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思潮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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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薛華的認識，始自梁家麟書中列舉的福音派人物。“在護教上表現出色的薛華”（註1），雖被一筆帶過，我卻印象甚深。因此當我開始讀薛華的著作《前車可鑒》（華夏，2008。簡稱《前》），不自禁地充滿了期待與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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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宗教信仰陌生的人，可 能把基督教與一般的民間信仰等同，對教會裡的神職人員缺乏尊敬。但是對許多認真的基督徒而言，宣教士和牧師是他們觀念中最聖潔、最高尚的職業，有“萬般皆下品，惟有講道高”的心態。其次是青年團契的輔導和福音預工者，再其次是醫生、專業人士、家庭主婦（夫）、藍領階級。等而下之的大約是政治人物，律師和娛樂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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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總統所處的，是一個缺乏領導的膽識、沒有完整的道德（moral integrity）的時代。可以說，他靠著對人類尊嚴與平等的堅強信念，和他從信仰上帝而來的裡外一致的道德勇氣，加上他高瞻遠矚的領導魄力，隻手把美國從分裂和良心破產的邊緣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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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璩 本文原刊於《舉目》05期 一．青少年教育的現狀 筆者2001年12月在北京，看到電視上介紹兩本暢銷書。一本是《不要“管”孩子》，一本是《孩子不可不管》。大意都是要尊重孩子，要講理，不要動輒用權威來壓制他們。相對於中國傳統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觀念，這種新論點真是一大進步！ 無論在家庭或是學校，隨著社會的開放和現代化，中國教育方面的許多觀念和方法都已被重估。這讓筆者想起另一本書，就是1946年初版的《照顧嬰兒與孩童的基 本常識》（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小兒科醫生斯巴克（Benjamin Spock）這本一反傳統觀念的暢銷書，至今已經翻譯成三十九種語言，銷售量超過五千萬冊。 該書引進了革命性的觀念。他呼籲父母親不要用 一刀切的（one size fit all）態度和權威性的方法來管教，要尊重孩童的個別性。他拒絕美國老式清教徒把兒童當作“蠻不講理、愛幹壞事、是應當學習禮數的小頑童”的觀念。他要求 父母把孩子當作是一個不斷蛻變的精靈，需要大量的注意力。譬如，若是學齡兒童有偷竊的行為，他建議父母親給予孩子更多的讚許、鼓勵，甚至增加孩子的零用 錢，使他不必偷竊。 這種新觀念到了1960-1970年代就更為“前進”。最暢銷的育兒書（註一），要求父母們從嚴厲的“道德家”角色， 轉換為同情的“醫療家”角色。不論孩子如何無理取鬧，父母親應當保持冷靜，不下判語，用專業性的態度，幫助孩子釐清他自己的是非觀。逐漸地，孩子的責任感 被不可剝奪的權利感（entitlement）所取代，孩子就是行為不當，父母的角色也不在於告訴他對與錯，乃是幫助他發現自己的價值觀。 因著這種理論推行到極至，美國許多年輕人已失去了對自己行為負責的觀念。 那麼，這最近廿年又如何呢？實際情況是，不僅是美國的家庭教育處於困境，美國公立學校的教育更是陷在危機之中。 改善公立學校的教育，是布什總統競選時最大的諾言。美國國會在2001年12月通過了教育改革法案，布什統總在今年1月7日正式簽署，這証明了公立學校教育 問題的嚴重性受到了大眾重視。歷年來，美國各級政府在教育上所投的經費，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然而在中學裡，不但暴力與槍擊事件為全球之冠（例如 Paducah, Jonesboro, Littleton等慘案），美國學生的教育水平可能也是先進國家中最差的。 在1983年發表 的一篇報告（註二）中，比較二十一個國家，美國高三學生的數學與科學水平排名第十九，物理學則敬陪末座。美國大學本科生對歷史和公民的知識也是極其貧乏。 以優異的長春藤盟校來說，竟然有四分之三的學生不知道發表葛低斯堡（又譯蓋茲堡）演說的是何許人（註三）！ 反觀美國訓練師資的學府，其所 著重的並不是專業的知識，乃是探討一些合乎政治風尚（politically correct）的課題。例如：性別和種族對學習的影響，提高學生的自我形像（self-esteem）、平等，等等。一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警 告一批年輕教師：“不要隨便修改學生在拼音與標點上所犯的錯誤，讓他們自我創新遠比遵循法則為重要。”（註四）。難怪有人認為，美國學生的學習素質雖然低，但學生的自我形像卻是全世界最高的！ 難道這就是華人青少年教育將來所要依循的樣板嗎？教育問題是一個極大的問題，不可能以一篇文章來涵蓋全面，讓我們單單從其基本理念來探討這個問題吧。 二．流行教育理念的哲學基礎 任何指導我們生活的指南背後都有其理論基礎，都是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延伸。 人們或許認為，進化論的影響僅限於生物科學。其實它對人文社會的影響更為深遠。後現代主義思想家、斯坦福大學教授若提（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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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目》雜誌將藉著這個“思潮交鋒”的系列，從社會制度、教育、法律、對生命的態度、科學主義、心理學、政治學、福音派的心理轉換等角度，分析和檢討這些主要 思潮的歷史軌跡，其世界觀的交鋒，和對社會的沖擊。我們希望，第一，能夠洞察歷史的教訓，第二，能改變我們的態度，並能影響我們所處的社會文化。這或許也是所有討論“文化救國”的人不可忽視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