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教會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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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具有的是永恒的超越效力,這原本應使教會產生為未來世代的絕對犧牲精神,然而,若教會實施了世界的原則,就連世界也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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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繼上期) 1978年,在鄧小平的組織和推動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是中國政府施政的轉捩點,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轉捩點。從此,中國社會的發展,開始展現新的一頁!中國教會也開始為上帝做新的見證! 擋住福音的大牆 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中國人在救亡心態中尋找強國之路。五四運動的旗手們,認為在“民主”和“科學”中找到了這一道路。他們大力鼓吹理性主義,反對宗教,認為宗教如同迷信,違反理性、違反科學。 很顯然,這是一種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運動中,這是內在動力;在1949年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運動期間,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喚起的熱情,以及中國思想界開始興起的理性主義,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臨一堵又高又厚又結實的牆,擋住了福音的傳播。為此,他們發動了長時間的跨宗派聯合禱告,求上帝拆毀這堵牆。 然而,上帝似乎沒有理會他們的禱告。很快地,中國進入了動盪不安:8年抗戰,加上3年內戰。接著,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執政。一個政治運動接一個政治運動,和傳統決裂,要建立一個崇尚理性的理想社會。 在馬克思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中,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獲得了終極性的表達。這堵理性主義大牆,是越築越厚、越高、越結實了。 我們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動下,中國人愈發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勝天”,堅決拒絕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後,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已經沒有公開的教會活動,甚至連“基督教這個名詞都不容易聽到。 五四運動的精神,似乎已經主宰了中國人的思維;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國呢?所有關心中國基督教發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這極端中窒息 當中國人以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時,上帝和中國人開了一個玩笑:放手讓我們的理性往極端方向發揮!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動)都控制在秩序裡。在70年代的中國社會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聽從上級的安排,思想必須和中 央保持一致,講話只能重複上級規定好的語言,工作也是組織上安排的。糧食要糧票,食油要油票,買肉要肉票,燒煤要煤票,等等。 這樣的社會,當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說話保持一致,行動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兩、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農業欠收,就連這些供應也無法保證。中 國社會在控制秩序中停滯不前,中國經濟在理性計劃中走向崩毀!可以說,五四運動的理性主義追求,在這裡已經實現了。中國社會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極端,並在這 極端中窒息。 這便是人在理性上,對中國社會進行控制的典型寫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論中進行的,推論是從前提出發的。也就是說,理性 需要推論前提作為出發點。毛澤東在世時,這個推論前提自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說法。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 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被奉為推論前提。 先是對社會各階層的人進行控制,進而是對自己的部下進行控制,最後是人人自危:對他人進行嚴格的控制,反過來是自己被嚴格地控制。鎮壓別人,自己也被鎮壓。現實就是這樣嚴酷的!在這種理性推論中,在嚴格的控制中,中國人的思維走向死亡,中國社會也走向死亡。 摸著石頭過河論 鄧小平作為國家領導人,在文革期間又起又落,幾乎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對於徹底的理性控制帶給個人和社會的危害,有親身的體會。當他第3次復出,推動改革開放時,提出了“黑貓白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論”,主要目的就是對抗“兩個凡是論”。 與此同時,他在思想理論界,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這個討論,也稱為思想解放運動。就其直接訴求而言,是反對“兩個凡是論”;就其思想運動而言,是反對空洞的理論爭論,而在實際上,消解了中國思想界中,佔據主流的理性主義思維。 理論之爭是嚴格的理性主義,鄧小平深深感受到這種理論之爭(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之爭),只會給中國帶來災難,必須放棄! 他的“摸著石頭過河論”,具有相當的非理性傾向,是在對河流的深淺、河岸在何處無知的情況下,往前走! 當然,鄧小平不是基督徒。他無法直接領受上帝的啟示和引導。但是,我們相信,上帝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掌握著主權。 五四運動以來,上帝放手,讓中國人的理性主義得到充分發展,目的是要中國人知道理性力量的極限。鄧小平在落難中看見了這個極限,並力圖帶領中國人擺脫制約,另尋出路。這是上帝拆毀這堵大牆的一步。 上帝聽到了西方宣教士跨宗派的聯合禱告。祂按照祂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拆毀這堵阻攔福音進入中國的大牆,直至完全、徹底的拆毀! 給三自教會鬆綁 接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同時,政府開始給三自教會鬆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