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進敏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期

           我在國內是婦產科醫生。有一段時間赴農村做計劃生育工作，經我手做過的人工流產近百例。

          信主後，我深信墮胎只能在個別特殊情況下採用，絕不能由人隨意選擇。道理很簡單，因為生命是神創造的，人不可殺人。當精子與卵子相結合成為受精卵時，就是新生命的開始。因為一個受精卵具有父親的23條染色体和母親的23條染色体，形成新的22對常染色体和一對性染色体，這就是一個新的生命。

          我所指的個別特殊情況，與《進深特刊》第8期中陳佐人牧師的意見大致相同，即危及母親生命時，應採取墮胎。對因強姦懷的胎，以及產前診斷為畸形兒的案例，不可一刀切。我也贊成文中另一位劉穗生醫師的看法：當事人在尋求神的帶領後所做的決定，外人不應該妄加批評。同時，基督徒在遇此不幸時，最重要的是尋求神的帶領，而不是先打定主意非要墮胎不可。

          另一個特殊情況是如何看待國內的人工流產。我曾到過窮鄉僻壤做計劃生育。看著一群面黃肌瘦、衣不蔽体的孩子們，圍著懷孕的母親討東西吃，實在覺得應該給這位母親做人流。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口龐大至今天的地步，是政策失誤的結果，也是廣大農村地區長期貧窮落後的結果和原因。採取墮胎控制人口，應看作是中國歷史上特殊時期的應急的暫時措施，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

           可悲的是，因為缺乏正面的價值觀教育，這種下下策被看作是處理事情的正常手段，視為理所當然。使從大陸來海外的中國人，因經濟有些困難或學業緊張，或怕影響前程，便決定墮胎，心安理得，視之為常事。我認為不能這麼做，這就與不能因窮去偷東西的道理是一樣的。

          我的老二是意外懷孕得來的，那時尚允許每家有二個孩子。當時我一人在窮山區工作，夫婦被迫分居兩地。平時吃的東西很貧乏，全靠從上海帶去的鹹肉，鹹魚。吃完後，便只能吃辣椒伴飯。因我無奶水，老大生下後，只能放在上海母親家。懷老二時，正值家中處境悲慘。父親在這運動中被迫害致死，母親患胃癌晚期，婆母患了肺癌。若老二生下，就只能隨我住在山區，我本身就嚴重營養不足，哪會有奶水給她？當時又買不到奶粉，更無鮮奶，她將無法生存。

          我面臨二個選擇：或墮胎，或生下後送人。我選擇了後者。母親設法找到一位上海郊區婦女。說定我生產後，不論男女，她馬上領走。

         產後，母親與那位農村婦女坐在我的床邊，等待嬰孩從育嬰室送出來。護士把嬰孩放在我伸出的手臂上。就在那接觸的一剎那，我好像受到電擊，我的心一陣痙攣。我緊緊地抱著孩子，這是我的血和肉啊！我要把她送走的決心，在一剎那間煙消雲散。

        “我不送”，我對母親說，“我要這個孩子。”

           “但是……”母親試圖與我講理。

          “不！”我的嗓音幾乎近於尖叫，“我不送，我能夠養她，我帶她走。”

          母親紅著眼睛，把那位搞糊塗的婦女拉出病房。

          母親與婆母不久雙雙去世。後來老二是怎麼養大的，個中辛苦曲折不在此贅述了。只是應了中國一句老話，“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她現在在美國學習，母女親密無間。

          世事多變，今日尚不知明日，誰又能預計幾年後、幾十年後的事？唯有依靠神的帶領，聽神的話，才能真平安，無後悔。

作者現住芬蘭赫爾辛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