫；在戰場上，上校卻告訴他，你是好樣的！比起失敗的婚姻生活，成功的拆彈經歷更讓詹姆斯感到值得活下去。

不是出於勇敢

       人的生命源於創造生命的主。上帝“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傳》3：11），因此人一生都在不停的追尋之中，尋找自己，尋找意義。這意義，是人真正安身立 命之境。詹姆斯也在尋找──雖然，他和一般人一樣，對此並沒有明確的意識。人一般確知“我不想要什麼”，卻並不清楚“我想要什麼”，詹姆斯同樣陷在這一困 境之中。他不想要那庸俗、無味的家庭生活。但是除此之外，他能要什麼？

       正是因為這一困境，影片揭示出詹姆斯的英雄行為不是出於勇敢，而是“People die all the time, why not me”，人反正隨時會死掉，我也一樣。介意也沒用，乾脆聽天由命。詹姆斯正是這樣將自己置於死地而後生，把生命交給機率。

        電影也確實表現了這種真實的戰爭實況。戰場上，死亡毫無預兆地襲來，消音子彈無聲中瞬間奪去一條活生生的人命。高速攝影下，彈殼從沙地上彈起，濺起細碎的沙粉，然後跳躍著落地。黑黑的彈殼躺在地上，如同死亡一樣空空洞洞。

        死亡，似乎活生生地顯示出生命的渺茫無著。在這樣的景況下，詹姆斯又能指望什麼？

以“不知道”結束

        當一個賣給詹姆斯DVD、自稱名叫貝克‧漢姆的伊拉克小男孩，被殺害做成人體炸彈後，詹姆斯怒在心頭，決意私自外出查找凶手。他翻牆誤入一位老教授家中，被教授夫人用鐵鍋打得頭破血流；倉惶逃回營地時，又被友軍摁倒在地……

        他與戰友分頭追擊敵人，戰友歐文受傷，差一點被抓走。詹姆斯在歐文的痛罵聲中，看他被抬上直升飛機。而最後一次拆彈，更是一次失敗的作業，詹姆斯攤開雙手， 無奈地向綁滿炸彈的伊拉克人道歉：“我沒辦法！對不起，對不起……”伊拉克人絕望地去拉他。詹姆斯狼狽逃走時，巨烈的爆炸將他掀翻在地。

        這一天，恰是詹姆斯結束作戰任務、返回美國的最後一日。影片從開始起，就不時打出38、36、33的日期倒計時。而這是最後一天。

        回程中，詹姆斯與戰友Sanborn在車內交談。鏡頭在兩人之間反復切換，一對生死相依的戰友，從未同時出現在一個畫面中，暗示出人與人的隔膜。

       Sanborn痛苦地說：“我討厭這鬼地方！炸起的碎片還差2英寸就割斷我的喉嚨，我差一點流盡血，像豬一樣死在沙土中……我，我還沒有兒子，我想要一個兒子……”

        詹姆斯安慰他：“你還來得及。”

       “不知道。”

        Sanborn接著問詹姆斯，你穿戴上防護服去拆彈，隨時得冒著死掉的危險。沒有人逼著你非得這麼幹，是嗎？

        “是的，是的。但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幹。你知道嗎？”

         “不知道。”

        他們的對話，都以“不知道”結束。他們是戰場上生死與共的戰友，然而，在靈魂的層面上，他們互不相識。

        Sanborn代表著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安穩的家庭，兒子，溫馨的生活。而詹姆斯曾擁有這一切，卻並不認為可貴。Sanborn與詹姆斯都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這是後現代社會環境下的戰爭，多元文化已經改變了人的觀念，也改寫了正義、是非的絕對性。

        這也是他鄉的戰爭，拯救與入侵的界限變得模糊。

        這是後英雄主義的時代，那令人肅然起敬、屹立千古的英雄不再有了，世俗化的平面世界裡，只有普通人，沒有橫空出世的英雄。甚至，在不要英雄的地方，英雄反而顯得滑稽。

破碎的身影

        詹姆斯回到美國，回到常規生活裡。他明顯與環境不協調，超市的櫥窗玻璃折射出他破碎的身影，彷彿他被割裂的生命。他陪兒子玩玩具，鐵皮盒中跳出的小丑暗喻他 的存在。他對著尚不會講話的孩子喃喃自語：“你喜歡玩這個呀？你喜歡毛絨玩具、媽媽、爸爸、小睡衣？什麼都喜歡，是不是？等你長大了，你曾經喜歡的東西也 許會變得不再特別，就像這個玩偶盒，你會發現那只是一片鐵皮加一個人偶而已……到了我這個年紀，你鍾愛的東西也許只剩下一兩件了……對我來說，就只剩下一 件了。”

        鏡頭轉過來，是詹姆斯再次奔赴前線。詹姆斯做出了選擇，他選擇從常規生活中自我放逐，他要為毫無意義、沒有著落的生命找一個支點。詹姆斯清晰地感覺到，只有在戰爭中，他才能找到自我，才能實現他的個人價值。

        與影片開頭的懶散與玩世不恭不同，重返戰場的詹姆斯是明確的、堅毅的。這一次，他全副武裝，嚴肅、認真地走向拆彈處之地。他的表情頑強且莊嚴。此時，影片再度打出這支美國部隊回國日期的倒計時：365天。

另一種的虛空

        電影的開頭，出現過這樣一段文字：“The rush of battle is often a potent and lethal addiction, for war is a drug.”意思是，戰爭常像毒品一樣使人極度上癮。導演似乎想以此作為影片的主題詞，替主人公詹姆斯的行為找到心理依據。

        然而，這是膚浮的。“毒品、上癮”一說，僅僅是詹姆斯的心理表象，是他欲罷不能的顯在原因。更深層次的問題，則是存在的意義。這是詹姆斯躲不掉的自我追問。他可以拆除現實世界中的無數炸彈，卻拆不掉可能引爆他內心世界的引信。

        上帝所造的人，與任何存在物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有精神需求，是“有靈的活人”（《創》2：7，《林前》15：45），“叫人活著的乃是靈”（《約》 6：63）。因此，“靈”的需求是人最根本的需求，卻又是最難滿足的。正如17世紀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所說：“人的心中有一個洞，除了上帝沒有什麼能夠填 滿。”

        所以，詹姆斯在平時生活中找不到的東西，在沙場上其實一樣找不到。緊張危險的拆彈工作，只能讓他在短時間內遺忘空虛，讓他有一種充實、飽滿的幻覺。從這個意義上說，拆彈對於他，或多或少與毒品的功能類似。

        但這能帶來真正的安慰嗎？詹姆斯可以藉此“一生無憾”嗎？顯然，這是不夠的。《傳道書》清楚地告訴世人：“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傳》1：2），拆彈的充實感，亦被圈在“凡事”之中，不可能有決定性作用。詹姆斯在自己的人生中，僅僅發現了日常生活的虛空，他還沒有意識到，拆彈未 必不是另一種虛空。

心魂無處安頓

        本片以動感鏡頭為顯著特點，這種失常狀態顯示，影片中的人物已經無法按正常方式注視周遭事物，他們的注意力不停地轉移、分散，是片段的、不連續的，無法對周圍的存在產生整體感。這顯然是人自我意識逐漸喪失的過程。

        當詹姆斯返回美國，重歸正常生活時，鏡頭開始變得平穩。然而，此時我們竟發現，平穩鏡頭所表現的疏離、陌生感，幾乎比戰爭中的動感鏡頭更加讓人無法忍受。

那麼，到底何處是人的可依存之地？

      《拆彈部隊》不能給人任何答案。它只是深刻地展示了後現代文化處境中人的無所適從狀態，沒有英雄，沒有悲壯，戰場不可為家，家園空虛難處，意義無處捕捉，心魂無處安頓……

        導演沒辦法告訴我們向何處去。她所能做的，只是在戰場與和平生活的交叉處，安放了一塊“此路不通”的牌子。

        站在這個絕境，如果人抬頭仰望，將是救贖的起點。

作者在多倫多華人福音堂事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