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中國教會史

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5期 文革与教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開始發動。這是一場以割裂傳統、進入嶄新社會為目的的革命。整個中國大陸被染成了紅色。在中國人的傳統審美中，紅色是歡快、喜樂的顏色，但是，這個時期的紅色則是血色。紅旗是血染的，紅寶書是血染的，紅衛兵當然也是染了血的。         這一切，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下，視為理所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暴動，是鬥爭，是必須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會         在紅色的渲染下，中國人都興奮起來了。一方面，他們對未來充滿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們奮不顧身地要去打破和掃除一切在他們眼中的障礙。         教會顯然跟不上這種政治形勢的發展。         在政府的意識形態中，不但沒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認為宗教是不科學的、過時的，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包袱，必須拋棄。因此，讓宗教完全消失，這對於社會、國家、人民來說，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運動，就其原始動機而言，就是要讓基督教平穩地消失。有不少教會領袖在加入三自教會之初，以為可以在順服政府的前提下，繼續發展教會事業，後來終於發現，這不過是一廂情願。          對此，王明道說：“從三自會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國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麼？ 可以，但是必須加入三自會。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無神那一邊去了。他們不會逼著你、叫你說無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見容於政府的，於是他在監獄呆了20餘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從此，中國人就掉進了一個大漩渦，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很快地，紅衛兵運動成為潮流，沖刷著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所有公開的三自教會及教堂，都首當其衝成了被攻擊對象。紅衛兵佔領教堂，批鬥神職人員，燒毀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於是，一個接一個，三自教會在公共視野中消失了。         當然，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專門針對基督教的運動。紅衛兵要攻擊、摧毀一切“舊事物、舊傳統、舊習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後的、迷信的、陳舊的，必須掃除！         這豈是三自教會的領袖能夠阻擋的？！我們來讀一段曹聖潔牧師（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五屆會長）在2002年的回憶：         “我自1959年被借調到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為三自主席吳耀宗先生當秘書，1962年正式納入全國三自編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這段日子 裡，我親身體驗到像吳耀宗這樣的基督教人士切實愛國愛教的情懷。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宗教陷於困難境地時，他仍堅持愛國，並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終會被人 認識……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在嘉定外崗勞動……這個時期，我的思想極度困惑，看不到教會的前途，更無法理解基督教中的愛國力量為什麼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愛國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會。字裡行間似乎隱含了對非三自教會的指責，即認為他們是不愛國的──因為他們（倪柝聲以及那些脫離三自教會的基督徒） 是在控訴美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運動（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會的。這裡，我不是要追問這場控訴運動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是，曹聖潔牧師的困惑，表達了三自教會的許多領袖在文革時期的困惑。 死亡線上的教會         70年代的中國，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廠、倉庫等），三自教會徒具虛名。在公開場合，我們看不到敬拜讚美、聚會禱告、福音團契等等。總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活動。三自教會名存實亡。         甚至，基督教這個詞，也越來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幾乎在中國社會的公開視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作為外交需要的擺設，政府保留了一些與外交相關的宗教活動，如開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員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許中國信徒進入）。        出於同樣的需要，政府也讓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訓因此作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賓。身為聖公會主教（浙江教區，1955年），丁光訓必須和政府保持政 治上的統一口徑。在70年代的涉外談話中，他反覆指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工具。同時，他也實話實說：中國基督教日益衰落，並可能完全消失。 不過這樣的話，是不會出現在中國公開的報刊上的。         中國教會哪去了？她真的已經衰落並消失了嗎？         我們再來看看家庭教會。三自運動之後，一批基督徒不願意加入三自教會。他們組成家庭教會，消失於公共視野。也許正因為家庭教會不具公開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沒有受到紅衛兵運動的直接衝擊，而且在最狂熱的時期，家庭教會也沒有停止聚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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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繼上期）         1978年，在鄧小平的組織和推動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是中國政府施政的轉捩點，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轉捩點。從此，中國社會的發展，開始展現新的一頁！中國教會也開始為上帝做新的見證！ 擋住福音的大牆         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中國人在救亡心態中尋找強國之路。五四運動的旗手們，認為在“民主”和“科學”中找到了這一道路。他們大力鼓吹理性主義，反對宗教，認為宗教如同迷信，違反理性、違反科學。        很顯然，這是一種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運動中，這是內在動力；在1949年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運動期間，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喚起的熱情，以及中國思想界開始興起的理性主義，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臨一堵又高又厚又結實的牆，擋住了福音的傳播。為此，他們發動了長時間的跨宗派聯合禱告，求上帝拆毀這堵牆。        然而，上帝似乎沒有理會他們的禱告。很快地，中國進入了動盪不安：8年抗戰，加上3年內戰。接著，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執政。一個政治運動接一個政治運動，和傳統決裂，要建立一個崇尚理性的理想社會。         在馬克思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中，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獲得了終極性的表達。這堵理性主義大牆，是越築越厚、越高、越結實了。        我們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動下，中國人愈發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勝天”，堅決拒絕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後，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已經沒有公開的教會活動，甚至連“基督教這個名詞都不容易聽到。        五四運動的精神，似乎已經主宰了中國人的思維；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國呢？所有關心中國基督教發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這極端中窒息        當中國人以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時，上帝和中國人開了一個玩笑：放手讓我們的理性往極端方向發揮！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動）都控制在秩序裡。在70年代的中國社會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聽從上級的安排，思想必須和中 央保持一致，講話只能重複上級規定好的語言，工作也是組織上安排的。糧食要糧票，食油要油票，買肉要肉票，燒煤要煤票，等等。        這樣的社會，當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說話保持一致，行動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兩、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農業欠收，就連這些供應也無法保證。中 國社會在控制秩序中停滯不前，中國經濟在理性計劃中走向崩毀！可以說，五四運動的理性主義追求，在這裡已經實現了。中國社會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極端，並在這 極端中窒息。        這便是人在理性上，對中國社會進行控制的典型寫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論中進行的，推論是從前提出發的。也就是說，理性 需要推論前提作為出發點。毛澤東在世時，這個推論前提自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說法。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 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被奉為推論前提。        先是對社會各階層的人進行控制，進而是對自己的部下進行控制，最後是人人自危：對他人進行嚴格的控制，反過來是自己被嚴格地控制。鎮壓別人，自己也被鎮壓。現實就是這樣嚴酷的！在這種理性推論中，在嚴格的控制中，中國人的思維走向死亡，中國社會也走向死亡。 摸著石頭過河論        鄧小平作為國家領導人，在文革期間又起又落，幾乎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對於徹底的理性控制帶給個人和社會的危害，有親身的體會。當他第3次復出，推動改革開放時，提出了“黑貓白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論”，主要目的就是對抗“兩個凡是論”。        與此同時，他在思想理論界，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這個討論，也稱為思想解放運動。就其直接訴求而言，是反對“兩個凡是論”；就其思想運動而言，是反對空洞的理論爭論，而在實際上，消解了中國思想界中，佔據主流的理性主義思維。        理論之爭是嚴格的理性主義，鄧小平深深感受到這種理論之爭（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之爭），只會給中國帶來災難，必須放棄！ 他的“摸著石頭過河論”，具有相當的非理性傾向，是在對河流的深淺、河岸在何處無知的情況下，往前走！        當然，鄧小平不是基督徒。他無法直接領受上帝的啟示和引導。但是，我們相信，上帝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掌握著主權。        五四運動以來，上帝放手，讓中國人的理性主義得到充分發展，目的是要中國人知道理性力量的極限。鄧小平在落難中看見了這個極限，並力圖帶領中國人擺脫制約，另尋出路。這是上帝拆毀這堵大牆的一步。        上帝聽到了西方宣教士跨宗派的聯合禱告。祂按照祂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拆毀這堵阻攔福音進入中國的大牆，直至完全、徹底的拆毀！ 給三自教會鬆綁        接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同時，政府開始給三自教會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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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謝文郁 1989年，對於中國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對於中國教會來說，也是不尋常的一年。這一年春天，在北京發生了一場政治“動亂”，波及全國、全世界，觸動了中國社會的每一角落，挑動了每一個人的神經，在中國人心中注入了一種社會意識，驅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        這場運動的實質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義思潮中的年輕知識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願望的驅動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國政治。他們希望在學生運動中實現這一理想。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在殘酷的中國政治面前，如卵擊石，頭破血流﹗              這場政治動亂最終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那些積極參與運動的自由主義旗手，在嚴峻的政治壓力下被迫外逃，最後只能在西方國家的庇護下，在海外搞所謂的“民運”。留在國內的代言人也無處發聲，只能閉關自守。            另一方面，這場運動對政府的意識形態也是毀滅性的。自始至終，在如何結束這場動亂的問題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對立。當這場運動被政府強行用暴力壓制時，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導的信念從此失去號召力。           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所謂的信仰空白時期﹗ 宗教熱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懷抱中得到滿足，後是在社會關係中得以滿足，最終則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滿足。中國人原本在共產主義理想中，滿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現在，這個理想破滅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狀態是令人絕望的。當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從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時，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傳已經失效，自由主義理念已經七零八落。還有什麼可以滿足人的終極信任情感呢？            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宗教場所，包括官方認可的公開宗教場所，如三自教會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種各樣的佛廟、道觀，回人的清真寺，鄉村的祖宗廟等等，都呈現出復興的景象，人氣越來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數增長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廟，香火熏天。與此同時，基督教家庭教會也呈現了快速發展的勢頭。雖然具體人數難以估計，但是，只要進入河南、安徽一帶，無人不驚詫家庭教會信徒人數的增長速度。            宗教成為了熱門話題。 文化基督徒現象            在長期的無神論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鴉片一詞，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就是罪惡的象徵。它讓人聯想起1840年的鴉片戰爭。因此，對民眾而言，說宗教是鴉片，等於說宗教就是罪惡。            然而國門打開之後，中國人看到的是，西方社會儀態萬種、和諧富足，令人羡慕、嚮往。而且，這個美好的社會，竟然保持著基督教。對於理想破滅、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國人來說，基督教似乎意味著什麼，似乎指向某種奧秘。夾帶著好奇和冒險心態，一些中國人開始去瞭解、重視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趙敦華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學150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讀畢，大家好像發現了新大陸：原來基督教還有這麼豐富的思想資源﹗             接著，劉小楓博士加盟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並以此為基地，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學著作。            在這兩股風潮之下，中國思想界一場影響深遠的基督教熱，如火如荼地展開。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這股基督教熱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所謂“文化基督徒”。             這批人，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共產主義理想在他們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沒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絕望的﹗他們在閱讀基督教文獻的譯作時，找到了某種共鳴──耶穌的死是為了世人的罪﹗這是多麼偉大的人格﹗用劉小楓的話來說：他們感覺到，他們的生命“因信了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的愛而發生了改變”（《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第28頁）。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們感受到了信仰帶來的喜悅，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不過，令他們十分失望的是，當他們走入教會，無論是三自的，還是家庭的，他們都無法呆下去。他們認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無法認同他們所看到的基督教會。             香港神學界在世紀之交，有過一次大範圍的討論，公開質問這些人的信仰：這樣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家庭教會大發展            90年代是中國家庭教會大發展的時代。根據趙天恩牧師的統計，單單河南、安徽兩省的幾個團隊教會（編註：這些教會系統多由數位傳道人開始，共同領導的。），總人數就以千萬計。比如，張榮亮帶領的河南方城教會（後改為華人歸主教會），申義平的中國福音團契（原為河南唐河團契），鄭獻起的安徽阜陽教會（後改名為中華蒙福教會）等等，據說人數皆在幾十萬到幾百萬之間。            1998年11月26日，申義平、張榮亮、鄭獻起、王君侶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團隊教會，聚在華北某地，簽署了一份“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就聖經論、三一神論、基督論、救贖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等七個方面，發表了信仰宣言。受趙天恩牧師的影響，這個宣告努力向海外華人主流教會的信仰宣告看齊，因而看上去相當正統。            不過，這些教會，能否達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們看到，這些教會的傳道人日夜奔走，各處傳講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趕鬼。往往一次講道，整個村莊的人都決志信主。教會信徒人數急劇上升。一片復興的景象，令人興奮。            信徒的聚會則多在晚上，有敬拜讚美（唱詩、讀經、講道），並當場治病趕鬼。由於政府的壓力，這些聚會採取了秘密的方式。講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讀經“亮光”，和大量的神蹟奇事、故事。教會生活缺少固定的集體查經和主日崇拜。不過，會定期舉辦骨幹同工培訓，邀請信得過的國內外傳道人前來培訓。             這些教會的大多數信徒，在聖經的閱讀和理解上，往往孤立無助。除非成為同工，接受培訓，否則在聖經知識和教會生活上都嚴重“營養不足”。他們的信仰，建立在幾個治病、趕鬼的見證故事上。            這樣的信徒，是不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是宗派，還是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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