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

本文原刊於《舉目》84期和官網2017.12.13

 

一、引言

十多年前，中國高校經歷了一波屬靈復興，許多學生聽到福音，許多校園團契也被建立起來。

2003年，我在北京一所高校讀書，正值非典期，我去了校園團契，聽到了福音。很多同齡學生也是在這個階段聽到福音的。可以說，今天我在事工禾場上認識的80後青年同工，大部分都是在2003年之後的這波復興中信主並成長起來的。

但2008年之後，學生事工有明顯的衰落。先是在一線城市，接著在其他地方，衰落的外因是外在環境的限制，內因則是90後代際轉移——90後與80後在文化和思想上有著明顯的不同。學生事工的低靡和衰落，隨之引發很多問題，有些團契甚至因為無法持續運作而解散。

因此，可以說，機遇與挑戰並存——這句話可以用來描述今天國內的校園事工狀況。

 

二、國內校園事工的挑戰

 

1.受限制的外在環境

就外在環境而言，國內校園事工和海外最大的不同，就是環境的不自由。海外的校園團契，可以在開學時公開招募新生中的基督徒，也可組織佈道會，邀請學生參加。而在國內，很多校園團契仍然以地下、半地下的狀態存在著。

受制約的外在環境是校園團契發展的瓶頸，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事工資源的不平衡。一些開放的學校，新生會在開學的那段時間裡，經歷到多個團契或教會的“掃樓”（找出新生中的基督徒和慕道友）；而對於那些相對封閉，管理較為嚴格的學校，“尋羊”海報可能很快就會被撕掉，也無法自由出入學生宿舍，無法直接“掃樓”。以至於到最後，有的學校發展出好幾個團契，而有的學校卻連一個團契都沒有。

2.事工成本大幅提高

受國內經濟通貨膨脹影響，高校（尤其是一線城市的學校）周邊，房租大幅上漲，同工生活成本也大大提高，但校園事工的經費卻沒有相應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同工考慮到經濟壓力，會選擇住在離校園比較遠、房租相對較便宜的地方。而這種空間距離，無形中降低了同工和學生接觸的頻率和深度，客觀上也影響到校園事工的品質。同時，經濟壓力也迫使一些同工選擇帶職服事，這導致投入在校園事工方面的精力大大減少，從而限制了校園事工的進一步展開。

3.代際更替帶來校園文化變化

與海外校園事工相似，90後與80後在成長背景、思想觀念上有很大不同，因此，以往那些在80後學生中較為有效的福音工具，在90後群體中卻無法得到有效的運用；此外，90後群體屬靈的低靡，也使校園事工缺乏內在動力。

4.官方意識形態的強化

國內高校，學生都必須接受無神論意識形態的教育，這與基督教的有神論格格不入；不僅如此，近幾年，中國共產黨積極吸引大學生入黨，入黨帶來的很多現實的利益，讓學生們頗受“誘惑”，這當中不乏一些信仰上並不堅定的基督徒學生。當他們一旦成了預備黨員，就會被明確告知，轉正（正式入黨）的前提是放棄基督教信仰；此外，學校也密切關注一些信仰活躍的基督徒學生領袖，這些學生領袖經常被輔導員、導師叫去談話，談話中勸告他們離開家庭教會或團契，參加官方的三自教會。

5.異端的攪擾

校園事工一直受到異端的關注和攪擾。和國外異端開門見山的傳教方式相比，由於國內相對不自由的環境，異端在國內大學大都採取隱秘的傳教方式，這導致學生不能輕易地辨認教會的信仰背景。一旦加入某異端，他們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發現其中的問題，但此時，再離開此異端，要經過很多掙扎。典型的例子有北京的耶穌青年會給學生團契帶來的困擾。

以上這些挑戰，都給今日的校園事工帶來了不少困難，然而。機遇和挑戰並存，在新的處境下，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新的機會。

 

 

三、國內校園事工的機遇

1.“信二代”的興起

與十幾年前不同的是，如今大學團契裡，出現很多“信二代”，他們來自於基督徒家庭，從小跟隨父母去教會。但牧養有些“信二代”，甚至比牧養剛信主的學生，更有挑戰。因為“信二代”們的信仰，可能已經形成了一些認識上的條條框框，要突破、重整這些條條框框，會有困難。而且，他們往往雖知道很多屬靈的道理，但對於服事、傳福音卻無興趣。

當然，這不是“信二代”的全部，他們當中也有不少靈命成熟、預備服事的“好苗子”。據筆者觀察，在來自不同信仰大省（河南、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福建等地）的學生中，來自浙江溫州的學生基督徒，信仰成熟度偏高。他們有較扎實的信仰基礎，也更積極參與事工。很多團契的領袖，都來自溫州，其中有些是校園團契的主力同工。

如果說，十多年前的校園團契功能，更多地表現為面向非基督徒學生的佈道、初信栽培，那麼，今天“信二代”群體的增多，使得對他們的牧養成為校園團契更直接和緊迫的需求。這無形中更新了大學團契服事的重點。

2.校園事工理念的本土化

上一波校園復興，主要歸功於海外一些校園機構的開拓，彼時對中國教會而言，“校園事工”還是一個陌生的概念。感恩的是，今天很多國內教會牧者已經意識到校園事工的重要性，並且認識到，開拓事工的重點是將學生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些牧者們之所以有這種意識，是因為他們大都成長於校園團契。

一些校園團契，隨著學生們畢業、工作、結婚生子，逐漸轉變成一個多元豐富的地方教會。而新加入的學生們，反而成了其中的“少數派”，顯得有些“格格不入”。這顯然不利於栽培新的學生領袖。

在這種情況下，教會意識到需要開闢出一個空間，讓學生可以在其中嘗試、實踐。最理想的空間便是校園團契，因為學生容易在其中找到歸屬感和參與感。尤其對於有些“信二代”，他們從小在傳統教會長大，學生團契可以鼓勵他們從原來的信仰環境中走出來，找到一種主人翁的擔當和使命感，使原來“二手”的信仰變成親身的經歷。

基於此，不少本土的校園團契開始興起。這些團契大都隸屬於某間教會，教會放手讓學生們主動承擔團契的運作、管理和發展，因此這些校園團契有很強的獨立性。而教會的遮蓋，對團契也是一種保護和支持。比如，大部分團契都需要租聚會場所，但他們缺乏經濟實力，通過向教會借用場地，或者在一些願意接待學生的家庭幫助下，找到穩定的聚會場所。

 

3.網路傳媒的普及和使用

近些年，社交媒體的普及給校園事工帶來許多便利。首先，校園團契通過使用網路媒體（尤其是微信公眾平臺）宣傳團契理念、活動等，找到了“尋羊”的新途徑。

其次，社交媒體使得不同地域之間的校園事工，得到了有效的聯絡和溝通。學生是一個流動率很高的群體，他們畢業、升學後，需要為其提供團契轉介工作；此外，各個校園的獨立事工，需要同工之間保持溝通，如此可以有效地防止異端的影響和滲透。

再次，社交軟體也能“催生”校園團契的創建。尤其在一些地處郊區、新建的封閉管理式學校，許多團契的建立，都得益於社交媒體的使用。兩年前，北京郊區一所高校，因周圍沒有合適的教會和團契，學生們找團契時，在微信群裡“認識”。隨著加入群裡的學生增多，他們開始考慮建立一個校園團契。這是典型從線上到線下的例子。

4.國際交流機會的增加

近些年，中國高校與國際高校交流越來越頻繁。北京的每一所重點大學，留學生的數量都不少，其中很多來自於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地。面對這些來到“家門口”的外國留學生，校園團契是否應該站起來，回應跨文化宣教的需要？感恩的是，有一些校園團契已經十分國際化，留學生人數甚至占到團契人數的三分之一，這促進了校園團契多元文化的發展。

與此同時，中國也有很多學生去國外高校交流，短則一個月，多則一兩年。其中不少人在國外期間接觸到教會或團契，聽到福音，並有興趣進一步瞭解。當這些人回到國內後，需要重點跟進。但現實情況是，這些學生“海歸”的流失率比較高，這需要國內校園團契加強與海外校園團契之間的聯絡。

 

四、小結

從上文可以看到，今天的校園事工，和十多年前校園事工面臨的許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其中既有挑戰，也有機遇。筆者盼望透過這些經驗心得，和大家探討今日校園事工的模式，以此抓住上帝給我們預備的機會，迎來新一波的復興。

 

作者為北京校園事工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