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categorized

輕鬆做傳道

本文原刊於《舉目》71期。 景淨 如果讓一個傳道人形容自己的生活,多半是“忙”和“累”。傳道人除了負責主日講道、帶領查經、禱告會、探訪關懷等教牧性的事工外,還要參與教會的管理、決策,以及外面的各種會議、研討。還要受邀出席婚宴、葬禮、喬遷之喜等等。會友如果遭遇突發事故,傳道人更要力爭第一時間趕到,表達慰問、關懷…… 筆者2007年從神學院畢業後,一直深感傳道人生活的忙碌。不過,忙碌的傳道人,一定就是好傳道人嗎?筆者總結6年來的服事經驗,發現:不一定!其實,忙而不累,輕鬆做傳道,才合上帝的心意。 等同勞苦愁煩? 主耶穌呼籲:“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太》11:28-30) 傳道人常常用這經文,提醒被生活所迫、面臨諸多考驗的男男女女。我們卻忽略了,這段經文同樣適用於傳道人自己。如果傳道人本身就是勞苦擔重擔的人,怎麼能帶領他人在主裡得安息呢? 主耶穌說,“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太》11:30)。但對照大部分傳道人的生活,卻會驚訝地發現:我們負的軛不容易,我們挑的擔子並不輕省!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出在,太多的傳道人負著自己的軛、挑著自己的擔子,都不是主給的。 使徒保羅在亞基帕王面前說:“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26:19)大馬士革路上的光,照亮了保羅的人生。他的一生,都在為此奔走。“先在大馬士革,後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勸勉他們應當悔改歸向上帝,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徒》26:20) 跟今天的傳道人相比,使徒保羅的處境,更加艱險;他的事工,更加繁重。然而,保羅沒有在忙亂的狀態下疲於應付。他對腓立比教會說:“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腓》4:1)他也對帖撒羅尼迦教會說:“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樂。”(《帖後》2:20) 走十字架的路,並不意味著要勞苦愁煩;在十架路上,同樣可以唱著喜樂的讚歌。“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10:15) 在愁苦中掙扎的傳道人,要反省:你有天上來的異象嗎?服事的工場是上帝託付給你的嗎?你手中的事工是上帝的呼召嗎? 如果你有明確的異象呼召,就要像保羅一樣靠主加力量,以喜樂的心服事;如果你沒有明確的異象,只有人意私欲,建議你停下腳步,認真在主面前尋求祂的心意。相信主耶穌的應許:“尋找,就尋見。”(《太》7:7)更要相信:祂的軛是容易的,祂的擔子是輕省的。 主人?還是僕人? 中國文化崇尚“捨家愛國”,即心裡沒有自己,只有社稷和黎民。最好像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很多傳道人也懷有這樣的心志,悲壯地犧牲自己的家庭,顧不上妻兒老小的私事,而是把會眾的需要掛在心上,一心撲在教會的事工上。甚至忙到吃、住在教堂。 我們向這些傳道人致敬!同時,也要看清隱藏的危機!以教會為家的傳道人不是家長,而是僕人! 全身心投入教會事奉的傳道人,會遇到一個很大的試探——誤以為自己是教會的主人,是CEO(首席執行長)。好像沒有自己,教會就不能存活了。有的傳道人偶爾家中有事,或是患病不能參與教會服事,就急得滿頭大汗,彷彿天要塌下來。 其實傳道人只是上帝所選召的僕人。“亞波羅算什麼?保羅算什麼?無非是執事,照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引導你們相信。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上帝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上帝。”(《林前》3:5-7) 教會真正的主人是基督。上帝“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弗》1:22)。基督是教會真正的CEO。祂保守、引導著教會。主耶穌說:“你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做的。’”(《路》17:10) 為教會過度憂心的傳道人,要反省:你的憂慮有必要嗎?要提醒自己:基督才是教會的君王。要將榮耀歸給祂,在這位君王的率領下輕鬆服事。 個人英雄主義 俗話說:“一個中國人是龍,三個中國人是蟲。”我們欣賞異軍突起的偉大人物,卻忽略團隊配搭的巨大能量。《三國演義》中,劉、關、張是很好的組合,但對他們並肩戰鬥的描述卻很少。被人津津樂道的,還是關羽隻身過五關斬六將的英雄事蹟,以及張飛長阪坡當陽橋頭一聲吼、嚇退曹操83萬大軍的壯舉。   傳道人很容易落入個人英雄主義的試探。有的傳道人因此包攬教會的所有事工,事無巨細都要過問,不願意放手讓弟兄姊妹做事。這樣很難從會眾中發掘具有恩賜的人才,無法調動會眾的積極性,慢慢形成一個僵化、呆板的“順命”群體。 聖經早已啟示同工配搭的重要性:“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傳》4:12) “你去打仗,要憑智謀;謀士眾多,人便得勝。”(《箴》24:6) 聖靈沒有把所有的恩賜放在一個人身上,而是“隨己意分給各人”(《林前》12:11)。傳道人要謙卑承認自己在恩賜、職事、功用上,都是有限的,要善於發現會眾的恩賜。教會需要屬靈的“伯樂”,去發掘上帝家裡的“千里馬”。 獨攬一切的傳道人,意識到了自己的有限嗎?我是否發現哪些同工能彌補自己的缺欠呢? 同工配搭服事,定能讓我們脫離捆鎖,走出愁苦,力上加力,輕鬆傳道:“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133:1) 作者在河北傳道。

No Picture
成長篇

歸正

本文刊於《舉目》64期 景淨        我出生在中國北方的農村。兒時的記憶,就是清貧的生活,父母在田裡辛勤的勞作,還有傳統節日的喜慶,和奶奶祭拜神靈時的虔誠。        我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媽媽信耶穌了。家裡開始發生變化,過春節的時候,全家不再幫奶奶給神靈準備供品。還有一本新舊約全書,我心血來潮時會翻開讀一段。 奶奶得了“精神病”         聽媽媽說,她勸奶奶信耶穌,奶奶立刻答應了。爸爸告訴我們, 1949年之後,政治運動一波接一波。農村開展了批鬥地主和富農的運動。爸爸的爺爺,在解放前靠幾畝薄田自食其力,勉強可以溫飽。但他脾氣倔強、暴躁,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在政治運動中,很快被“群眾”定為“富農”。爸爸說,這明顯是陷害。         “富農”的帽子,像一座大山,壓在我家每一個成員身上。在外地的爺爺,因此丟了工作,遣送回村裡。在正準備高考的伯父,被勒令退學回家。讀小學的爸爸,在同學們的譏笑聲中,離開了學校。還有兩位年幼的姑媽,在繈褓中吃奶的叔叔,一起“掃地出門”,沒收所有的家當。        奶奶的性格很內向,又成長在一個比較富裕,知書達理的家庭,而今竟遭遇如此大的打擊。將所有的冤屈、苦楚,都默默嚥進肚子。        有一回,奶奶因為忙於照顧孩子,去生產隊幹活的時候遲到了。隊長嚴厲地責備奶奶,給她身上掛上“懶婆”的白布條示眾。這樣的打擊,使得奶奶突然精神錯亂了,開始胡言亂語、嬉笑無常。她是一個瘦弱的女人,但發作起來,竟可以在佈滿紅薯藤蔓的田裡飛快奔跑,村裡幾個壯實的小夥子都攔不住。 自稱是“孫悟空”        奶奶說,她在開始精神錯亂的前一天晚上,正在織布的時候,看到一個白影晃動。全家信主後才知道,原來是魔鬼附在奶奶身上,折磨這個家庭。        因為不是精神病,所以奶奶的病情很特別。她有時很正常,帶孩子、做飯、跟人說話,都很好。突然間,她會變得不正常,做好的飯隨手倒掉,懷裡抱著的孩子也會扔掉。關鍵是,她會說一些奇怪的話,稱自己是“孫悟空”、“藥王”(就是村裡人平時祭拜的偶像)。        有一次,村裡來了一個外地人。別人都不認識,奶奶卻喊出他的名字,還說出他是村幹部。那個人很吃驚,因為奶奶說的都是對的。        爺爺帶奶奶去找當地有名的中醫,用針扎穴位的方法治療。眼看奶奶身上紮滿了鋼針,她卻說:“你們不是扎我,你們在扎強子他娘。”(強子是我叔叔)        村裡有好心人告訴爺爺,說奶奶的病也許是“虛病”,需要找巫師、巫婆,驅邪、趕鬼。爺爺病急亂投醫,就找了附近一些算命、趕鬼的人。他們都說,奶奶身上的鬼法力很高,無法制服。有一個趕鬼的人竟然告訴爺爺,要想治好奶奶的病,只有找信耶穌的人。 好像戴上手銬        爺爺打聽到,附近一個村莊裡就有幾個老太太信耶穌,爺爺就去請她們來給奶奶趕鬼。村裡人聽說信耶穌的人要來趕鬼,都趕到我家看熱鬧。院裡擠滿了人,房頂上、牆頭上,都站著看熱鬧的人。姑媽說,那幾個信耶穌的老太太,裹著小腳,走路顫悠悠的,唱著歌來到我家。奶奶之前就坐立不安,嘴裡不住地說著:“這次完了,這次完了,這裡待不下去了!”        那幾個老太太進到我家的時候,奶奶正在院子裡亂喊亂叫。為首的老太太,大聲地說了一句:“奉耶穌的名,把魔鬼捆綁起來!”奶奶立刻安靜下來,雙手自動合在一起,好像被戴上手銬一樣。        所有看熱鬧的人都驚呆了。有幾個膽子大的人,悄悄走到奶奶身邊,用力掰奶奶的手。可奶奶的雙手緊緊合在一起,怎麼也掰不開。        […]

No Picture
成長篇

保守與避世——淺析王明道早期的神學思想

本文原刊于《舉目》60期 景淨          王明道先生(1900 -1991),是20世紀中國基要派神學的代表人物。他重視聖經的教導和基督徒生活,反對自由派神學,大膽斥責教會與世界中的種種罪惡。同時,他的保守思想,使教會與社會脫節,失去了集體見證的動力。          本文欲通過對王明道所處時代的歷史、神學背景的分析,重點闡釋王明道早期(1949年前)代表性的神學思想,為當前中國教會的神學思考和牧養事工提供一些啟發。 一、王明道所處時代的神學背景 1. 自由主義神學在中國的蔓延            中國教會是西方宣教運動的成果,沒有宣教運動就沒有中國教會。不過,自然地,西方宣教士承接了什麼,就會把什麼移植到中國教會。            自由主義神學(Liberal Protestantism)於19世紀在歐美教會興起,是為了使基督信仰能為受理性主義影響的知識界接受,而對其重新架構。持此種神學思想的人,“既要 求在基督教教義的傳承上有某種程度的自由,又要求在聖經的傳統解釋法上能有自由。如果傳統對聖經的解釋,或是對信仰的看法,和人類知識的進展有不符之處, 就必須拋棄或重新詮釋,以使這些部分與現今對世界的認識配合。”(註1)           一些國外傳教士在就讀神學院時,深受自由主義神學的影響,赴華後,自然把這些思想帶到了中國。          中國部分教會領袖和基督徒知識分子,也推動了自由主義神學的傳播。進入20世紀後,中國本土教會逐漸壯大,不再過分依賴國外傳教機構。很多基督徒留學生學成 回國(劉廷芳、趙紫宸等),有的擔任教會領袖,有的成為頗具影響力的學者。他們的海外求學生涯大都受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自然成為自由主義神學的傳播 者。          此時,國外自由派思想家的著作大量譯成中文、引進中國,也為自由主義神學在中國的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時威廉‧克拉克 (William Newton Clarke, 1841-1912)和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 1878-1969)等北美著名自由派人物的作品,都被介紹進來,並在傳教士群體和主要城市的教會中廣泛流傳,影響頗大。”(註2) 2. 動盪的時局催生出的政治神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