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4.08.03

柏雨成

几天前，我在结束几天紧凑会议返家补觉醒来，发现社交媒体已被巴黎奥运开幕式刷屏。于是赶紧补看录播。

不愧是巴黎，整个开幕式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大胆和前卫。当搂着同性、异性、甚至多个伴侣的异教诸神们，坐上一长条（晚）餐桌时，我很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演出会引起争议。然而，我的感受却又跟很多评论者不一样。

一言以蔽之，我没有被冒犯，但我的确不喜欢！

在做价值判断之前

在做价值判断之前，我们首先应当试图理解对方价值的来源。即便像笔者这样的法国文化门外汉，也能感知到，法国艺术和文化中，对自由的绝对追求，以及其背后隐藏的、一种对一切约定俗成的“宏大叙事”和既定规则的反叛精神。这种精神想必由来已久。

宗教改革爆发后，在欧洲各国掀起的大大小小的宗教战争中，法国的宗教战争尤其惨烈。

从1562到1598年间，强大的天主教会，觊觎王位的贵族，和叛乱热情高涨的新教徒，共同导致法国连续30多年不间断的血腥宗教战争。1572年，一日之内将近3000名新教徒和近万人被杀的圣巴托罗买日大屠杀，只是其中的一例。而最终，为法国带来了一丝宗教宽容的亨利四世，也是通过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投机取巧地来回横跳三次之多，才为自己争取到了必需的政治资本得以称王。（注1）

对当时不少法国民众来说，宗教有时候的确更像权力布局的棋子和暴力的遮羞布，而不是上帝恩典的体现。

《圣巴托洛缪日大屠杀》（Le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为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弗朗索瓦·杜波依斯（François Dubois, 1790–1871）的作品。现存于瑞士洛桑的州立美术博物馆（Musée cantonal des Beaux-Arts）。

经过这些事件，法国在16世纪就已经出现深刻反思宗教暴力，鼓吹政治世俗化的思想文献。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巴黎的教士阶层普遍跟越发集权的皇室走得很近，并在法国大革命中为此付出了代价。

之后，法国还经历了拿破仑军事独裁，二战期间由倒戈社会精英为核心组建的维希政权，等等。1968年，学生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进一步催生了法国对一切传统权威，包括宗教权威深刻的不信任。

所以，到了巴黎奥运会，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反对宗教，或者一个性泛滥的国家反对传统婚姻观，而是一个骨髓里刻入了后现代基因的文化，平等地反对着一切宏大叙事和传统权威。

事实上，法国法律在这一点上，的确做的很到位。它不仅禁止基督徒在官方场合佩戴十字架等宗教物件，也禁止穆斯林在官方场合戴面纱或罩袍。这一点上，基督徒实在不能说有什么“尤其”被冒犯的资本。毕竟，这个开幕式还有抱着被砍下来的头唱歌的玛丽皇后——这已经是法国在调侃自己历史上，最彻底地左右了民族走向的历史事件之一了。

同理，一群五颜六色的变装女王们，不符合传统基督教审美自然不假，但俄罗斯，沙特，和伊朗代表团看了，也不见得会好受更多。

艺术解读者的自由

当然有人会说，他们调侃了最后的晚餐，基督徒因此应当感到被冒犯。这一点上我倒有不同的感受。

本着艺术创作和解读自由的原则，我觉得观众认为，这一出诸神盛宴，或是在模仿/恶搞《最后的晚餐》，或并不是在模仿《最后的晚餐》，都是观众作为一个艺术解读者的自由。我本人因为有社交媒体海量刷屏信息导致先入为主的默认，看重播时，的确看出了对《最后的晚餐》的模仿和恶搞，但是我并不认为每个人都要像我一样。

如果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并不认为这是在模仿或恶搞《最后的晚餐》，这也是他的自由。

什么是冒犯？

不过，即便承认这一出戏在模仿或恶搞《最后的晚餐》，我也并不认为就一定意味着我应当被冒犯。

我总觉得，冒犯是一个应用范围比较狭窄的动词。我可能被很多事情搅扰，或者不喜欢很多事情，但如果说我“被冒犯”，那似乎只能形容我所拥有的东西，没有得到应有尊重。

比方说，有人诋毁一个素未蒙面的陌生人，我得知的话估计会愤怒，但说我被冒犯，却不准确。但他如果是诋毁我的话，那我就要被冒犯了，因为他攻击的物件是我的人格。或者，有其他信仰者在公共场合发送宣教传单，我虽然不信他们的宗教，但我也不会觉得被冒犯。但如果他们上我家来，未得到我的许可就进家传教不停，那哪怕对方是基督徒宣教士，我大概也会感到很被冒犯。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一个人被冒犯，需要默认这一冒犯的物件应当是他所拥有之物——他的家、他的时间、他的人格等。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探望临终的达芬奇》（François Ier reçoit les derniers soupirs de Léonard de Vinci）。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绘于1818年。现存于巴黎市立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a ville de Paris）。

谁拥有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而我认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并不是基督徒所拥有的。

作为基督徒，我自然为圣经记载之事，能被如此美丽的艺术品所展示出来而高兴。但这幅壁画毕竟是后人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圣经记载本身。画中使徒们的穿着、行为，和座位编排等，根据圣经的依据也较为有限。更多的是，达芬奇是根据艺术传统和个人想像力所补充出来的。同时，画中使用的很多技法，也并非圣经教导或教会传承。

因此，我认为这幅画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更超越了任何教会或宗教群体。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或一群人。

也因为此，在历史上对《最后的晚餐》模仿、致敬，乃至恶搞的艺术品，层出不穷。比如，2012年，史泰龙主演的动作大片《敢死队2》，其海报就完美地致敬了《最后的晚餐》。那么，这算不算冒犯基督徒传统？一群亮出各种武器，拿钱杀人的佣兵，不见得比奇装异服的同性恋者们，更合基督教传统道德吧。

欢庆宽容

不过话说回来，我的确不喜欢这一出诸神狂欢的戏。

虽然我并没有觉得本属于我的东西被玷污，但我内心的厌恶又是从何而来呢？我觉得，这是因为这出戏在惊为天人的多样性背后，其实并没有什么精神内核，足以能把这一批如此不同的“人”聚集起来。

按照巴黎奥运开幕式艺术总监多马·约力（Thomas Jolly）的说法，这个艺术表演的初衷是“想把每一个人都融入进来（include everyone）”。他进一步表示，在法国这个自由的共和国，“我们有很多权利，有爱任何人的权利，有不信宗教的权利，在法国有很多权利，而这是我想表达的。”（In France, we are republic, we have the right to love whom we want, we have the right not to be worshippers, we have a lot of rights in France, and this is what I wanted to convey.）

他其实说的没错，法国法律不仅保护不信基督教的人，也保护不信伊斯兰教的人……以及保护不信任何宗教的人。当这一表演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后，巴黎奥运会发言人安妮·德康普（Anne Descamps）在随后表达的道歉中也说道，艺术总监约力想表达的无非是“社群宽容”（community tolerance）。

那么，真相大白，奥运会上的诸神狂欢，只是对“宽容”（tolerance），“包容”（inclusion），这些已被自由主义社会当成金科玉律的基本原则的又一次庆祝。

为了爱：从狂欢到美德

然而，看着五颜六色的诸神们饮酒狂欢的我，不禁想到，这些人既然是在庆祝可以爱任何人，那他们庆祝的最终目的，还是落在“爱”这个字上。但是，一群多样的人饮酒狂欢，跟更好地“爱”他们各自所爱的人之间，究竟有没有必然联系呢？

我几个月前刚结婚，对这事情有些体会。

虽然我们恋爱时都说过“就爱你现在的样子”这类情话，但真正到了柴米油盐的婚姻生活中，我们往往很快就发现，爱不仅需要对当下彼此的接受，更需要对自己成长的坚持。

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爱人”，我得培养出很多品格。比如，我要更愿意牺牲——单身生活时的舒适，有时必须让位于家庭生活中的“共同福祉”。又如，我要更公义——当我们各自带入同一屋簷下的两只猫打架时，我要避免下意识地偏袒自己养大的猫，虽然她才是先动爪子的那只。还有，我要更有勇气——我需要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否则人家不知道。

然而，诸如牺牲、公义、勇气这些品格，不是我天生就有的，而是我必须通过不断地操练，才能培养出来的。这对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是每一个想爱人的人，都是终身的功课。

谁需要宽容？

从美德伦理的视角看，一个“宽容”的社会虽然可以有助于操练这些让爱更深厚的美德，但宽容、自由这些概念，跟美德却没有必然的联系。

曾任杜克神学院伦理学教授的卢克•布莱塞顿（Luke Bretherton），就对宽容这一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给出精妙的概括和批评。(注2)

宽容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旨在保护个人的道德、信仰、价值观等自由，不会受到强权的压迫。因此宽容对人有两个基本前设：

首先，宽容必须默认一个人当下的状态就已够好，无需改变。如果他要改变，那是他的自由。只要他的行为没有侵犯其他人的自然权利，一个宽容的社会，很难要求他变成另一种样子。

其次，宽容落实到个人，就需要默认每一个人作为原子化的个体，是完全独立自治的。因此，个人可以或脱离自己出生长大的宗教或价值传统，或跳出主流文化道德，从自己的理性出发，自主地选择一套伦理系统。如果一个从小在教会长大的男人，随着主流文化的脚步，过著娶妻生子的“标准”生活，那他就没有要被“宽容”的必要。

我需要群体来成长

自由主义社会实现了宽容的原则，这在很多意义上，的确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进步。甚至有人说，五颜六色的异教诸神们再如何狂欢，也好于连绵数十年的宗教战争。

但也有学者意识到（注3），宽容原则虽然可以保护个人的底线不受践踏，但并不够格成为社会道德构建的中坚力量。毕竟，如果我要过上真正繁盛的生活，无论是在婚姻中还是在职场上，我都需要成长为一个跟当下的我不同的人。而最终目的，是越发接近耶稣的样式。

而我如果要有这样的成长，就需要有一个愿意培训我、教育我的群体。毕竟，如果没有人爱我，也没有人让我去爱，我就操练不出爱的美德。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说，教会就变得尤其重要。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决志受洗，虽然是基于自己意志的个人性选择，但也从此归属一个有两千多年传统的普世教会，我的生命也就此跟耶稣的生命产生了深入交融。在很大程度上，我已不是简单的“宽容”原则所默认的、那样的人了。

诸神的餐桌vs耶稣的餐桌

所以，我虽然没有被巴黎奥运开幕式冒犯到，但我的确觉得那段诸神狂欢十分肤浅。

我倒不讨厌多样性本身，毕竟教会也应当是多样的。但我发现我一直在问，这群五颜六色的异教之神庆祝完了爱与多元之后，他们还是要去爱那些他们声称要爱的人……到时候，他们拿什么去爱呢？

他们也许会说，爱无非就是自由性爱。但耶稣基督却给人们展示了另一个方向：

诸神的晚餐桌，只是放著美食和美酒；而耶稣最后的晚餐桌，却呈上了即将承载耶稣神性的面包和酒。诸神的狂欢只是吃喝娱乐；而耶稣却在最后的晚餐桌上，把他自己分享给了我们，让我们已濒临死亡的生命焕发新生，因而得以开始向着耶稣基督的方向生长。

我想，正是这一点，才是基督教的最后的晚餐跟世俗的诸神狂欢，最大的不同，也是简单地追求宽容和自由的巴黎奥运开幕式，所未能展现的深意。

注:

1. Carlos M. N. Eire, Reformations: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450-165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533-542.

2. Luke Bretherton, “Tolerance, Education and Hospitality: A Theological Proposal,” Studies in Christian Ethics 17.1 (April 2004), 80-103.

3. 参：Stanley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A Primer in Christian Ethic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1) 以及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Pap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作者来自南京，高中毕业获奖学金来美学习。现为杜克大学宗教系博士生，研究教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