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篇

本文原刊于《举目》63期 明道        美國著名女作家哈麗特‧比徹‧斯托所著《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又譯作《黑奴籲天錄》），被林肯譽為“引發南北戰爭的導火索”。該書有兩個貫穿始終的主題：一是廢奴，一是信仰。而第二個主題，讀者往往誤解。 宣揚的不是宗教，是信仰         斯托夫人（1811─1896）出生在牧師家庭，做過教師。她在辛辛那提市住了18年，與南部蓄奴的村鎮僅一河之隔，這使她有機會接觸到逃亡的黑奴。她本人也去過南方，親自瞭解那裡的情況。奴隸的悲慘遭遇，引起了她深深的同情。《湯姆叔叔的小屋》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出來的。        此書於1852年首次在《民族時代》刊物上連載，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受到無與倫比的歡迎。林肯總統後來接見斯托夫人時，稱她是“一本書釀成一場大戰的小婦人”。        凡是讀過《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人，都深深體會到美國黑奴制度的血腥、殘暴。該書廢奴觀點明確，呼籲社會變革，呼籲解放黑奴。對於讀者而言，社會政治的改變，可以帶來人權的保障、各方面的進步提高，是很好理解的。       特別作為中國讀者，我們早就學會了階級鬥爭的分析方法——《水滸傳》，是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揭露了資本主義的虛偽、黑暗；甚至《西遊記》，也是歌頌人民的反抗精神……那麼《湯姆叔叔的小屋》，當然反抗的是奴隸主階級的殘暴惡行！        所以，在閱讀《湯姆叔叔的小屋》時，我們很容易先入為主，以既有的思維模式，解構這篇名著，將其豐富內涵，簡單歸納為呼籲解放黑奴、揭露和譴責奴隸主暴行，然而，卻忽略或誤解了該書的另一個主題——宣揚“真正的信仰”──信仰耶穌基督！         斯托夫人此書常被詬病，認為她塑造的湯姆叔叔的形象，太有宗教氣息，缺乏反抗精神等等。其實這是對斯托夫人的誤會。斯托夫人不僅僅是“激進”的廢奴主義者，更是“激進”的宣揚福音、反對“虛偽的教會”的基督徒。如果能夠仔細、客觀地通讀本書，會發現，作者對“基督教”有很多批判——有時直接描寫或評論，有時則藉著書中人（主要是聖克雷爾）的口進行。其批評很深、很透徹，甚至超過了許多教外人士對基督教的批判。        斯托夫人沒有宣揚基督教的外在形式，她宣揚的是：人，要信仰耶穌基督，要遵行聖經的教訓，真實認罪、悔改、信上帝！ 斯托夫人的信仰觀，在書中一貫體現 ×信仰的作用──改變人和社會        斯托夫人並沒有把人物簡單地按照所屬階級貼上標籤。人的行為，除了受到自身地位的影響，也受到信仰的影響。有像瑪麗那樣雖然參加教會的聚會，卻刻薄、自私，也有像菲尼亞斯那樣，雖然不參加聚會，卻正直、善良幫助奴隸逃脫。        奴隸主中也有心地善良的，奴隸中也有殘暴的。例如，湯姆的第二個主人，奴隸主聖克雷爾，待奴隸很優厚。這除了天性使然，也與母親從小給他的信仰教育有關。聖克雷爾的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以聖經為人生指導。         在書中有一個場景：聖克雷爾的妻子瑪麗聚會回來，告訴聖克雷爾，講道的博士引用聖經，論證奴隸制度是合理的，有的人生來就是伺候人的，等等。這種講道，顯然很合瑪麗口味。         瑪麗批評聖克雷爾一天到晚在外跑，就是由於他不喜歡宗教。聖克雷爾反駁：“宗教！你們在禮拜堂裡聽到的那套玩意兒，就算是宗教嗎？那種拐彎抹角、可上可下，以便迎合自私自利的世俗社會中，各種歪門邪道的玩意兒，也算是宗教嗎？我這個人生來不敬神明、庸俗而愚昧，那種比我的本性更可恥、更狹隘、更不公正、更不顧他人死活的玩意兒，也算是宗教嗎？不！如果我要尋找一種宗派的話，它只能高於我自己的本性，絕不能比它低。”         這段話，說得真夠痛快。虛偽的信仰，只是人為自己罪行辯護的藉口、牟利的工具。在與堂姐奧菲利亞小姐的一次對話中，聖克雷爾說，黑奴中很多人沒有正常的道德觀念，偷竊、醉酒十分普遍，沒有正當的謀生技能。當然，這不能怪他們，他們的肉體、靈魂，已經被佔有、剝奪，沒有指望。如果把這樣的人，一下子解放，推出莊園、推向社會，不知道會成什麼樣子？         通讀全書，我們可以肯定，這絕不是聖克雷爾的藉口，不是他想保住自己的奴隸主地位。他知道：“這是一個絕對遭天譴的制度。”“全國人民都對奴隸制度感到不滿。奴隸制度不僅對奴隸不利，對奴隸主也沒什麼好處。”        他認為，某種意義上，改變人比解放人重要，比改變社會結構重要。難度更大。解放可以用戰爭，用法律，但改變人“太費事”。不過“費事”卻很有效。這個“改變”，其實就是使大家成為虔誠的信徒（不是“教徒”）。 ×信仰的表現──愛         斯托夫人認為，真正信仰耶穌的人，心中一定生發出對別人的愛。此觀點，在奧菲利亞小姐教育托蒲賽時，生動地體現。         聖克雷爾戲謔堂姐奧菲利亞小姐，給她買了一個小黑奴托蒲賽（Topsy），讓堂姐和小黑奴同住，教育她。托蒲賽是一名不知來自何方、“衣衫襤褸”的小女奴。她認為既不是上帝造了她，不是她的母親造了她，“我想我是自己長出來的。我不相信有誰造了我。”（英語因此有了成語“grew like Topsy”，像托蒲賽一樣成長，比喻一種自生自長、放任自流的生存方式）。        托蒲賽沒有任何是非觀念，很難教育。奧菲利亞和顏悅色地教育她，全然無效。奧菲利亞問她：為何不好好做人？她回答：“哦，小姐，恐怕我是挨揍挨慣了。挨揍對我很管用。”她被打後，向其他小黑奴炫耀：“哈哈！菲利小姐還揍人呢，她連一隻蚊子都打不死！我原來的主人才叫會揍人呢，直打得我皮開肉綻，真是厲害，那才真叫會揍人呢！” 奧菲利亞小姐在托蒲賽的教育上（知識、生活、信仰各方面）費盡心血，但收效甚微。我們不能否認，奧菲利亞小姐有愛，她所做的，例如為托蒲賽洗澡，實在讓人佩服。“描述一個沒人理睬、邋遢的孩子第一次浴洗的具體過程，對文雅人來說實在有些不堪入耳。事實上，世界上有成千上萬的人，迫不得已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和死亡……奧菲利亞小姐真可以算得上是心誠志堅，言出必行。她勇敢地擔負起為托蒲賽擦洗之責任，沒放過任何一處令人作嘔的髒地方。”         然而，奧菲利亞小姐的這種愛，還不能算是斯托夫人提倡的，超越性的來自上帝的愛。雖然奧菲利亞是虔誠的基督徒，做事極其認真，為人極其正直，但她對托蒲賽有偏見，有時候甚至有些厭惡。儘管她儘量掩飾、克制，但“孩子們總是很敏感的，別想瞞住他們什麼。只要心中稍微有點嫌惡他們的想法，就算你想盡辦法用物質籠絡他們都沒用，他們是一點都不買帳的。這些事看來很奇怪，但就是這個樣子。”… 阅读全文

本文原刊於《舉目》53期 謝文郁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和國民黨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雖然中國這片土地上仍有戰火硝煙，但對於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來說，鹿死誰手已無懸念。         改朝換代已是定數，共產黨成為執政者。對此，中國基督徒有人歡迎，有人悲觀，有人疑慮。 基督徒應該如何面對新的當政者？教會何去何從？神是掌管歷史的主，歷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帶領。那麼，神的帶領在哪裡？ 新政府的態度         這一年，中國大陸有基督徒約100餘萬（不包括300餘萬天主教徒）。其中，84萬隸屬於西方宣教士建立起來的教會，其餘的則隸屬於地方教會（包括聚會所、耶穌家庭等）。          對於新政府來說，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對當時的4億多人口來說，這100餘萬是一個小小的數目。但是，從一開始，中國的基督教就背上洋 教的稱號，“和海外的西方列強有著不可分割的政治關係”。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對西方列強的戰略關係。         新政府成立後不久，開始驅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國津貼的大學、教會學校和醫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公開宣稱，“教會學校”這個名詞已送進了歷史博物館。1952年之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看不見公開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還要切割中國基督徒和海外的聯繫。因為中國基督徒並沒有整體性地對抗政府，他們不少人對新政府充滿期望，並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中，所以新政府無意打擊他們。但是，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他們必須服從新政府的領導。         1950 年5月，總理周恩來先後3次接見基督徒代表，明確指出，基督教的最大問題，是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他的原話是：“近百年來基督教傳入中國和它對中國文化 的影響，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聯繫著的。基督教是靠著帝國主義槍炮的威力，強迫中國清朝政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獲得傳教和其他特權的。因此，中國 人民對基督教曾產生一個很壞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認為基督教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分不開的，因而也就反對基督教。”         而且，周恩來強調：“今天美帝國主義仍企圖利用中國自己的宗教團體來進行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周恩來的這種說法，就是新政府對基督教的基本評價，也是政府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基本原則。 吳耀宗橫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新政府直接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這攪動了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歷史記憶，巨大的民族主義熱情開始湧現。如何處理好100餘萬基督徒，使之與海外隔絕，並融入中國新社會，對於新政府來說，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 月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中國基督徒如果不響應政府的宣傳，公開反對美帝國主義，那就等於他們確實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但是，中 國基督徒真能夠擺脫“洋教”的指責嗎？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長久交往後，要他們完全放棄積澱的西方情結，是符合神的心意嗎？        切割中國基督徒和西方列強的聯繫，在政府看來，主要在這幾個方面：一是斷絕經濟上的來往，二是組織上的獨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這個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這個任務需要教會的配合。於是，人們看到了一場由政府主導的基督教“三自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吳耀宗（1893-1979）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因為這場運動，他一躍成為中國基督教的主要領袖。          當時，吳耀宗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輯部主任幹事。在神學上，他並沒有特別的貢獻；在組織上，他只是一個小小的主任幹事；在屬靈榜樣上，他還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可以說，在中國基督教圈子裡，他還沒有能力呼風喚雨。         他的信仰有明顯的社會福音傾向，用他的話來說：“愛上帝就是愛真理；愛人如己就是為人服務、犧牲。”他認為，“宗教應當在人生的全部生活裡表現出來”。        1949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為《黑暗與光明》（青年協會書局），充分地表達了他的社會福音的神學思想。對他來說，基督信仰能夠帶來社會的變革，而在這一點上，基督信仰和共產主義是相契的。        吳耀宗的觀點深得新政府的悅納。1949年9月21至30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吳耀宗等5人被政府點名，作為基督教代表與會。這次政協會議產生了《共同綱領》，其中明確規定了公民擁有宗教信仰自由。         雖然這5人深受政府青睞，但他們無力代表教會。為了集結基督教的實力派人物，會議之後，以吳耀宗等為主，邀請中華基督教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基督教協進會、 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等，派代表組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基督教訪問團，瞭解各地基督教教會的情況，以及基督徒徒對政局的態度等等。       … 阅读全文

本文原刊於《舉目》54期 謝文郁 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興奮，令人目眩。中國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這樣的口號深入人心。從此，中國這塊土地上，瀰漫著“人定勝天”的精神和勇氣。         在理論上，這股精神和勇氣在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中找到了立足點。在實踐上，“大躍進運動”（1958-60年）把這股精神和勇氣傳染給每一位中國人。於是，中國人開始生活在一個完完全全的人文主義氛圍中﹗！         對於當時的中國基督徒來說，這是一種信心挑戰。許多基督徒不知不覺也受了影響了，或離開了教會，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傳教士們的憂心成了現實。早在20年代中期，隨著非基運動的廣泛展開，傳教士愈來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情結，感受到這一情結對基督福音的嚴重阻攔，他們猶如面對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牆，而無能為力。於是，他們呼籲跨宗派的聯合禱告，求神親自拆毀這堵牆。         然而，歷史發展似乎和所期望的發展背道而馳 。他們問，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西化運動，是高舉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義運動。這場西化運動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歷史舞台的前台，並在新中國主導了中國文化的話語權。──上帝在聽我們的禱告嗎？還是說，我們的禱告出了問題？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後，中國教會出現了“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分化。按照中國的法律，“家庭教會”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會”無法公開聚會，其活動能力和範圍 都大大收縮。他們無法在公開場合，向中國人展現神的榮耀。然而，他們秘密聚會，認為自己是神所揀選的“小群”，心甘情願為神受苦。         “三自教會”則因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開活動。雖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小，但是，三自教會仍然在社會的視野中。三自教會中的許多人相信，他們還在為神做見證，他們參與三自運動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對於新政府來說，基督教教會並不是一股強大力量。在通過三自運動解決了基督教問題之後，他們幾乎不把基督教當回事。此刻還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經濟和 軍事上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儘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極端的人文主義情結中，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進一步深化 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趕超世界發達國家，成了中國社會的前進動力。受政府宣傳的影響，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眼中，基督徒屬於落後、跟不上形勢之人。基督教是一種迷信，必將被歷史拋棄。        在這種形勢下，在公開場合宣傳基督教，等於把自己公開當作笑柄。迫於政治壓力，不但年輕人，即使那些屬靈前輩，也無法在公開場合宣告福音。王國顯弟兄在回憶 錄《行過了死蔭的幽谷》一書中提到， 1957年他從牢裡釋放出來，回到廣州大馬站福音會堂（1950，林獻羔創立）：“那時教會傳出的訊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帶領神的兒女繼續要活在神的臉 光中。我們更孤單了，但是卻激勵了許多在各地的神的兒女。他們知道我們仍舊孤軍作戰，他們寫信來與我們表同情，我們也因此得安慰。”（頁150）不久，王 國顯就向政府申請出國。        那時中國的基督徒（不管是屬於家庭教會，還是三自教會），能夠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為神做見證了。能為基督的名吶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滅”        進入60年代，經歷了 “反右運動”和“四清運動”之後，新政府覺得已經比較穩固地控制了社會，在政治上略微放鬆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在大躍進運動中的激進、冒進，中國 經濟受到了相當大的損害。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中國政治發生了重要變化：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管政局。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府為了經濟的發展，允許農村地區有較大的自主性。於是，在60年代的頭幾年裡，有些農村出現了遊行傳道人。這些遊行傳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們的活動亦十分有限──當時教會的傳道人，或者入獄，或者受到控制，無法出來傳道。         1963年，中國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略略緩過了一口氣。這是一場天災加人禍。如果中國人能夠靜心反省，不難認識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難從中汲取教訓、學會謙卑。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人不具備這種反省能力。         在馬克思主義主導下，人文主義已經在中國膨脹。中國大陸的各種宗教，都順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按理說，宗教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然而，1963-1965年 這段時間，中國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紅旗》、《新建設》、上海《文匯報》等）上，刊登了相當激烈的“宗教大辯論”。這場辯論涉及了宗教定義、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問題，可是卻沒有宗教人士的參與，基督徒更是沒有發言權。        在辯論中，就宗教政策問題，形成了兩個派別，即所謂的溫和派與激進派。雙方都堅持唯物史觀的無神論，不過，溫和派（以對藏傳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學家牙含章為代表）認為，從唯物史觀出發，任何宗教都不過是歷史 進程中的一種現象。它的產生有其歷史條件，消亡也有歷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採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讓它自行消亡。… 阅读全文

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5期 文革与教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開始發動。這是一場以割裂傳統、進入嶄新社會為目的的革命。整個中國大陸被染成了紅色。在中國人的傳統審美中，紅色是歡快、喜樂的顏色，但是，這個時期的紅色則是血色。紅旗是血染的，紅寶書是血染的，紅衛兵當然也是染了血的。         這一切，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下，視為理所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暴動，是鬥爭，是必須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會         在紅色的渲染下，中國人都興奮起來了。一方面，他們對未來充滿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們奮不顧身地要去打破和掃除一切在他們眼中的障礙。         教會顯然跟不上這種政治形勢的發展。         在政府的意識形態中，不但沒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認為宗教是不科學的、過時的，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包袱，必須拋棄。因此，讓宗教完全消失，這對於社會、國家、人民來說，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運動，就其原始動機而言，就是要讓基督教平穩地消失。有不少教會領袖在加入三自教會之初，以為可以在順服政府的前提下，繼續發展教會事業，後來終於發現，這不過是一廂情願。          對此，王明道說：“從三自會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國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麼？ 可以，但是必須加入三自會。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無神那一邊去了。他們不會逼著你、叫你說無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見容於政府的，於是他在監獄呆了20餘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從此，中國人就掉進了一個大漩渦，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很快地，紅衛兵運動成為潮流，沖刷著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所有公開的三自教會及教堂，都首當其衝成了被攻擊對象。紅衛兵佔領教堂，批鬥神職人員，燒毀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於是，一個接一個，三自教會在公共視野中消失了。         當然，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專門針對基督教的運動。紅衛兵要攻擊、摧毀一切“舊事物、舊傳統、舊習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後的、迷信的、陳舊的，必須掃除！         這豈是三自教會的領袖能夠阻擋的？！我們來讀一段曹聖潔牧師（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五屆會長）在2002年的回憶：         “我自1959年被借調到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為三自主席吳耀宗先生當秘書，1962年正式納入全國三自編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這段日子 裡，我親身體驗到像吳耀宗這樣的基督教人士切實愛國愛教的情懷。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宗教陷於困難境地時，他仍堅持愛國，並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終會被人 認識……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在嘉定外崗勞動……這個時期，我的思想極度困惑，看不到教會的前途，更無法理解基督教中的愛國力量為什麼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愛國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會。字裡行間似乎隱含了對非三自教會的指責，即認為他們是不愛國的──因為他們（倪柝聲以及那些脫離三自教會的基督徒） 是在控訴美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運動（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會的。這裡，我不是要追問這場控訴運動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是，曹聖潔牧師的困惑，表達了三自教會的許多領袖在文革時期的困惑。 死亡線上的教會         70年代的中國，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廠、倉庫等），三自教會徒具虛名。在公開場合，我們看不到敬拜讚美、聚會禱告、福音團契等等。總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活動。三自教會名存實亡。         甚至，基督教這個詞，也越來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幾乎在中國社會的公開視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作為外交需要的擺設，政府保留了一些與外交相關的宗教活動，如開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員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許中國信徒進入）。        出於同樣的需要，政府也讓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訓因此作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賓。身為聖公會主教（浙江教區，1955年），丁光訓必須和政府保持政 治上的統一口徑。在70年代的涉外談話中，他反覆指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工具。同時，他也實話實說：中國基督教日益衰落，並可能完全消失。… 阅读全文

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繼上期）         1978年，在鄧小平的組織和推動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是中國政府施政的轉捩點，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轉捩點。從此，中國社會的發展，開始展現新的一頁！中國教會也開始為上帝做新的見證！ 擋住福音的大牆         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中國人在救亡心態中尋找強國之路。五四運動的旗手們，認為在“民主”和“科學”中找到了這一道路。他們大力鼓吹理性主義，反對宗教，認為宗教如同迷信，違反理性、違反科學。        很顯然，這是一種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運動中，這是內在動力；在1949年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運動期間，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喚起的熱情，以及中國思想界開始興起的理性主義，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臨一堵又高又厚又結實的牆，擋住了福音的傳播。為此，他們發動了長時間的跨宗派聯合禱告，求上帝拆毀這堵牆。        然而，上帝似乎沒有理會他們的禱告。很快地，中國進入了動盪不安：8年抗戰，加上3年內戰。接著，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執政。一個政治運動接一個政治運動，和傳統決裂，要建立一個崇尚理性的理想社會。         在馬克思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中，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獲得了終極性的表達。這堵理性主義大牆，是越築越厚、越高、越結實了。        我們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動下，中國人愈發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勝天”，堅決拒絕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後，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已經沒有公開的教會活動，甚至連“基督教這個名詞都不容易聽到。        五四運動的精神，似乎已經主宰了中國人的思維；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國呢？所有關心中國基督教發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這極端中窒息        當中國人以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時，上帝和中國人開了一個玩笑：放手讓我們的理性往極端方向發揮！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動）都控制在秩序裡。在70年代的中國社會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聽從上級的安排，思想必須和中 央保持一致，講話只能重複上級規定好的語言，工作也是組織上安排的。糧食要糧票，食油要油票，買肉要肉票，燒煤要煤票，等等。        這樣的社會，當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說話保持一致，行動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兩、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農業欠收，就連這些供應也無法保證。中 國社會在控制秩序中停滯不前，中國經濟在理性計劃中走向崩毀！可以說，五四運動的理性主義追求，在這裡已經實現了。中國社會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極端，並在這 極端中窒息。        這便是人在理性上，對中國社會進行控制的典型寫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論中進行的，推論是從前提出發的。也就是說，理性 需要推論前提作為出發點。毛澤東在世時，這個推論前提自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說法。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 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被奉為推論前提。        先是對社會各階層的人進行控制，進而是對自己的部下進行控制，最後是人人自危：對他人進行嚴格的控制，反過來是自己被嚴格地控制。鎮壓別人，自己也被鎮壓。現實就是這樣嚴酷的！在這種理性推論中，在嚴格的控制中，中國人的思維走向死亡，中國社會也走向死亡。 摸著石頭過河論        鄧小平作為國家領導人，在文革期間又起又落，幾乎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對於徹底的理性控制帶給個人和社會的危害，有親身的體會。當他第3次復出，推動改革開放時，提出了“黑貓白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論”，主要目的就是對抗“兩個凡是論”。        與此同時，他在思想理論界，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這個討論，也稱為思想解放運動。就其直接訴求而言，是反對“兩個凡是論”；就其思想運動而言，是反對空洞的理論爭論，而在實際上，消解了中國思想界中，佔據主流的理性主義思維。        理論之爭是嚴格的理性主義，鄧小平深深感受到這種理論之爭（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之爭），只會給中國帶來災難，必須放棄！ 他的“摸著石頭過河論”，具有相當的非理性傾向，是在對河流的深淺、河岸在何處無知的情況下，往前走！        當然，鄧小平不是基督徒。他無法直接領受上帝的啟示和引導。但是，我們相信，上帝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掌握著主權。       … 阅读全文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謝文郁 1989年，對於中國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對於中國教會來說，也是不尋常的一年。這一年春天，在北京發生了一場政治“動亂”，波及全國、全世界，觸動了中國社會的每一角落，挑動了每一個人的神經，在中國人心中注入了一種社會意識，驅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        這場運動的實質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義思潮中的年輕知識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願望的驅動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國政治。他們希望在學生運動中實現這一理想。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在殘酷的中國政治面前，如卵擊石，頭破血流﹗              這場政治動亂最終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那些積極參與運動的自由主義旗手，在嚴峻的政治壓力下被迫外逃，最後只能在西方國家的庇護下，在海外搞所謂的“民運”。留在國內的代言人也無處發聲，只能閉關自守。            另一方面，這場運動對政府的意識形態也是毀滅性的。自始至終，在如何結束這場動亂的問題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對立。當這場運動被政府強行用暴力壓制時，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導的信念從此失去號召力。           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所謂的信仰空白時期﹗ 宗教熱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懷抱中得到滿足，後是在社會關係中得以滿足，最終則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滿足。中國人原本在共產主義理想中，滿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現在，這個理想破滅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狀態是令人絕望的。當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從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時，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傳已經失效，自由主義理念已經七零八落。還有什麼可以滿足人的終極信任情感呢？            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宗教場所，包括官方認可的公開宗教場所，如三自教會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種各樣的佛廟、道觀，回人的清真寺，鄉村的祖宗廟等等，都呈現出復興的景象，人氣越來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數增長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廟，香火熏天。與此同時，基督教家庭教會也呈現了快速發展的勢頭。雖然具體人數難以估計，但是，只要進入河南、安徽一帶，無人不驚詫家庭教會信徒人數的增長速度。            宗教成為了熱門話題。 文化基督徒現象            在長期的無神論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鴉片一詞，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就是罪惡的象徵。它讓人聯想起1840年的鴉片戰爭。因此，對民眾而言，說宗教是鴉片，等於說宗教就是罪惡。            然而國門打開之後，中國人看到的是，西方社會儀態萬種、和諧富足，令人羡慕、嚮往。而且，這個美好的社會，竟然保持著基督教。對於理想破滅、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國人來說，基督教似乎意味著什麼，似乎指向某種奧秘。夾帶著好奇和冒險心態，一些中國人開始去瞭解、重視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趙敦華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學150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讀畢，大家好像發現了新大陸：原來基督教還有這麼豐富的思想資源﹗             接著，劉小楓博士加盟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並以此為基地，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學著作。            在這兩股風潮之下，中國思想界一場影響深遠的基督教熱，如火如荼地展開。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這股基督教熱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所謂“文化基督徒”。             這批人，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共產主義理想在他們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沒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絕望的﹗他們在閱讀基督教文獻的譯作時，找到了某種共鳴──耶穌的死是為了世人的罪﹗這是多麼偉大的人格﹗用劉小楓的話來說：他們感覺到，他們的生命“因信了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的愛而發生了改變”（《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第28頁）。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們感受到了信仰帶來的喜悅，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不過，令他們十分失望的是，當他們走入教會，無論是三自的，還是家庭的，他們都無法呆下去。他們認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無法認同他們所看到的基督教會。             香港神學界在世紀之交，有過一次大範圍的討論，公開質問這些人的信仰：這樣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家庭教會大發展            90年代是中國家庭教會大發展的時代。根據趙天恩牧師的統計，單單河南、安徽兩省的幾個團隊教會（編註：這些教會系統多由數位傳道人開始，共同領導的。），總人數就以千萬計。比如，張榮亮帶領的河南方城教會（後改為華人歸主教會），申義平的中國福音團契（原為河南唐河團契），鄭獻起的安徽阜陽教會（後改名為中華蒙福教會）等等，據說人數皆在幾十萬到幾百萬之間。            1998年11月26日，申義平、張榮亮、鄭獻起、王君侶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團隊教會，聚在華北某地，簽署了一份“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就聖經論、三一神論、基督論、救贖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等七個方面，發表了信仰宣言。受趙天恩牧師的影響，這個宣告努力向海外華人主流教會的信仰宣告看齊，因而看上去相當正統。            不過，這些教會，能否達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們看到，這些教會的傳道人日夜奔走，各處傳講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趕鬼。往往一次講道，整個村莊的人都決志信主。教會信徒人數急劇上升。一片復興的景象，令人興奮。           … 阅读全文

本文原刊於《舉目》55期 讀經 “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份，就是羨慕善工”（《提前》3：1） “你為自已圖謀大事麼？不要圖謀！”（《耶》45：5） 思想        大部份基督徒對想當領袖的渴望，都有所保留。他們不能肯定想當領袖是否真的正確。畢竟被邀到一職位，不是總比毛遂自薦強嗎？豈不是野心，引致幾個教會中本來很偉大的領袖垮臺，聲名的誘惑，導致他們的失敗？        毫無疑問，基督徒必須抗拒某種野心，不過我們也應該承認，有的雄心卻是高尚、可敬，和有價值的。我們讀的經文為這兩種不同的野心，既提供了警惕，亦提供了鼓勵。當我們的野心是為了有效地事奉上帝，發揮上帝賦予我們生命最高的潛質，我們便可以從這兩節經文取得平衡。         保羅帶領教會所得的回報是艱難困苦、被人蔑視和拒絕。領袖是在逼迫和苦難中首當其衝的人。從這方面看來，光為了在教會爭取地位的人，似乎並不會誤用保羅的勸 勉。偽君子不會對這樣困難的任務有興趣。在第一世紀盛行的危險情況下，甚至堅強勇敢的基督徒，也需要得到鼓勵和動力，才願意作領袖。保羅因此說願意當領 袖，就是“羨慕善工”。         在保羅的時候，只有對基督深切的愛，還有真的關心教會，才會有當領袖的動力。然而在今天的眾多文化中，基督教領袖享有威望和特權，大家會為了甚為可恥和自私的原因而想當領袖。          當耶利米對巴錄說：“你為自己圖謀大事麼？不要圖謀！”（《耶》45：5）他給了巴錄很有智慧的勸告。先知並非認為所有野心都是邪惡的。他指出自私的動機， 使我們有錯誤的野心——“為自己圖謀大事”。想成就大事並不是罪。我們的主，從來沒有對成就大事的期望發出警告。衪揭露並且指責的是那可恥的動機。         上帝呼召基督徒，是要發展上帝給他們的天賦，善用他們的生命，盡量發揮上帝賜給他們的力量和能力。不過，耶穌教導我們，以自我為中心的野心是不對的，以上帝的榮耀和教會的好處為中心的抱負，卻是成就好事的一股強大的力量。 ——孫德生（J. Oswald Sanders）節錄於《屬靈領袖》（Spiritual Leadership, Moody Press, 1994）蒙允使用。 討論       1. 你是怎樣決定，願意成為教會領袖的？       2. 作領袖真正的回報是什麼？       3. 上帝對你想當領袖的抱負，也許會怎麼說呢？ 禱告         感謝上帝對你的呼召。求上帝幫助你帶著謙卑和信心去事奉。         編按：此文編選自“建造教會領袖”系列訓練材料。本系列英文原稿是由《今日基督教》出版。海外校園蒙允准編譯為中文，在“建造教會領袖”網站（www.BCL-Chinese.net）出版，歡迎上網查閱已出版的材料。 阅读全文

不管是在舊約時代，還是新約時代，上帝都是為祂自己的名，引導祂的子民走義路（參《詩》23：2-3）。同樣，人對上帝的悖逆也是一樣的──自以為聰明，喜歡自己做主，甚至違背上帝的旨意。 阅读全文

“姊妹多，弟兄少；姊妹剛強，弟兄軟弱”，是大陸許多家庭教會的真實寫照。我和妻子，一開始的狀況也是如此。 阅读全文

我在高中的時候，接受了耶穌做我個人的救主。《羅馬書》8：1告訴我，“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我非常高興，因為已經因信稱義了。 阅读全文

我過去和大多數人一樣，好面子、貪慕虛榮，把權力、地位、財富看得很重，認為有了這些，在社會上混才有面子，才有尊嚴。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