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专栏202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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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与教会
2017年10月，美国女演员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发文，引用更早有人提出的“Me Too”用词，鼓励受伤害的女性勇敢地使用此标签，并公开自己过往受性骚扰的经历，以此唤起普罗大众对女性长年受性骚扰甚至性侵的重视。此后，在欧美甚至全球都兴起了一股“# MeToo运动”浪潮。
教会作为机构，当中也会发生这类事件，教会并不隔绝于这股浪潮之外，虽然被害人不总是使用“#MeToo”标签。近几年一些著名牧者如柳树溪社区教会前主任牧师比尔・海波斯（Bill Hybels）、护教学者拉维・撒迦利亚（Ravi Zacharias）纷纷爆出性丑闻事件。
此类事件不仅只发生在魅力型领袖身上。2022年，一份由独立调查公司所发布的报告指出，过去约20年中，美南浸信会中发生了数百起性丑闻。遗憾的是，教会往往只扮演息事宁人的角色，变相地助长了此风的蔓延。于是，有些人以“#ChurchToo”为关键字，发起教会版本的#MeToo运动。
2023年上半年，台湾再度兴起#MeToo浪潮，从演艺界、高等教育界到政治界，许多勇敢的女性（以及部分男性）发文指控那些骚扰他们的人。其追溯的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十年前不等，追溯事件的严重性则从性侵、意图性侵、（言语或肢体）性骚扰到感情操弄等等。
#MeToo外的法治之音
在这股浪潮中，一位几年前在台湾校园福音团契饶孝楫牧师的性猥亵案中的受害人，最近撰文《不只#MeToo，更要司法正义：身为宗教权势猥亵幸存者，我们如何走过困境、达到刑事胜诉？》（注1）来说明当时事情的始末、机构为受害人带来的困境，以及她们是如何突破这些困境，达到司法正义。
从文章的标题可知，作者鼓励受害人不只是在自己的社群平台发声曝光事实经历，更要勇于提告、寻求司法正义。
这篇文章在一些社群平台上广为流传，甚至引来节目主持人参与讨论（如，《教会也有Metoo?》）（注2）。
然而，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许多人之所以诉诸#MeToo，是因为事发时间久远（如过了法律追诉期），或者是手上证据不足，难以构成有效的提告。
因此，#MeToo可谓站在司法正义外、藉媒体这第四权来诉求正义，请广大网友扮演法官：只要受害人的发文能说服网友相信，正面而言，正义就得伸张；负面而言，加害人身败名裂、社会性死亡（纵然在司法上证据不足）。
在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工作的我，不禁思考两件事：首先，目前教会界与#MeToo的相关讨论，要如何能听见基于基督信仰的神学性声音？第二，面对许多学生，我个人要如何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下洁身自爱、自保甚至帮助预防这类不幸事件的发生？
缺少的神学反思声音
从当年的讨论来看，社会中的#MeToo事件，以及教会界对#MeToo的回应，背后的动力基本偏向一种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因此， “基督信仰” 在其中仅为法治社会效力，了不起多走一步：基督徒愿意与弱势受害者们一同受伤、一起反抗（注3）。
简单来说，性骚扰是违法的，因此应该被谴责；基督徒是蒙召与弱势者站在一起的，因此应该为他们发声。司法正义或与弱势者同行，是跟随公义上帝的我们应该追求的。
然而，司法正义或与弱势者同行在美国，都没有超出左右派的政治议程。基督教伦理学家侯活士在《异类侨居者》中提醒美国基督教，若教会的伦理观没有殊异性，它充其量只是为共和党（保守右派，相对重视法治）或民主党（积极左派，相对重视弱势声音）的政党议程效力而已。
美国如此，其他地区亦然。
的确，教会追求司法正义，许多社会人士也追求；教会追求与弱者同在，妇女人权团体也有同样诉求。教会当然可以（也应该）与它们携手共创共善，但试问在其中，“基督徒”与一位“正直的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
目前关于教会中性伦理的讨论，若加入以神学性的角度理解事件，从而对事件以信仰的高度呈现回异于大众的分析跟解决之道，将可丰富我们的理解，在此举个常见的例子：关于饶恕。
重新认识饶恕
在对机构包庇加害人的谴责浪潮中，教会中一向“你应该要饶恕！”的论调，被视为让加害人逍遥法外，并让更多受害人相继卷入的罪魁祸首。何况，大量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一味纵容加害人的“饶恕”，只会对（留在与加害人既有关系中的）受害人，造成更多的伤害；而受害人对 “我为什么无法饶恕？”的自责，只会对受害当事人造成二度伤害。于是，有心理学家以“饶恕的黑暗面”来称呼此现象。（注4）
在这类讨论中，无论是“加害方”或是“受害方”（以及背后的支持者们），都将“饶恕”视为一种与“正义”有别（甚至往往对立）的心理活动：“我放过你了”。
如此，产生两种现象：
1. 有条件的饶恕——“唯有加害人先悔改，我才饶恕他”。这是用加害人的责任抵销受害人的责任，又将受害者的德性视为加害者行动的结果，从而消灭了受害人的能动性
2. 刻意不谈饶恕——“我们不应该谈饶恕，那只会造成反效果，减低对罪恶的追讨”。这是把饶恕当成一种追求补偿的阻力
以上两者都是将“饶恕”这个基督信仰中最关键、与世有别的元素，矮化为一种乡愿。我们都是经历了上帝的饶恕才成为基督徒，饶恕可谓我们信仰身份的核心。然而遗憾的是，一但谈到某些议题，我们便自动屏蔽了这个核心。
然而，若从基督信仰“救恩论”的角度理解，饶恕是为“和好”效力的一个“过程”：上帝在基督里要叫众人与自己和好，因此对得罪祂的罪人发出公义的审判，并提供十字架的救恩。为此，祂自己承受罪恶所带来的损失，宁可牺牲爱子也不毁灭世人。
由此看来，十字架既是公义的谴责，也是慈爱的橄榄枝。
如此，“复合”是一切行事的动机，“谴责”与“不再追讨”则是致力要达成的行动；而最后，“和好”是最终的目的。这是饶恕追求的整体。（注5）
保罗的那句：“要仁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弗》4：32）就是带着十足的公义与慈爱向度。
因此，若我们要批判过往对饶恕的误用，将不再只是“这种牺牲正义的饶恕，让受害人二度伤害”，而是“这种误解内涵的饶恕，无助于人际间的和好，无助于使众人看见基督的爱有多奇妙”。
我们可否想像，有一天受害人为了与加害人和好，而主动踏上谴责对方、内化吸收伤害、最终达成关系复合的理想？
这似乎泯灭人性，但正是上帝对我们所做的，也正是基督信仰与世有别之处：不但超越报复，更是超越（却不牺牲）司法正义的理想，让我们能向世界讲一个世界不敢想像的福音。
而为了传讲这违反人天性的福音，我们需要大量的努力，以群体之姿，花光阴慢熬，同弱者喘息，在教会牧养关怀与教会惩戒并行的坚持中，靠主前进。
以界线为互动原则
从一位机构工作人员的角度，我思考第2个问题：我可以怎样预防这类不幸的事件发生？我们如何从根本上就扼杀性侵或猥亵的发生？
再者，若有一天，有位异性跳出来指控我十多年前猥亵对方，尽管缺乏证据，但仍一口咬定，甚至找来两三人捕风捉影地作证。我即使自知清白，却要如何为自己辩护，不至于因死无对证的#MeToo指控，而人设崩坏、社死、或葬送前途？
因此，我思考，怎样形塑一个基于基督信仰的人际互动文化，能将目前司法救济或媒体爆光的“正义补偿”战线，拉到“事前预防”。
前牧师约书亚·哈里斯（Joshua Eugene Harris）在他还是基督徒时曾写下《不再约会》（I Kissed Dating Goodbye）。
该书出版后就曾受非议。例如，它重视性贞洁到一个程度，似乎在说若一个人曾发生婚前性行为，那么，无论他的悔改有多彻底，他的婚礼都不再神圣，他都将无法享受到完美的理想婚姻。而这论调与福音背道而驰。
也有人认为，书中弥漫的行为主义（他建议了一套从交友到恋爱的原则与界线），似乎已预示了为何他日后出现婚变、离教等一连串与他早年立场矛盾的举动。
撇开哈里斯个人不谈，书中有一个原则，我认为确实对目前的机构（特别是基督教机构）极有参考价值，那就是“不要跟异性独处”。无论如何，至少保持3个人在现场。如果开会时第3个人还没到，先到的两人就在户外等待，到齐后再一起进屋。
我与配偶有时会开放学校分配给我们的宿舍，供一些学生聚集使用。我们只给出这个原则，有时学生会好奇地问为什么，我们没多解释，但详细的答案是：
1. 因为你不知道你可能会做什么。
2.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可能会做什么。
3. 也许谁什么都没做，但擦肩而过时误会发生。
4. 也许你们之间也没误会，但旁人乱传谣言。
基督信仰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值得变成我们立规范的原则：
1. 若你认识人有多罪恶，你就能理解最好不要跟异性独处。
2. 若你还不够认识人有多罪恶，你最好更不要跟异性独处。
深入讨论的话，我会说许多不幸的案件，是被某种“自由的人际交友风格”喂养所滋生的。
我们活在自由交友、自由约会（例如去对方家）的风气中，它使不幸案件有更多空间发生。我们在声讨加害人、检讨法律救济途径、重整机构的组织架构的同时，也不该让此风气成为漏网之鱼。（注6）
此外，我认为这原则也值得教会参考，举凡教牧会谈的场合选择、团契聚会的活动安排、人际帮助的组合安排，皆不宜容异性独处。若此原则成为新的文化，相信对现况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性纯洁运动不必然物化女性
谈到这里，一些读者们（特别是支持第3波女性主义运动的人）大概会认为我将女性视为了诱惑男性的潜在“妖女”，因此才呼吁男性们保持界线。例如，刊于《今日基督教》上的《寻找无毒的男子气概》（注7），就批评性纯洁运动将男性视为性欲的动物、将女性视为男性性欲的目标，认为此人观带出的结果是物化了双方。
然而，强调男女之间不独处的界线（在教牧中又称为“葛理翰原则”，注8），不等同出自妖魔化女性的动机，而更因是对自身罪性的认识、对环境中试探无孔不入的理解、以及对网络世界嫁祸栽赃层出不穷的见多识广。
总之，保持着对堕落后人性的适切不信任——人性在被救赎后依然面对着再度犯罪的可能性，未尝不是一种谦卑。
从消极面来看，若有一天有人#MeToo我，我可以说“认识我的人都可为我作证，我向来不会跟异性独处。你说事情是哪一天所发生的？让我打开工作日志，我们来对证。”
从积极面来看，机构中的界线风气，说不定能在这世代中，借着预防，使许多事不需走上#MeToo。
注：
1.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3779.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zuAAaFLs
3. https://tcnn.org.tw/archives/173426.
4. James K. McNulty, ‘The Dark Side of Forgiveness: The Tendency to Forgive Predicts Continue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in marriage’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 (6), 2011, 770-783.
5. 不否认圣经有时描述“饶恕”时谈的，仅是这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参《路》17：3-4）。因此，我们要全面地考虑整本圣经（或基督教神学）对饶恕的理解，而非片面地用一两节经文来定调饶恕的意义（这也符合基本的解经原则。编注）。
6.《不再约会》试图针对美国约会文化对症下药，就此方面来说，我认为它给出的解方是合适的。
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illy_Graham_rule.
作者心系华人教会需要，期待藉文字书写对话信仰思考，激荡出建设性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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