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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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與教會
2017年10月，美國女演員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發文，引用更早有人提出的“Me Too”用詞，鼓勵受傷害的女性勇敢地使用此標籤，並公開自己過往受性騷擾的經歷，以此喚起普羅大眾對女性長年受性騷擾甚至性侵的重視。此後，在歐美甚至全球都興起了一股“# MeToo運動”浪潮。
教會作為機構，當中也會發生這類事件，教會並不隔絕於這股浪潮之外，雖然被害人不總是使用“#MeToo”標籤。近幾年一些著名牧者如柳樹溪社區教會前主任牧師比爾・海波斯（Bill Hybels）、護教學者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紛紛爆出性醜聞事件。
此類事件不僅只發生在魅力型領袖身上。2022年，一份由獨立調查公司所發佈的報告指出，過去約20年中，美南浸信會中發生了數百起性醜聞。遺憾的是，教會往往只扮演息事寧人的角色，變相地助長了此風的蔓延。於是，有些人以“#ChurchToo”為關鍵字，發起教會版本的#MeToo運動。
2023年上半年，台灣再度興起#MeToo浪潮，從演藝界、高等教育界到政治界，許多勇敢的女性（以及部分男性）發文指控那些騷擾他們的人。其追溯的時間從幾個月到幾十年前不等，追溯事件的嚴重性則從性侵、意圖性侵、（言語或肢體）性騷擾到感情操弄等等。
#MeToo外的法治之音
在這股浪潮中，一位幾年前在台灣校園福音團契饒孝楫牧師的性猥褻案中的受害人，最近撰文《不只#MeToo，更要司法正義：身為宗教權勢猥褻倖存者，我們如何走過困境、達到刑事勝訴？》（註1）來說明當時事情的始末、機構為受害人帶來的困境，以及她們是如何突破這些困境，達到司法正義。
從文章的標題可知，作者鼓勵受害人不只是在自己的社群平臺發聲曝光事實經歷，更要勇於提告、尋求司法正義。
這篇文章在一些社群平臺上廣為流傳，甚至引來節目主持人參與討論（如，《教會也有Metoo?》）（註2）。
然而，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許多人之所以訴諸#MeToo，是因為事發時間久遠（如過了法律追訴期），或者是手上證據不足，難以構成有效的提告。
因此，#MeToo可謂站在司法正義外、藉媒體這第四權來訴求正義，請廣大網友扮演法官：只要受害人的發文能說服網友相信，正面而言，正義就得伸張；負面而言，加害人身敗名裂、社會性死亡（縱然在司法上證據不足）。
在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工作的我，不禁思考兩件事：首先，目前教會界與#MeToo的相關討論，要如何能聽見基於基督信仰的神學性聲音？第二，面對許多學生，我個人要如何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下潔身自愛、自保甚至幫助預防這類不幸事件的發生？
缺少的神學反思聲音
從當年的討論來看，社會中的#MeToo事件，以及教會界對#MeToo的回應，背後的動力基本偏向一種自由主義的正義觀。因此， “基督信仰” 在其中僅為法治社會效力，了不起多走一步：基督徒願意與弱勢受害者們一同受傷、一起反抗（註3）。
簡單來說，性騷擾是違法的，因此應該被譴責；基督徒是蒙召與弱勢者站在一起的，因此應該為他們發聲。司法正義或與弱勢者同行，是跟隨公義上帝的我們應該追求的。
然而，司法正義或與弱勢者同行在美國，都沒有超出左右派的政治議程。基督教倫理學家侯活士在《異類僑居者》中提醒美國基督教，若教會的倫理觀沒有殊異性，它充其量只是為共和黨（保守右派，相對重視法治）或民主黨（積極左派，相對重視弱勢聲音）的政黨議程效力而已。
美國如此，其他地區亦然。
的確，教會追求司法正義，許多社會人士也追求；教會追求與弱者同在，婦女人權團體也有同樣訴求。教會當然可以（也應該）與它們攜手共創共善，但試問在其中，“基督徒”與一位“正直的非基督徒”有什麼不同？
目前關於教會中性倫理的討論，若加入以神學性的角度理解事件，從而對事件以信仰的高度呈現迴異於大眾的分析跟解決之道，將可豐富我們的理解，在此舉個常見的例子：關於饒恕。
重新認識饒恕
在對機構包庇加害人的譴責浪潮中，教會中一向“你應該要饒恕！”的論調，被視為讓加害人逍遙法外，並讓更多受害人相繼捲入的罪魁禍首。何況，大量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一味縱容加害人的“饒恕”，只會對（留在與加害人既有關係中的）受害人，造成更多的傷害；而受害人對 “我為什麼無法饒恕？”的自責，只會對受害當事人造成二度傷害。於是，有心理學家以“饒恕的黑暗面”來稱呼此現象。（註4）
在這類討論中，無論是“加害方”或是“受害方”（以及背後的支持者們），都將“饒恕”視為一種與“正義”有別（甚至往往對立）的心理活動：“我放過你了”。
如此，產生兩種現象：
1. 有條件的饒恕——“唯有加害人先悔改，我才饒恕他”。這是用加害人的責任抵銷受害人的責任，又將受害者的德性視為加害者行動的結果，從而消滅了受害人的能動性
2. 刻意不談饒恕——“我們不應該談饒恕，那只會造成反效果，減低對罪惡的追討”。這是把饒恕當成一種追求補償的阻力
以上兩者都是將“饒恕”這個基督信仰中最關鍵、與世有別的元素，矮化為一種鄉願。我們都是經歷了上帝的饒恕才成為基督徒，饒恕可謂我們信仰身份的核心。然而遺憾的是，一但談到某些議題，我們便自動屏蔽了這個核心。
然而，若從基督信仰“救恩論”的角度理解，饒恕是為“和好”效力的一個“過程”：上帝在基督裡要叫眾人與自己和好，因此對得罪祂的罪人發出公義的審判，並提供十字架的救恩。為此，祂自己承受罪惡所帶來的損失，寧可犧牲愛子也不毀滅世人。
由此看來，十字架既是公義的譴責，也是慈愛的橄欖枝。
如此，“復合”是一切行事的動機，“譴責”與“不再追討”則是致力要達成的行動；而最後，“和好”是最終的目的。這是饒恕追求的整體。（註5）
保羅的那句：“要仁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上帝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弗》4：32）就是帶著十足的公義與慈愛向度。
因此，若我們要批判過往對饒恕的誤用，將不再只是“這種犧牲正義的饒恕，讓受害人二度傷害”，而是“這種誤解內涵的饒恕，無助於人際間的和好，無助於使眾人看見基督的愛有多奇妙”。
我們可否想像，有一天受害人為了與加害人和好，而主動踏上譴責對方、內化吸收傷害、最終達成關係復合的理想？
這似乎泯滅人性，但正是上帝對我們所做的，也正是基督信仰與世有別之處：不但超越報復，更是超越（卻不犧牲）司法正義的理想，讓我們能向世界講一個世界不敢想像的福音。
而為了傳講這違反人天性的福音，我們需要大量的努力，以群體之姿，花光陰慢熬，同弱者喘息，在教會牧養關懷與教會懲戒並行的堅持中，靠主前進。
以界線為互動原則
從一位機構工作人員的角度，我思考第2個問題：我可以怎樣預防這類不幸的事件發生？我們如何從根本上就扼殺性侵或猥褻的發生？
再者，若有一天，有位異性跳出來指控我十多年前猥褻對方，儘管缺乏證據，但仍一口咬定，甚至找來兩三人捕風捉影地作證。我即使自知清白，卻要如何為自己辯護，不至於因死無對證的#MeToo指控，而人設崩壞、社死、或葬送前途？
因此，我思考，怎樣形塑一個基於基督信仰的人際互動文化，能將目前司法救濟或媒體爆光的“正義補償”戰線，拉到“事前預防”。
前牧師約書亞·哈裡斯（Joshua Eugene Harris）在他還是基督徒時曾寫下《不再約會》（I Kissed Dating Goodbye）。
該書出版後就曾受非議。例如，它重視性貞潔到一個程度，似乎在說若一個人曾發生婚前性行為，那麼，無論他的悔改有多徹底，他的婚禮都不再神聖，他都將無法享受到完美的理想婚姻。而這論調與福音背道而馳。
也有人認為，書中瀰漫的行為主義（他建議了一套從交友到戀愛的原則與界線），似乎已預示了為何他日後出現婚變、離教等一連串與他早年立場矛盾的舉動。
撇開哈裡斯個人不談，書中有一個原則，我認為確實對目前的機構（特別是基督教機構）極有參考價值，那就是“不要跟異性獨處”。無論如何，至少保持3個人在現場。如果開會時第3個人還沒到，先到的兩人就在戶外等待，到齊後再一起進屋。
我與配偶有時會開放學校分配給我們的宿舍，供一些學生聚集使用。我們只給出這個原則，有時學生會好奇地問為什麼，我們沒多解釋，但詳細的答案是：
1. 因為你不知道你可能會做什麼。
2. 因為你不知道對方可能會做什麼。
3. 也許誰什麼都沒做，但擦肩而過時誤會發生。
4. 也許你們之間也沒誤會，但旁人亂傳謠言。
基督信仰對人性的深刻認識，值得變成我們立規範的原則：
1. 若你認識人有多罪惡，你就能理解最好不要跟異性獨處。
2. 若你還不夠認識人有多罪惡，你最好更不要跟異性獨處。
深入討論的話，我會說許多不幸的案件，是被某種“自由的人際交友風格”餵養所滋生的。
我們活在自由交友、自由約會（例如去對方家）的風氣中，它使不幸案件有更多空間發生。我們在聲討加害人、檢討法律救濟途徑、重整機構的組織架構的同時，也不該讓此風氣成為漏網之魚。（註6）
此外，我認為這原則也值得教會參考，舉凡教牧會談的場合選擇、團契聚會的活動安排、人際幫助的組合安排，皆不宜容異性獨處。若此原則成為新的文化，相信對現況會起到一定的預防作用。
性純潔運動不必然物化女性
談到這裡，一些讀者們（特別是支持第3波女性主義運動的人）大概會認為我將女性視為了誘惑男性的潛在“妖女”，因此才呼籲男性們保持界線。例如，刊於《今日基督教》上的《尋找無毒的男子氣概》（註7），就批評性純潔運動將男性視為性慾的動物、將女性視為男性性慾的目標，認為此人觀帶出的結果是物化了雙方。
然而，強調男女之間不獨處的界線（在教牧中又稱為“葛理翰原則”，註8），不等同出自妖魔化女性的動機，而更因是對自身罪性的認識、對環境中試探無孔不入的理解、以及對網路世界嫁禍栽贓層出不窮的見多識廣。
總之，保持著對墮落後人性的適切不信任——人性在被救贖後依然面對著再度犯罪的可能性，未嘗不是一種謙卑。
從消極面來看，若有一天有人#MeToo我，我可以說“認識我的人都可為我作證，我向來不會跟異性獨處。你說事情是哪一天所發生的？讓我打開工作日誌，我們來對證。”
從積極面來看，機構中的界線風氣，說不定能在這世代中，藉著預防，使許多事不需走上#MeToo。
註：
1.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3779.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zuAAaFLs
3. https://tcnn.org.tw/archives/173426.
4. James K. McNulty, ‘The Dark Side of Forgiveness: The Tendency to Forgive Predicts Continue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in marriage’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 (6), 2011, 770-783.
5. 不否認聖經有時描述“饒恕”時談的，僅是這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參《路》17：3-4）。因此，我們要全面地考慮整本聖經（或基督教神學）對饒恕的理解，而非片面地用一兩節經文來定調饒恕的意義（這也符合基本的解經原則。編註）。
6.《不再約會》試圖針對美國約會文化對症下藥，就此方面來說，我認為它給出的解方是合適的。
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illy_Graham_rule.
作者心繫華人教會需要，期待藉文字書寫對話信仰思考，激盪出建設性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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