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8.03

柏雨成

幾天前，我在結束幾天緊湊會議返家補覺醒來，發現社交媒體已被巴黎奧運開幕式刷屏。於是趕緊補看錄播。

不愧是巴黎，整個開幕式從頭到尾都充斥著大膽和前衛。當摟著同性、異性、甚至多個伴侶的異教諸神們，坐上一長條（晚）餐桌時，我很能理解，為什麼這樣的演出會引起爭議。然而，我的感受卻又跟很多評論者不一樣。

一言以蔽之，我沒有被冒犯，但我的確不喜歡！

在做價值判斷之前

在做價值判斷之前，我們首先應當試圖理解對方價值的來源。即便像筆者這樣的法國文化門外漢，也能感知到，法國藝術和文化中，對自由的絕對追求，以及其背後隱藏的、一種對一切約定俗成的“宏大敘事”和既定規則的反叛精神。這種精神想必由來已久。

宗教改革爆發後，在歐洲各國掀起的大大小小的宗教戰爭中，法國的宗教戰爭尤其慘烈。

從1562到1598年間，強大的天主教會，覬覦王位的貴族，和叛亂熱情高漲的新教徒，共同導致法國連續30多年不間斷的血腥宗教戰爭。1572年，一日之內將近3000名新教徒和近萬人被殺的聖巴托羅買日大屠殺，只是其中的一例。而最終，為法國帶來了一絲宗教寬容的亨利四世，也是通過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間投機取巧地來回橫跳三次之多，才為自己爭取到了必需的政治資本得以稱王。（註1）

對當時不少法國民眾來說，宗教有時候的確更像權力佈局的棋子和暴力的遮羞布，而不是上帝恩典的體現。

《聖巴托洛繆日大屠殺》（Le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為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弗朗索瓦·杜波依斯（François Dubois, 1790–1871）的作品。現存於瑞士洛桑的州立美術博物館（Musée cantonal des Beaux-Arts）。

經過這些事件，法國在16世紀就已經出現深刻反思宗教暴力，鼓吹政治世俗化的思想文獻。隨後的一個世紀裡，巴黎的教士階層普遍跟越發集權的皇室走得很近，並在法國大革命中為此付出了代價。

之後，法國還經歷了拿破崙軍事獨裁，二戰期間由倒戈社會精英為核心組建的維希政權，等等。1968年，學生運動等一系列社會運動，進一步催生了法國對一切傳統權威，包括宗教權威深刻的不信任。

所以，到了巴黎奧運會，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反對宗教，或者一個性氾濫的國家反對傳統婚姻觀，而是一個骨髓裡刻入了後現代基因的文化，平等地反對著一切宏大敘事和傳統權威。

事實上，法國法律在這一點上，的確做的很到位。它不僅禁止基督徒在官方場合佩戴十字架等宗教物件，也禁止穆斯林在官方場合戴面紗或罩袍。這一點上，基督徒實在不能說有什麼“尤其”被冒犯的資本。畢竟，這個開幕式還有抱著被砍下來的頭唱歌的瑪麗皇后——這已經是法國在調侃自己歷史上，最徹底地左右了民族走向的歷史事件之一了。

同理，一群五顏六色的變裝女王們，不符合傳統基督教審美自然不假，但俄羅斯，沙特，和伊朗代表團看了，也不見得會好受更多。

藝術解讀者的自由

當然有人會說，他們調侃了最後的晚餐，基督徒因此應當感到被冒犯。這一點上我倒有不同的感受。

本著藝術創作和解讀自由的原則，我覺得觀眾認為，這一齣諸神盛宴，或是在模仿/惡搞《最後的晚餐》，或並不是在模仿《最後的晚餐》，都是觀眾作為一個藝術解讀者的自由。我本人因為有社交媒體海量刷屏信息導致先入為主的預設，看重播時，的確看出了對《最後的晚餐》的模仿和惡搞，但是我並不認為每個人都要像我一樣。

如果有的人，包括基督徒，並不認為這是在模仿或惡搞《最後的晚餐》，這也是他的自由。

什麼是冒犯？

不過，即便承認這一齣戲在模仿或惡搞《最後的晚餐》，我也並不認為就一定意味著我應當被冒犯。

我總覺得，冒犯是一個應用範圍比較狹窄的動詞。我可能被很多事情攪擾，或者不喜歡很多事情，但如果說我“被冒犯”，那似乎只能形容我所擁有的東西，沒有得到應有尊重。

比方說，有人詆毀一個素未蒙面的陌生人，我得知的話估計會憤怒，但說我被冒犯，卻不準確。但他如果是詆毀我的話，那我就要被冒犯了，因為他攻擊的物件是我的人格。或者，有其他信仰者在公共場合發送宣教傳單，我雖然不信他們的宗教，但我也不會覺得被冒犯。但如果他們上我家來，未得到我的許可就進家傳教不停，那哪怕對方是基督徒宣教士，我大概也會感到很被冒犯。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一個人被冒犯，需要預設這一冒犯的物件應當是他所擁有之物——他的家、他的時間、他的人格等。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探望臨終的達芬奇》（François Ier reçoit les derniers soupirs de Léonard de Vinci）。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繪於1818年。現存於巴黎市立美術館（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a ville de Paris）。

誰擁有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

而我認為，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並不是基督徒所擁有的。

作為基督徒，我自然為聖經記載之事，能被如此美麗的藝術品所展示出來而高興。但這幅壁畫畢竟是後人的藝術作品，而不是聖經記載本身。畫中使徒們的穿著、行為，和座位編排等，根據聖經的依據也較為有限。更多的是，達芬奇是根據藝術傳統和個人想像力所補充出來的。同時，畫中使用的很多技法，也並非聖經教導或教會傳承。

因此，我認為這幅畫的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更超越了任何教會或宗教群體。它不屬於任何一個或一群人。

也因為此，在歷史上對《最後的晚餐》模仿、致敬，乃至惡搞的藝術品，層出不窮。比如，2012年，史泰龍主演的動作大片《敢死隊2》，其海報就完美地致敬了《最後的晚餐》。那麼，這算不算冒犯基督徒傳統？一群亮出各種武器，拿錢殺人的傭兵，不見得比奇裝異服的同性戀者們，更合基督教傳統道德吧。

歡慶寬容

不過話說回來，我的確不喜歡這一齣諸神狂歡的戲。

雖然我並沒有覺得本屬於我的東西被玷污，但我內心的厭惡又是從何而來呢？我覺得，這是因為這齣戲在驚為天人的多樣性背後，其實並沒有什麼精神內核，足以能把這一批如此不同的“人”聚集起來。

按照巴黎奧運開幕式藝術總監多馬·約力（Thomas Jolly）的說法，這個藝術表演的初衷是“想把每一個人都融入進來（include everyone）”。他進一步表示，在法國這個自由的共和國，“我們有很多權利，有愛任何人的權利，有不信宗教的權利，在法國有很多權利，而這是我想表達的。”（In France, we are republic, we have the right to love whom we want, we have the right not to be worshippers, we have a lot of rights in France, and this is what I wanted to convey.）

他其實說的沒錯，法國法律不僅保護不信基督教的人，也保護不信伊斯蘭教的人……以及保護不信任何宗教的人。當這一表演在社交媒體上掀起軒然大波後，巴黎奧運會發言人安妮·德康普（Anne Descamps）在隨後表達的道歉中也說道，藝術總監約力想表達的無非是“社群寬容”（community tolerance）。

那麼，真相大白，奧運會上的諸神狂歡，只是對“寬容”（tolerance），“包容”（inclusion），這些已被自由主義社會當成金科玉律的基本原則的又一次慶祝。

為了愛：從狂歡到美德

然而，看著五顏六色的諸神們飲酒狂歡的我，不禁想到，這些人既然是在慶祝可以愛任何人，那他們慶祝的最終目的，還是落在“愛”這個字上。但是，一群多樣的人飲酒狂歡，跟更好地“愛”他們各自所愛的人之間，究竟有沒有必然聯繫呢？

我幾個月前剛結婚，對這事情有些體會。

雖然我們戀愛時都說過“就愛你現在的樣子”這類情話，但真正到了柴米油鹽的婚姻生活中，我們往往很快就發現，愛不僅需要對當下彼此的接受，更需要對自己成長的堅持。

要成為一個更好的“愛人”，我得培養出很多品格。比如，我要更願意犧牲——單身生活時的舒適，有時必須讓位於家庭生活中的“共同福祉”。又如，我要更公義——當我們各自帶入同一屋簷下的兩隻貓打架時，我要避免下意識地偏袒自己養大的貓，雖然她才是先動爪子的那只。還有，我要更有勇氣——我需要心平氣和地表達自己的需求，否則人家不知道。

然而，諸如犧牲、公義、勇氣這些品格，不是我天生就有的，而是我必須通過不斷地操練，才能培養出來的。這對每一個基督徒，甚至是每一個想愛人的人，都是終身的功課。

誰需要寬容？

從美德倫理的視角看，一個“寬容”的社會雖然可以有助於操練這些讓愛更深厚的美德，但寬容、自由這些概念，跟美德卻沒有必然的聯繫。

曾任杜克神學院倫理學教授的盧克•布萊塞頓（Luke Bretherton），就對寬容這一自由社會的基本原則，給出精妙的概括和批評。(註2)

寬容作為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旨在保護個人的道德、信仰、價值觀等自由，不會受到強權的壓迫。因此寬容對人有兩個基本前設：

首先，寬容必須預設一個人當下的狀態就已夠好，無需改變。如果他要改變，那是他的自由。只要他的行為沒有侵犯其他人的自然權利，一個寬容的社會，很難要求他變成另一種樣子。

其次，寬容落實到個人，就需要預設每一個人作為原子化的個體，是完全獨立自治的。因此，個人可以或脫離自己出生長大的宗教或價值傳統，或跳出主流文化道德，從自己的理性出發，自主地選擇一套倫理系統。如果一個從小在教會長大的男人，隨著主流文化的腳步，過著娶妻生子的“標準”生活，那他就沒有要被“寬容”的必要。

我需要群體來成長

自由主義社會實現了寬容的原則，這在很多意義上，的確是現代社會的一種進步。甚至有人說，五顏六色的異教諸神們再如何狂歡，也好於連綿數十年的宗教戰爭。

但也有學者意識到（註3），寬容原則雖然可以保護個人的底線不受踐踏，但並不夠格成為社會道德構建的中堅力量。畢竟，如果我要過上真正繁盛的生活，無論是在婚姻中還是在職場上，我都需要成長為一個跟當下的我不同的人。而最終目的，是越發接近耶穌的樣式。

而我如果要有這樣的成長，就需要有一個願意培訓我、教育我的群體。畢竟，如果沒有人愛我，也沒有人讓我去愛，我就操練不出愛的美德。因此，對於基督徒來說，教會就變得尤其重要。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決志受洗，雖然是基於自己意志的個人性選擇，但也從此歸屬一個有兩千多年傳統的普世教會，我的生命也就此跟耶穌的生命產生了深入交融。在很大程度上，我已不是簡單的“寬容”原則所預設的、那樣的人了。

諸神的餐桌vs耶穌的餐桌

所以，我雖然沒有被巴黎奧運開幕式冒犯到，但我的確覺得那段諸神狂歡十分膚淺。

我倒不討厭多樣性本身，畢竟教會也應當是多樣的。但我發現我一直在問，這群五顏六色的異教之神慶祝完了愛與多元之後，他們還是要去愛那些他們聲稱要愛的人……到時候，他們拿什麼去愛呢？

他們也許會說，愛無非就是自由性愛。但耶穌基督卻給人們展示了另一個方向：

諸神的晚餐桌，只是放著美食和美酒；而耶穌最後的晚餐桌，卻呈上了即將承載耶穌神性的麵包和酒。諸神的狂歡只是吃喝娛樂；而耶穌卻在最後的晚餐桌上，把他自己分享給了我們，讓我們已瀕臨死亡的生命煥發新生，因而得以開始向著耶穌基督的方向生長。

我想，正是這一點，才是基督教的最後的晚餐跟世俗的諸神狂歡，最大的不同，也是簡單地追求寬容和自由的巴黎奧運開幕式，所未能展現的深意。

註:

1. Carlos M. N. Eire, Reformations: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450-165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533-542.

2. Luke Bretherton, “Tolerance, Education and Hospitality: A Theological Proposal,” Studies in Christian Ethics 17.1 (April 2004), 80-103.

3. 參：Stanley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A Primer in Christian Ethic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1) 以及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Pap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作者來自南京，高中畢業獲獎學金來美學習。現為杜克大學宗教系博士生，研究教會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