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那天，禮堂裡迴盪著人人熟悉的畢業歌：

         青青校樹，萋萋庭草，欣沾化雨如膏，
筆硯相親，晨昏歡笑，奈何離別今朝。
世路多岐，人海遼闊，揚帆待發清曉，
誨我諄諄，南針在抱，仰瞻師道山高。

         青青校樹，灼灼庭花，記取囊螢窗下，
琢磨幾載，羨君玉就，而今光彩煥發。
鵬程萬里，才高志大，佇看負起中華，
聽唱驪歌，難捨舊雨，何年重遇天涯。

       歌聲中，頭一次感受到淡淡的離情。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離別呀！儘管如此，我還是歡天喜地從老師手裡領了畢業證書。

接生我的那個醫生

       那個暑假，第一次不用做暑假作業，不用返校，完完全全屬於自己。可是哥哥們還是照常上暑修課，爸、媽照常上班，我沒幾天就開始覺得無聊了。

       有天中午，媽媽在辦公室打電話給鄰居的媽媽，要我騎著腳踏車，沿著去市場的小路，在某處拐個彎，再左拐、右拐地到另一條小路，然後再騎個兩三分鐘，到一個大門，她會在那裡等我。

       我就很開心地拿著鄰居媽媽給的紙條，騎車出了門。

       起初，路兩旁是一般的農舍和住家。接著，出現了半個人高的雜草。路也不很平，一路左拐、右拐不說，還顛呀顛地。等我找到那個大門時，一眼往門裡望去，卻好像 是另一個世界：大門裡綠草如茵，右邊是個教堂，寫著“蘭大衛紀念教會” 。左邊是座紅磚砌的兩層樓房子，建築格調和大門外的世界迥然不同。

       我看了不免眼睛亮了，心跳快了，嘴大概也成“O”字形了。

       媽媽正和一個瘦高的西方女子笑談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高仁愛醫生——大多數人都叫她“蘭醫生娘”（她丈夫是蘭醫生）。

       媽媽見到我來，用台語對我說：“來，叫蘭醫生娘！”我笑著答應。蘭醫生娘用驚喜的眼光看著我，拍拍我的肩頭，用一口純正的台語說：“噢，這昵大漢啦（個子這麼大啦）！”

       我好奇地看著眼前這名中年女子，瘦瘦高高的，眼裡有著說不出的慈愛。媽媽繼續對我說：“你出生時，就是蘭醫生娘抱著你的。”沒等我反應過來，蘭醫生娘就接著說：“是呀，那時你在你媽媽肚子裡盪鞦韆呢！”

       我才恍然大悟，她就是我出生時，媽媽的婦產科醫生。那時由於媽媽有早產的跡象，在醫院裡安胎。每次有什麼動靜時，全產科的醫生、護士都嚴陣以待。折騰了他們 一個多月後，我還是在七個月時就早產了。那時早產兒的存活率不高，但我居然在一星期內就不用滴管餵奶，可以自己喝奶，提早出了保溫箱。這件事給醫生、護士 們的印象很深刻，媽媽也因此和高醫生結成好朋友。

       這個關於我出生的故事，我從小就百聽不厭。知道自己還沒出生，就讓很多人為我忙乎，心裡不免有著小小的得意。但直到現在，我才有機會見到當年接生我的醫生，心中的高興自不可言喻。

無論輸贏，都很歡喜

       那之後，每個星期一、三、五的下午四點，我就騎著腳踏車，到蘭醫生娘家學英文。時間湊巧的話，我會看到蘭醫生娘騎著她那輛高把腳踏車，從反方向急忙騎來，見到我時，臉上堆滿笑容。

        在蘭醫生娘家中學英文的，還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小孩，有農夫的孩子，木匠的孩子，也有幫人煮飯的“歐巴桑”（中、老年婦女）的小孩，和我從前的朋友很不一樣。

        上課的地方，正是她住的那座紅磚房。我後來看電影《遠離非洲》時才知道，那是典型的英國式建築。房子從門窗、房間的格局、地上鋪的紅色地磚，都充滿著歐洲風 味。我最喜歡的，就是走廊下搭出去的房間，三面都是落地紗窗。據說夏天時，天熱，蚊蟲又多，她和蘭醫生喜歡坐在那裡，看書或聊天喝茶，既涼快，光線又好。 我們就是在這間紗窗房上課的。

        蘭醫生娘並沒有教我們念ABC，而是教我們從身邊的東西學起：門，窗，桌子，椅子等等。教一會兒，就用遊戲 來幫我們。最常用的，莫過於把男生、女生分成兩隊，把單詞卡擺滿桌子。她念出一個詞後，被叫到號碼的孩子，就從卡中把她念的詞找出來。比賽得分多的那一 隊，可以得到鉛筆、橡皮擦等小禮物，或者一人一枝芋頭冰棒。

        不論輸贏，我們每次都很開心，只是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一下又到了回家吃晚飯的時候。

        於是那個暑假，我每天都期待著上課的下午。

布袋戲和“現代詩”

        到了練句子時，蘭醫生娘甚至用台灣的傳統布袋戲玩偶，來教我們用英文演戲。由於她和蘭醫生都是傳教士，我們學的第一齣戲，就是聖經裡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還記得當時會說的第一個句子，就是“Let my people go﹗”（“容我的百姓去。”）

        那時有個小男孩，特別會耍布袋戲的玩偶，小玩偶在他掌中好像可以活起來。他還會摹仿很多動物的聲音，非常傳神。我則因為口齒比較清晰，負責念故事的旁白。

        演出時，坐在台下的，有穿著雨鞋的老農，馱背的老婆婆等，都是同學的家人。當然也有我的媽媽和哥哥。我發現他們對蘭醫生和蘭醫生娘都非常熟悉，也非常敬重。

        蘭醫生娘還發福音單張給觀眾。我也是第一次拿到印有聖經經節的小單張，印象最深的是聖經《詩篇》第23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 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詩句祥和溫馨，令人有種安心。

        這些詩句是印在一幅粉彩畫上：藍天下一條蜿蜒的小溪流過山谷，溪水旁有棵垂柳，綠油油的草坪上是各樣顏色的小花，松鼠、兔子跑著，小鳥、蝴蝶飛著，寧靜而祥和的景緻。那可以說，是我讀的第一首“現代詩”。

永遠粘在他的心上

        那個夏天很快就過去。我初中上了一個月後，就舉家遷到台中，再也沒進過那扇大門，也不曾再見過蘭醫生娘。然而這段英文課，對我後來學習英文有很大的幫助。每當有人稱讚我的英文發音比一般人準確，我就不由地在內心感謝蘭醫生娘。

        不過，蘭醫生一家人的故事，我還是長大後，才慢慢從報紙上一點一滴得知的。

        我出生的地方彰化市，是個以農業為主的小鄉鎮，沒有繁華的商業。附近幾個縣市中最大的西醫醫院，就是我出生的基督教醫院。蘭家兩代父子、婆媳，總共為當地人奉獻了68年的歲月。

        老蘭醫生（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Ⅲ）是英國人，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受教會差派，和妻子遠赴台灣。那時台灣剛被割讓給了日本。

        醫院設立之初，由於民風閉塞，他們受到很多無禮的抗拒。此外，他還要面對自然環境的艱險。儘管如此，他們仍努力濟世救人，更從事醫學教育，培育、訓練醫護人員，解決當時醫療人員極其缺乏的難題。

        他們最為人所感動的一件事，就是聞名台灣醫療界的“切膚之愛”。1928年，有個12歲的小孩跌倒，膝蓋上的傷口原本不大，但由於孩子的母親用草藥敷蓋，造成嚴重的發炎，傷口遲遲無法癒合。孩子也高燒不退，很可能需要截肢。

        蘭醫生的太太連瑪玉，天天到醫院照顧這孩子，鼓勵他勇敢。有一天，連瑪玉主動要求蘭大衛醫生，割下她腿上的皮膚，移植到小孩身上。

        這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是很大的挑戰。蘭醫生很猶豫，也捨不得妻子受苦。但在妻子堅持下，真的割下四條大約寬一寸、長三寸的皮，移植到孩子身上。

        這在當時的台灣醫界，是一件值得書寫的移植手術。

        手術雖然沒有成功，但那個叫周金耀的孩子，卻奇蹟般地從生命垂危中好轉過來。他長大後也獻身當了傳道人，並在證道裡說：“雖然蘭醫生媽的那塊皮沒有粘在我的身上，但永遠粘在我的心上！”

        鄉民聽到這段故事的，無不動容。難怪當地流行一句話，說彰化城“南門有媽祖，西門有蘭醫生”。這段往事也成了台灣醫學倫理的典範。

台灣公共衛生的先驅

        蘭大衛的兒子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Ⅳ）在彰化出生，11歲時被送到山東青島的芝罘中學讀書，那是一個專為傳教士子女設立的教會學校。1932年，蘭大弼進入倫敦大學醫學院。 1940-1951年間，他在福建泉州的惠世醫院行醫。1946-47年間，他更將新婚妻子高仁愛（Jean Murray Cornan），從英國帶回泉州。

        當時的泉州，是個貧窮且到處是熱帶疾病的地方。對初來亞洲的高仁愛醫生而言，如何適應當地生活是一大挑戰。但憑著愛心和毅力，她後來不但學了一口地道的泉州話，更向當地人彰顯了來自基督信仰的完全接納和無盡包容。

        1951年大陸政權交替，他們被迫離開泉州，輾轉回到彰化。在父親創建的醫院，他們繼續奉獻了28年。

        高仁愛醫生除了創立婦產科，更積極地發展公共衛生。她帶著醫護人員，從山上原住民區，到貧瘠的海邊漁村社區，作巡迴義診及衛生教育工作，可說是台灣公共衛生的先驅。

        她的愛心和醫術像一盞燈，照亮了很多人的生命。小小的我，甚至在出生之前，已經領受了她的溫暖。每當我想像她用一雙慈愛的手，把我，一個未足月、脆弱的生命，接到人世間，小心翼翼地交到我母親懷裡，我內心就充滿感激。

        我真想知道，是什麼樣的力量，讓這些傳教士放棄優渥的生活條件，遠離家人，飄洋過海，來到陌生的國度，服事說不同語言，甚或敵視他們的民族，而且一代一代，前仆後繼，從不間斷？

        我信主後就懂了，是上帝的愛。

終於可以做“給”的人了

        我在美國念完書，回台灣工作。偶然的機會，來到一所神學院，義務教年輕的傳教士中文。神學院裡有個南非來的女孩瑪麗，長得白白胖胖的，足足有我兩倍大，笑起 來臉上有兩個淺淺的梨窩，非常甜美，也很淘氣，講了一口英國腔英文，讓我想起當年的高醫生，覺得格外親切。我們倆一瘦一胖，一見面就像照哈哈鏡，非常開 心。

        她手裡有個老舊的木制長方形盒子，盒蓋抽開，裡面是厚厚的一疊泛黃的中文字卡，據說在神學院裡已經用了幾十年了。我常和她面對面坐 著，我從木盒裡抽出一張張字卡，一字一句地領著她念，偶而找到機會尋對方開心時，兩人笑得前仆後仰。這樣的時候，我對自己的一點點付出感到安慰——在 “得”了那麼多年以後，我終於可以付出，做個“給”的人了。

尾聲

        兩代蘭醫生夫婦退休後均回到英國。老蘭醫生退休後的住所，以Formosa（福爾摩沙，台灣早期的別稱）為名。台灣對他們而言，不僅是生活及奉獻了大半生的地方，更是心頭牽牽掛掛的第二故鄉。我想，重要的不是他們嘴裡傳講了什麼，而是人們從他們的生命裡看到了什麼。

作者來自台灣，目前住西雅圖。從事翻譯，貸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