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9.05.27
陳世賢
一、多任務運行:忙碌世界的解決方案
自大學畢業之後,我愈來愈覺得自己身處在一個忙碌的世界中,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辦公室中,總是有源源不絕的待辦事項;往往電腦、手機一打開,就是雪片般飛來的簡訊或報告;而一旦我開始工作,則網站、資料夾一開就是10幾個,塞滿整個電腦屏幕。
我真羨慕那些能一口氣同時做好幾件事的人,無怪乎前些時候,“多任務運行”(multitask)變得如此流行。“多任務運行”指的是為了能在有限的時間中做完更多的事,人們開始努力同時做幾件事,例如:一邊在電腦前寫著報告、一邊回覆桌上手機裡的簡訊;一邊看電視,一邊寫e-mail給遠處的家人;一邊使用手機與人通訊,一邊還悄悄地做著家事等等。
看來,“多任務運行”是解決忙碌的最直接方式。
二、多任務運行真的比較好嗎?
也許有人問,是不是喜歡多任務運行的人比其他人有更好的記憶力,且能夠更迅速地從處理一事切換到另一事呢?遺憾的是,研究證實,喜歡多任務運行之人的記憶力,反而比那些喜歡一次做一件事的同儕退步,並且,因為他們太習慣同時處理好幾件事,他們在做事時會不經意地去思考其他還沒做的事,結果反而使他們的辦事效率變得更差。(註1)
史坦福大學針對100位學生的3項測試也發現:喜歡多任務運行、使用科技產品的學生比起他們的同儕,注意力較不集中、且容易因突然出現的其他事而分心。
這些研究都提醒我們:我們的大腦習慣一次只處理一件事,這不只反映在做事效率、專注力以及記憶能力上,甚至也可從生理的角度證實。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藉著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掃描發現:愛同時用多項科技產品的人的大腦前扣帶皮層(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的灰質(grey-matter)密度較那些一次只使用一項科技產品的人低,而該區域是大腦控制人認知以及控制情緒能力的區域。(註2)
也就是說,這些喜歡使用科技產品同時處理多項任務的人,他們的認知能力以及情緒的穩定性可能比其他人差。
三、為了愛,而不只是效率或智商
心理學家Barbara Newman提到科技成癮不只使許多人失去身體、社交生活的健康,也使人失去看見事物本身價值的眼光。她提醒我們,“專注”在一件事上,是可以帶出對該事物的喜愛的。(註3)
一個人若同時在做很多事,那麼他的心去感受的速度,將跟不上他手處理事情的速度,結果就會導致每件事都淪為待辦表上的一個項目——只想趕快完成了事,而在過程中卻缺乏感情去體會自己的日常生活。
設若一對情侶去餐館約會,他們的焦點自然會放在對方身上;若一方在聊天時不斷看手機、回覆簡訊,另一方自然感到自己被冷落……“多任務運行”使人得以同時做很多事,卻又無法活在當下。
有一天傍晚,我從學校圖書館離開,正要走回宿舍時,突然意識到,若“走回宿舍”這件事對我來說只是為了“換衣服準備吃飯”,那麼“走回宿舍”對我來說,就失去了意義,因為它只是為著另一件事而存在。而換個角度想,若“走回宿舍”這件事本身,並不是要為著下一件事效力,那麼它本身就很有價值,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當我走回宿舍時,我不會忙著去想等一下要做這做那,而會嘗試欣賞路上的景色:微風、松鼠、路人、天空,甚至,把自己放空體驗“活著”的感覺。
在那一刻,我可以跟我自己說,我愛走路,我愛此時此刻活著的感覺,而我知道上帝不只賞賜給我回宿舍後的時光,也賞賜給我走在路上的時光;上帝不只是在我宿舍等著我,也在路上陪著我。正如同詩篇所言:“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詩》139:2-3)我們的上帝,是那位無所不在的上帝。
同理,許多時候我們告訴孩子念書是為了考大學、告訴社會新人工作是為了賺錢好在未來有個家,這些雖然都是務實的理由,但在強調的同時,我們也在暗示孩子念書本身的意義在於它是為著另一件事效力;暗示社青工作的意義在於未來能有個家。如此導致的結果是人們在讀書、工作的過程中很痛苦,找不到做這件事在當下的意義。
如果,念書不只是為著將來的前途或“錢途”,就只是為著念書呢?工作不只是為著生活保障、社會角色或成就,而是工作本身就很寶貴、有價值呢?……我們是否因此會對我們的生活改觀?
作為基督徒的我們,不是因為拒絕追求更高的效率,或者拒絕科技產品而反對“多任務運行”,而是我們的信仰,給予我們一個更整全的看待工作、看待生命的眼光。當亞當在伊甸園中尚未犯罪、不需為著生活愁煩時,上帝就賜下工作的使命:“耶和華上帝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創》2:15)可見工作本身在上帝眼中,就極有意義。
四、基督教靈性的視角:給出自己
我一直無法忘記我在念神學院的靈性指導課程時,教授說:“我希望你們在課堂上感到無聊。”這句話,道出了“無聊”具有極其寶貴的價值。
在這個科技產品盛行的時代,當我們感到無聊時──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開會時,我們很容易拿出手機、讓互聯網帶著我們逃離無聊“現場”。
我們不給自己機會在無聊中掙扎的結果,是我們常常從各種場合抽離,注意力變得散漫,也難以與人有長達數小時的深度相處,甚至在回顧自己過去一個禮拜的生活時,發現難以回想起自己究竟做了什麼(雖然似乎做了挺多的事)。
在基督教的靈性塑造傳統中,有一個數百年來都被推崇的觀點,那就是當有人來找我們時,我們不只是要給他們生活物資、智慧的建議——這些都是身外之物,更是要將自己當成一份愛的禮物給予對方,正如同耶穌將自己賜給我們一般。(參 《腓》2:3)
靈修傳統中強調所謂的好客精神(Hospitality),就是將自己手邊、心中的事放下,把自己的專注力全然放在對方身上。(註4)這正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樣:上帝不只是給犯罪的世人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或者真理的教訓,而是親自來到他們中間,與他們同在。(參《約》1:14)
我記得當我還在讀大學時,常常在房間裡,嘴巴一邊回覆著父母從門口傳來的話,一邊雙眼卻盯著電腦屏幕。如今想起,我的這種回應不但失禮不敬,也失去了許多次與他們對談的寶貴機會。試想,若將來我的孩子在我處理公事時跑來找我,我是否可以將事情放在一邊、將我的專注力給予他(她)?還是我會一次又一次地讓我的孩子感受到自己不被關愛,覺得父親有許多事比他(她)更加重要?
五、一個新的眼光:區分How與Why
身兼傳道人與治療師的Wayne Muller,在他的書中談到區分做決定的“如何”(how)跟“為什麼”(why)很重要:“How”的語言注重的是辦事效率,它關心我們怎樣生存,怎樣做每天的事;“Why”的語言則詢問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甚至,它會詢問我們為什麼想要做事有效率?它不斷地想找出事物本身以及背後的意義是什麼。(註5)
對習慣多任務運行的思維來說,所有相同單位的時間有一樣的價值,因此所謂效率是在於用最少單位的時間完成最多件事情,這是一種用數字來衡量時間的思維,用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1926-)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機械、鐘錶的時間觀”:
“一切時間對於鐘錶而言都是一樣的。60分鐘後一個小時結束,我們經歷的一切亦將消逝……‘機械的時間’並不顧忌經歷的時間,相反,它讓所有時間都一樣。” (註6)
莫特曼認為“機械的時間觀”是現在社會的產物,它容易使人的生命只剩下冰冷的數字,相對的,他提倡一種“經驗的時間觀”,強調時間並不是在手錶上那些被我們用數字定義的東西;因為時間其實就是我們的生命,而生命不該被等閒對待。
當我們只想著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最多事情的時候,我們忽略了就在我們辦完一件又一件事物的同時,我們也正活在自己的生命當中:“總是追求著下一件事”,使我們的時間(生命)就這樣不被我們記念,飛逝而去。
或許,在生命的一些時刻中,我們該做的事就是放下手錶,不去計算這場談話、這段漫步,究竟會花我們多少時間,然後放鬆地活在當下,經歷生命。
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我們不斷地被說服“How”的語言比“Why”的語言更加重要,然而,“Why”的語言比“How”的語言更能帶出“愛”。藉著省思我們為什麼要做每一件事,我們將漸漸明白,許多干擾我們的事其實是不需要去做的,也漸漸明白,許多事本身具有非常大的價值,值得我們將自己完全投入、活在當下。
作者為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道學碩士,現在美國修習實踐神學。
註:
1.Adam Gorlick. Media multitaskers pay mental price, Stanford study shows, n.p. [cited 23 Nov 2018]. Online
2.University of Sussex. Brain scans reveal ‘gray matter’ differences in media multitaskers, n.p. [cited 23 Nov 2018]. Online:
3.Barbara Newman, The Contemplative Classroom, or Learning by Heart in the Age of Google (2013), 3-11。
4.Margaret Guenther, Holy listening: The Art of Spiritual Direction (Cambridge, Mass: Cowley Publications, 1992), 21。
5.Wayne Muller, A life of being, having, and doing enough (New York: Harmony Books, 2010), 34。
6.Jürgen Moltmann, Ethics of hop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2), 155。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