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8.10.31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賽》40：8）

 

按照傳統教會年歷，常年期中的10月31日已經是一年的尾聲了。如果沒有瘟疫或土耳其人的入侵，估計1517年也將在平淡中結束。但是，這一年卻是以一股狂飆突進的態勢結束的，造成這種局面的，並非因為瘟疫，也非土耳其人，而是由一名小小的修士——馬丁·路德所引發的。

其實，當路德發表出《九十五條論綱》之時，他並未想過要成就什麼宗教改革大業，也從未想要成為改教的領袖，他只是試圖就當時教會販賣贖罪券的做法做神學的討論罷了。

發表論綱是當時常見的神學辯論方法，如同今天學術界人士在某期刊發表論文一樣稀松平常。而且，路德采用拉丁文撰寫了論綱，在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的情況下，顯然只有受過專業訓練的神學生、修士等人才能夠閱讀這一論綱。

其次，《九十五條論綱》最基本的關註點乃是贖罪券的問題，更準確地說，關註的是教會中有人利用贖罪券牟利的問題。如其中第67條所言：“促銷者聲嘶力竭地鼓吹其贖罪券是最大的恩典，實際上應被理解為最巧的牟利工具。”（註1）再如90條所說：“如果贖罪券是按照教宗的心靈與旨意進行宣傳的，所有這些疑惑都會迎刃而解。事實上，它們根本就不會出現。”（註2）

再次，路德並非第一個站起來呼籲教會改革的基督徒。在他發表論綱之前，中世紀末期的歐洲早已出現了各種的改革呼聲和行動，其中較為出名的領袖是英格蘭人威克理夫和他的波西米亞跟隨者約翰·胡斯，前者被譽為“宗教改革運動的晨星”，他們兩位常常被人們當作宗教改革的先驅。

可以說，無論就主觀目的而言，還是從客觀的環境來看，路德都不是拉開宗教改革帷幕的那一位。但是，歷史發展的進程往往出人意料，那雙看不見的大手徑自讓路德點燃了歐洲宗教改革的導火線。從這個角度而言，路德所引發的宗教改革完全是一次“意外”，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在無意中引發的“偶發事件”。

在後世之人看來，如果當時羅馬教廷能夠平心靜氣地面對路德的論綱，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制止贖罪券的濫用，路德達成了抨擊贖罪卷的目的後，或許他從此就安心教書、牧養會眾。但是，羅馬教廷及其代表沒有制止贖罪券的濫用，美因茨的大主教阿爾伯特給利奧十世寄去一份路德的論綱。利奧任命了一位新的奧古斯丁修會會長，並明確指示他“讓這位薩克森的修士兼教授閉嘴。”（註3）

從羅馬教廷的立場上來看，叫路德閉嘴的做法是最為合理的。利奧為了完成聖彼得大教堂的修建，已經負債累累，販賣贖罪券所籌款項，一方面用來償還債務，一方面還可以用以繼續修建聖彼得大教堂。

只是，單純的路德並沒有“領會”到教廷背後的用心，他本著信仰和良心繼續為自己的觀點辯解。“他開始系列講道，寫文章，論贖罪券在基督徒生命中的適切地位。”（註4）他的這一系列舉動，導致雙方的辯論和對抗越發激烈，其影響居然不斷擴大。與龐大的羅馬教廷相比，馬丁·路德不過是一個小地方的小修士罷了，對峙雙方實力懸殊。我們只能用“蚍蜉撼大樹”來形容這種對抗。馬丁·路德在教廷眼中，起初也確實彷彿一只可以隨意處置的螞蟻（蚍蜉）一般。

然而，歷史背後的那雙手，偏偏就是用路德這只“螞蟻”，最終撼動了羅馬教廷這棵“大樹”。宗教改革在歐洲各地如大火一樣被點燃起來，因信稱義的教義到處被傳講，以至最終羅馬教廷也無法禁止。

“我只是教導，傳講，闡述上帝的聖道，此外沒有做什麽。……聖道就大大削弱了羅馬教皇權，從來諸侯或皇帝所不能做到的。我自己沒有做什麽，聖道做了這一切。”（註5）路德在這裡並非是自謙，而是他確實地知道，是誰在背後推動了這一切。

後來，改教運動中，德國信義宗的選侯們使用了“Verbum Domini Manet in Aeternum”（主道長存）這句話，作為他們的座右銘，這句話選自《以賽亞書》40章8節和《彼得前書》1章24-25節。選侯們深知，唯有認識到自己的渺小，方知誰是歷史的主宰；和上帝之道相比，顯赫的君王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

路德發表出《九十五條論綱》一個月之後，教會年歷就轉入“將臨期”，漫天飛雪中，會眾們都要預備心靈，以迎接主耶穌的降生,和光明的來到……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救贖解放以色列民；

淪落異邦，寂寞傷心，

引頸渴望神子降臨。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

以馬內利定要降臨！”

——《以馬內利降臨》

 

註：

1.馬丁·路德，《路德文集 1》，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第20-21頁。

2.馬丁·路德，《路德文集 1》，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第21頁。

3.詹姆斯·基特爾森，《改教家路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67頁。

4.同上。

5.馬丁·路德，《路德選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277頁。

 

 

作者現居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