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毅

本文原刊於《舉目》45期

           聽一個在社科院工作的朋友說，在上世紀80年代，她想去當地的一個家庭教會瞭解情況，結果發現她得先找“介紹人”，不然根本進不去任何家庭教會。去參加聚會的那天，她下了公共汽車後，一個信徒帶著她走了半個小時才進 到一個住宅樓中，在一個門窗緊閉的屋中參加了一個小群體的團契活動。敬拜結束後，她回到來的那個車站，發現不過用了五分鐘的時間。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劉同蘇牧師去年去北京大鐘寺附近的華傑寫字樓，參加守望教會的敬拜時，在城鐵上遇到一個前來參加敬拜的年輕人，他的手裡拿著從該教會網站上抄來的地址。劉牧師在文章中感歎，或許教會這樣把自己公開出來，更接近聖經上所說的“山上的城”吧！

一、城市家庭教會走向公開化的幾點特徵

第一、進入更具公開空間的寫字樓

           對比上述這兩個時期的不同情景，一方面說明，教會所處的整體外在環境，正在向開放、寬容這樣的大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的家庭教會自身在發生變化。 可以看到的表現就是，家庭教會的平均規模、聚會人數在增加，有更多的教會從住宅樓中出來，搬進了更具有社會共同空間性質的寫字樓中——在這個意義上，確認 家庭教會的主要標誌，已經不再是“以住家為聚會場所”，而是是否能持守家庭教會的傳統及神學立場。

           家庭教會在整體走向公開化，很多家庭教 會的大門，都不同程度地向社會開放。這表明，無論是教會的帶領者，還是普通信徒，都漸漸戰勝了過去半個世紀之政治壓力在心中造成的恐懼，以及“地下”或者 “非法”的心理，開始以群體，而不是以以往的個體的方式，向社會表明自己信仰基督。

           在山上的城中，聚集的是一個社群，當群體中的燈越來越亮的時候，這個山上的城，就是無法隱藏起來的城。

第二、 向堂會型教會的轉型

           達到一定規模、搬進寫字樓的家庭教會，常常經歷一種“轉型”，即從過去的團契型教會，轉為有一定建制的堂會型教會。

1. “聯邦”式教會的瓶頸

           所謂團契型教會，是指由多個小團契（或小教會），構成的“聯邦” 或“邦聯”式教會或教會系統。這些小團契（或小教會），人數不多，構成形式基本一樣，無論從功能或是建制上，都還不足以承擔一個完整教會當承擔的多個方面 的責任，如福音與宣教、崇拜與聖禮、教導與神學教育、輔導與家庭關懷、社會服務及文化使命等，只能達到最基本的主日敬拜及小組查經。這樣構成的“聯邦”或 “邦聯”式的教會，因為缺少整合的機制，同樣無法發揮一個完整教會所當承擔的功能與責任。

           就以守望教會來說，2005年之前，這個教會基 本上是由12個團契構成的 “聯邦”形式的教會。每個團契的事務由團契帶領人決定，而涉及多個團契的共同事項，則由這些帶領人組成的教會同工會來決定。主日敬拜在各團契進行，由團契 帶領人邀請人參加，並受教會調度；各團契收取的奉獻，交由教會統一使用；退修及神學培訓，由教會統一安排……

           這種模式，在守望教會發展的初期是很有效的。其優點是，任何團契的人數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都可以按照教會的安排，自動分出新的團契，使團契始終保持著較小的規模（一般五六十人），成員間有較緊密的關係。

           同時，由於不斷需要任命新的、能夠獨當一面的團契帶領人，所以團契必須努力鍛煉、培養新的同工，教會因此不斷有新的同工起來。
但這種教會形式的發展，在達到12個團契的時候，遇到了瓶頸。

           這個發展瓶頸的最直接表現就是，所有同工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主日講道上。因為有12個團契，每個主日就需要安排12人次的講道。也就是說，在教會牧師及外請講員之外，每個同工每月還需講道2-4次。

           在團契的其他事務方面，除主日敬拜外，各個團契力所能及的，只有小組查經。因為靠各團契量力而行，所以效果參差不齊。至於成人及兒童主日學，基本上不成系統，更不用說神學教育、教會刊物，或者網站等事工了。

           由於各團契獨立聚會，教會牧師只能關注到同工層面，各團契內的事務全靠團契帶領人。然而團契帶領人除講道、關懷及處理緊急事務外，基本上沒有時間與精力投入到其他事工中……

2. 轉型，也走向公開和透明

          到了這樣的瓶頸，想要發展新的團契已經非常困難了。因此，守望及一些教會開始走向整合，向著堂會型的教會轉型。其實這並不是刻意要追求大教會的模式，而是在遇到困境後，尋求神的帶領，重新確定了教會的發展方向。

          這裡所謂堂會型教會，是指已經有一定的教會建制，能夠在多個方面，如上述福音與宣教、崇拜與聖禮、教導與神學教育、輔導與家庭關懷、社會服務及文化使命等多個方面承擔應有的責任、較為整全的教會。

           這裡所說的教會建制，並不單純地指教會的章程（把其他教會的章程抄過來，不等於就完成了教會的建制過程）。一般地說，有了教會建制是指教會已經有了明確成文的信約、章程、教會紀律，以及與之相應的牧養體制、治理體制、事工體制及宣教體制等。
當然，僅僅有存於紙面的文字是不夠的，教會建制更深層的含義，是這些基要的觀念或精神，已經進入教會的運行中。無論是帶領者還是普通信徒層面，都因此形成了一種有意識的約束。

           就以守望教會為例，雖然守望教會在2003年，就擬定過教會的行政制度，但真正實施的教會章程，是2005年教會在轉型之初制定的。雖然這個章程體現的，仍是團契時期教會治理的基本精神，但還是在一定意義上塑造了教會的整體構架。

           到了2006年，守望教會已經合併為兩個堂，並在2007年，終於完成了全部的整合，成為一個完整的教會。這個整合的過程，既是向堂會型教會轉型的過程，也 是走向公開化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守望教會通過了教會信約，並自2008年開始執行修訂過的教會紀律。教會的基本信念、治理的理念，以及生活的基本準 則，都以文件形式公佈出來，讓教會的每個成員知道。這也是教會走向公開、透明的重要一步。

3. 相信這是神對教會的帶領

           這些探索轉型的新型城市教會，其帶領人大多非常明確地相信，這是神對他們教會的帶領。神帶領教會進行這種轉型，一方面推動了家庭教會進入社會的主流和公共領 域，起到“山上的城”這種榜樣作用——作為信仰群體，教會不只是在生活準則方面，同時也當在人際關係、社團治理、社會服務等方面，成為社會的楷模——信仰 意味著一種生活的方式，而山上的城更意味著，這不只是個人的生活方式，同時是群體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神帶領教會轉型，也是為了更好地牧養他的兒女。在這種類型的城市教會中，百分之七、八十的成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一代。他們渴望更多瞭解自己的信仰，渴望有更多的機會參與教會的服事與治理。

           換言之，他們不滿足於只是參加主日敬拜，在講道中聽他人告訴他們怎麼做。他們希望對聖經有更深的瞭解；希望通過主日學，瞭解信仰的基本真理，及生活的基本準 則；他們想瞭解教會為什麼是這樣運作的；他們也希望，將自己在福音、音樂、文字等多方面的恩賜，在教會中發揮出來；在交友、結婚以及孩子教育方面，他們盼 望得到教會的指導……

           總之，他們希望，教會不只是主日來一下的地方，不是和日常生活完全分離的地方，而就是生活的社區，是讓所有信徒學習將信仰落實到生活中的地方。

第三、在改革宗或清教神學中，尋求神學思考的資源

          除了公開化、向堂會轉型，這種城市新型教會的第3個特點是：在改革宗神學或清教思想中，尋找神學思考和教會治理的資源。

           傳統家庭教會的神學體系，主要來自敬虔派。19世紀敬虔派的特點，是極其注重個人內在屬靈生命的成長。這種神學傳統在中國教會中產生的影響是：講道上，更注 重個人內在生命的見證，而不是解釋聖經經文；教會治理上，不太強調教會職分的分工與體制，更傾向於教會的無建制；在與社會的關係方面，側重於關心個人生命 的得救，不太關心教會對社會及文化的責任，等等。

           回到加爾文思想的改革宗神學傳統，則正好在上述方面形成補充，比如，改革宗的釋經方法，極其注重對經文的嚴格及正確的解釋；教會治理方面，強調教會的組織與建制；教會與社會的關係上，重視教會對社會及文化所承擔的責任等。

          單就教會建制這個方面來說，中國本土教會自出現以來（即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就一直存在這種反教會建制的傾向。這可能是來自當時本土教會所受到的西方敬虔派及靈恩派的影響，也夾雜著本土教會領袖想擺脫差會建制教會影響的因素，或許還有當時流行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

           早期中國教會本色化的基本思路是：本色化就等於與差會建制教會相區別，相區別就意味著超越宗派，超越宗派就意味著沒有建制。以這種思路得出結論，就是：中國本色的教會，就應該是沒有建制的教會。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無建制教會的神學理念，同樣來自於西方教會（比如說在敬虔派傳統中產生的弟兄會），是歐洲宗教大復興的結果，是當時一些教會對歷史上建制教會的一種反思、反彈。因此我們不能夠說，無建制教會是中國本土教會追求“回到使徒時期”的結果。

          早期中國教會中“回到使徒時期”的口號，其實是在為一種已經存在的教會觀念提供說明。中國本土的教會，就自身發展的歷史來看，從來沒有經歷過有建制的階段，所以談不上是“反思自身教會發展後，產生的本土化結果”。

          相反，在當前家庭教會的處境下，正如許多文章所言，中國家庭教會無疑面對著家長制，甚至專制主義的危險。在講求規則的社會文化下，無建制教會的觀念可能是一種調整。但對於不習慣規則、更習慣於專制的文化背景來說，有建制也許是更有益的。

二、城市家庭教會走向公開化的主要異象

           在上述語境之下，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神給這些教會的主要異象是什麼。換句話說，神託付給這一代教會的帶領者的主要責任或使命，是什麼？

           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是“建造中國的教會”。這既是教會進行轉型時所領受的神的帶領，也是中國教會在以後一段時期發展的主要方向。

          就中國教會200年的發展歷史（更正教），或者說，就中國本土教會的發展歷史來看，還沒有哪個時期，中國教會能夠像現在這樣自立地發展，不僅要獨立地履行教會在這個世界中所承擔的責任，還要作為這個社會中的主流教會，與其他社會層面進行互動。

          在1949年前，本土教會要學習的，是脫離差會建制教會的背景，從大公教會母體的懷抱中自立出來。這時的本土教會，就如一個牙牙學語、搖晃走路的幼童，自然無法在中國承擔起主流教會的責任。

          1950年代之後，中國教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不僅被分裂、被徹底地置於社會的邊緣，更在各種政治運動的高壓之下，被分散為小的群體，學習著如何在經歷苦難中煉淨自己的信仰，學習在一個無神論的政權之下獨立地生存。

           這兩個時期的功課，其實正是教會走向成熟、自立必須學習的功課。只有在通過了這兩個方面的考驗之後，教會才可能真正開始建造的過程。
建造教會的異象，可以從3個方面來看，即：建制方面的建造，神學方面的建造，以及教會與社會關係方面的建造。

第一、建制方面的建造

           建制方面的建造，上面已經講了一些。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建制建造不只是搞出一份教會章程，更涉及教會的牧養及治理中，如何發揮團隊作用。其實建制的發展，就是團隊服事進一步明確化，自然涉及這個團隊的基本理念，以及相互配搭關係的約定。

           受中國文化而不是聖經真理的影響，某些教會處理團隊關係的方式，就是由親或友構成事工的團隊。結果是，依靠血緣關係帶來的信任，造成教會的家族化，這間教會就如同家族產業一樣；依靠密友構成的“黨朋”圈子，則造成教會的專制化。

          隨著中國家庭教會的迅速成長、人數的迅速增加，如何打破個人的、家族、黨朋式的、封閉化的教會模式，如何防止教會中的專制與腐敗，成了教會面臨的重要挑戰。許多案例證明，目前教會內部出現的問題，基本上是教會內的專制，或者同工間的分裂帶來的。這正是建制方面的問題。

          當然，教會建制可能引起爭論的是，如果把建造教會建制，簡化為把教會制度化，會不會帶來世俗化的危險？如果用世上的方式來管理屬靈的群體，是否會影響到聖靈 在這個群體中的自由運行？還有，如何保持家庭教會以往的優良傳統？如何保持肢體間的生命連接？這也是在建制的建造中，需要探索的。

第二、神學方面的建造

           教會的建造，從更大的歷史跨度來看，更在於神學的建造。前面已經提到，目前的一些城市教會，隨著會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對信仰有更多的渴望，以及對自身生活實踐及社會問題更多的關注，也就對牧者的神學及教育水準，提出更高的要求。
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成長起來的教會帶領者，還可以靠自學及短期的神學學習，承擔起牧養教會的責任，那麼，對於這幾年成長起來的第二批帶領者而言，系統的神學教育則是不可或缺的了。

           不過目前，無論是大陸提供的神學教育，還是海外的神學教育，其神學的理念及體系，基本上是大陸之外的神學傳統，還需要在大陸本土的教會中實踐，才能成為神學建造的資源。

           就守望教會來說，教會遇到比較大的神學問題，基本上都與上面提到的建制問題有關。

           首先，在制訂教會的信約時，原本在教會中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的靈恩問題，立即成為討論的焦點。

          其次，在修訂教會紀律時，在哪些情況下，信徒可以離婚或再婚，也在同工中引起很長時間的爭論。其實這在神學上，涉及到對婚姻盟約性質的理解，以及包含在婚姻關係中的教會與社會的關係。

          在守望教會的教會章程的修訂中，因為涉及到治理理念，如職分的劃分及同工會的責任等，也爆發過激烈的神學爭論。

          面對這些爭論，守望教會一般的處理方式是，組成專門的神學研討小組，定期進行神學研討。在每次開研討會前，指定專人作發言準備，並把準備的參考資料及發言文稿，發給參加研討的所有人。教會同工會的任何成員，都可以參加這種神學研討。

          總之，就教會神學建造來說，涉及到兩個方面：首先是教會帶領同工自身的神學教育，其次是教會中的神學研討機制。沒有這兩個方面的建造，教會不僅會因為缺少神學思考，而面臨民間宗教化或者異端的危險，還可能會因為各人固持自己的神學觀念，無法溝通、對話，最終導致教會分裂。

第三、教會與社會關係方面的建造

          教會與社會關係有3個方面需要建造：一是教會與政府的關係，二是教會與相關服務人群或社團的關係，三是教會與社會文化方面的關係。本文因篇幅所限，只討論教會與政府的關係。

          當前在中國大陸，政教關係仍是關係到教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本土教會自出現以來，與政府間少有良好的互動。特別是1950年代以後，教會與政府從未有過合宜的、良性互動的階段：或是家庭教會受到打壓，或是“三自”教會過於依附或受政府的控制。

          其實，在現代社會的大環境下，教會與政府之間具有良好關係的基本原則，就是政教分離的原則。不過，要將理論上的原則落實到現實，營造出良好的政教關係，是需 要努力的。這雖然事關雙方，但教會在這種建造中，要承擔起主要的責任，因為唯有教會最清楚，何為聖經所確定的合宜關係。而建立合宜的政教關係，不僅對教會 自身在建制、神學方面的建造有利，同時也能夠幫助教會更好地承擔起對社會的責任。

          當然，這3個方面中的任何一個方面，都不是靠著人手或人 的力量能夠建造的，必須跟著基督的引導和腳蹤，才能完成祂對教會的託付。這種建造教會的異象，就如建造那山上的城，展現出的是群體的生活方式，是一座因著 基督在此為王，而可以照亮周圍地區、讓周圍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的城。

作者1960年代出生於古城西安，現在北京的一所大學任教，主要研究並教授基督教思想史。自2004年起任北京守望教會長老，主要負責文化方面的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