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璩整理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在感恩節後一天，筆者找了幾個關切福音運動前途的朋友，一同談談它的過去和未來，特別是海內外華人教會的前途。這是一個非正式的座談，只代表參加者個人看法，希望能產生一種拋磚引玉的作用，刺激更多的討論。在場的有陳佐人牧師，錢 錕教授，甘桂翹女士，唐理明先生，張以琳博士，袁偉先生和筆者。這篇文字就是這次座談會資料整理後的結果。

1. 什麼是福音派（Evangelicalism）？它的來源和特質是什麼？

福音派是一個廿世紀的現象。白冰滕（David Bebbington）用提綱法（essentialist）定義它為（註二）一種正統的新教運動，它強調悔改（conversion），聖經，十字架，和社會改革（activism）。

英國眾聖教堂的司徒德牧師（John Stott）用反面法區分它為（註一）：

a) 福音派的信仰不是一個新的發明。

b) 福音派的信仰不是一個脫離基督教正統的信仰。

c) 福音派不是基要派的同義詞。

在 1909到1915年間，在美國出版了一系列十二本的軟皮書，叫做“基要真理”（The Fundamentals）。作者都是英美基督教界的權威，包括摩根（Campbell Morgan）。其內容涵蓋聖經的權威性；基督的神性，道成肉身，童女懷孕，受死，復活，和再來；聖靈；罪，拯救和審判；崇拜；普世宣教；和福音佈道。這 是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萌芽。早年，福音派與基要派的確是同義詞。卡爾亨利博士（Carl Henry）1947年那篇著名的文章，“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就沒有將之作區分。

後來，麥金泰（Carl McIntyre）在1941年創立美國基督教聯會（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開始走上保守的基要派路線。基要派（Fundamentalists）注重字面解經，有濃厚律法主義（legalism）的傾向；不 注重學術與理性思考；具有世、俗二元論的世界觀；講究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倡災前被提論；對異己排斥性強。到了1950年以 後，葛培理，卡爾亨利和奧肯噶（Harold Ockenga）開始倡導“新福音主義”（The New Evangelicalism）以別於基要派的狹窄路線（註一）。

今天，福音派是一個通稱，用之與自由派信仰、主流教會中僵化的勢力，和天主教分別。其類別很多，司徒德在《福音派的真理》一書（見本期30-31頁）認為福音派在神學上的共同點，是建築在三一神論的基礎上（註一）。

陳：“Evangelical” 這個詞其實應當翻成“福音宗”，它最早出自馬丁路德。當年的改教者原來並不願意創立新派別，不願自稱為路德派或加爾文派，故取福音宗這個通用字。而福音派 （Evangelicalism，或作福音主義）這個詞是在1974年第一屆洛桑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at Lausanne）時正式受到整合。

那次會議共有全球150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加，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它證明福音運動已經受到了全球的重視。這個會議是葛培理牧師與司徒德兩人共同推動的成果。代表美國福音派思想的是卡爾亨利博士，大會信約 （covenant）的主要起草人是司徒德。信約中包括了神學立場，福音廣傳和社會責任。這個會議和它的盟約奠定了普世福音運動的凝聚力，遠景，和信念。

我認為福音派運動主要是一個美國的福音運動。葛培理與卡爾亨利博士兩人是這個運動的代表人物。這個“新福音派”運動是針對麥金泰所代表的極端保守的基要派信仰的一個反應。

熊： 福音派固然是一個廿世紀的現象，它的淵源卻是可以追溯到改教之前。司徒德提到（註一）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在十五世紀就被稱為是“福音博士”。麥葛福（Alister McGrath）以為（註三）福音宗的來源有三：一是改教時的路德和加爾文，一是歐洲十七世紀的敬虔運動，一是美國的清教徒運動。福音派在美國成為教會增 長的主力，經過司徒德和派克（J. I. Packer）等人的努力，它在英國聖公會中也有一定的影響。葛培理佈道團早年在倫敦和英國的工作，產生了強力的啟迪功用。

陳：如果福音 派神學是回歸到初期教會的信仰，那是很好的。但是我認為，研究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神學思想的，和研究奧古斯丁和其它教父思想的，作得最好的都不在福音派的 神學院。這情形直到最近才有改善，例如密西根州的加爾文學院。這是因為福音派運動最初不是一個神學運動，它是一個社會運動。當年洛桑會議以後又開了幾個特 會，討論的都是社會關懷。這些不是神學問題，是“信”了之後的“行”的問題。我們不能忽視“信”的本身。信比行更重要。我們到底信的是什麼？我們如果沒有 弄清聖經的教訓，就討論社會關懷，參政等等，就容易走火入魔。

華人教會受到這個影響，所以也談到底是應當傳福音，還是做社會關懷。其實社 會關懷是理所當然的事，教會注重這些當然是好的。但是如果因此而沒有好好地建立信仰的基礎，那可能是最大的危機。福音派一開始就把重點抓錯，當時代過去以 後，這運動就會隨著時代而淘汰。我們祇有一樣是不變的，那就是福音。如果能夠高舉福音，建立起福音的內容與福音的神學，這個運動才可以長久。

2. 為什麼福音派基督徒被社會主流看為邊緣人物？

唐：1925 年田納西州的猴子訟案是一件大事，促使了福音派的退卻。影響所及，福音派從學術界退出。這中間最尖銳的爭論就是對達爾文進化論的反應。有些福音派對科學的 反應甚至有反智的傾向，用教條否定科學，否定理性思考，造成靈性，感性與理性的分割，實在有違聖經上盡心，盡性，盡意愛神的協和性的真理，也無法與學術界 相對話或相抗衡。

基督徒應當進入社會，關懷社會。我們的信心應當與我們的行為相稱，福音派並不是傳社會福音，或解放神學。所謂邊緣化，最 重要的因素就是基要派的反智傾向，造成在文化中退卻。這現象有一個很嚴重的後遺症，就是許多華人基督徒的下一代，在校園中無法面對思想和學術上的挑戰，因 而拋棄信仰。

在六十年代，摩瑞士（Henry Morris）提倡的“科學創造論”作對了一半，就是膽敢質問達爾文的進化論。可惜他當初所提出的“科學創造論”卻是奠基在六天創造論（編註：篤信上帝創 造萬物的學者，對創造論有三種學說，請上網看《海外校園》雙月刊13期11-18頁）。他對聖經的解釋是，所有生物的死亡都是在人墮落以後的事，並且以此 立場來了解科學。因此過去在知識界所產生的影響是相當負面的。幾十年來，基督教界對進化論的挑戰不能對科學界造成衝激，在法庭上也不能勝訴。一直到 1991年，伯克萊的法律學教授強生（Philip Johnson）出版了《審判達爾文》。這是一本劃時代的著作，它摘掉了達爾文進化論的保護外衣。之後，才有1997年比希（Michael Behe）“達爾文的黑匣子”的發表，和“智慧設計”學說的興起。讓人不得不正視進化論的缺失，也不得不承認，基督徒對進化論的質疑，其實是有根據的。美 國生物教師協會不得不在1997年改變了其對進化論的聲言（statement），這都是受到強生那本書的影響。

陳：我想作一點補充。理 智（intellect）是理解的功能（faculty of understanding），理性是reason。信心一定尋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從奧古斯丁開始，他要人有系統地尋求理解，這就是教義（教理）。中國教會有反教義的傾向，把之稱為教條。其實各種學問與理 論都有自己的教條，它應該是一個中性字眼。當理智明白神的話，按著聖靈的引導就產生了純正的教義。

反智（anti- intellectualism）並不是反理性，反智的人是有理性的。它祇是反對理解，認為祇要信就夠了。這種人認為，理性的作用就是接受，但接受以後就 產生了一種蒙昧心理，認為越不懂就越敬虔，越不懂就越有信心，也就越屬靈。許多華人教會反對教義，其實就是反智的一個表現。譬如，聖經從來沒有“三位一 体”的文句，然而“三位一体”是基督教最大的教義。這不是理性的產物，而是神的啟示。神的啟示光照我們的理性，引導教會，在歷史上整理出這個毫無含混的 （合乎聖經的）教義。所以教義是必須的。同樣地，很少教會去研究基督的神人二性。其實這些教義可以產生偉大的信仰見證的力量，使我們可以去關心社會，關心 政治，跟達爾文的進化論對話。

基要派與福音派的形成，都是反映美國的特殊歷史背景。猴子訟案應當是一個教育的問題，而不是進化論的問題。 因為福音派沒有從思想和神學的角度來面對這個問題，所以很少從科學和神學的論點來反駁進化論。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初，基督教的論點幾乎是一片空白，沒有科 學上的論爭，更沒有神學上的論爭。許多人過分地注重證據（evidence），希望以證據對抗證據。但還有一項比證據更重要的，便是“前題假設” （presupposition）。所謂前題便是神學。科學的著作固然重要，我們也當重整我們的創造論，重新去理解《創世記》第一章。這是《創世記》第一 章解經的問題，是個神學問題。如果，解經的系統沒有建立，我們就沒有辦法回應。福音派除了社會關懷的切入點，還應當注重思想，文化的層面。

錢：我的觀察主要是從香港、台灣和美國的學生福音工場來看，我們傳福音時想儘量離開較極端的基要派的立場。我很耽心，這批年輕人一旦進入華人教會，接觸到基要派的衝擊，很可能會造成信仰的危機。今天的華人教會可能不足於應付這種理智上的需要，是很可憂的。

熊： 除了基要派的反智，廿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所謂“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政治活動的出現，在社會上產生了強力的反彈。在今天輿論界有一種聲勢，就是認為福音派的人都是心腸狹窄，自以為義，論斷人，不尊重人權，和排 除異己。認為福音派的人祇注重墮胎和同性戀的問題，而忽略社會上其它不公的現象，對貧富不均，環境保護等等，都沒有提出正面的信息。福音派也因此被視為是 邊緣化的團体。1999年，曾為“道德大眾”起名，又是發起人之一的魏瑞其（Paul Weyrich）宣佈宗教右派的“文化戰爭”已經失敗，是美國社會氣候一個空前的大轉變（watershed event）。

3. 那麼，華人教會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陳：華人教會深受基要主義的影響。其實廿世紀初“基要”那套書原是好的，我們都應當竭力維護基要的真理與信仰。今天的基要派有三點不足：不關心社會，反智，和在佈道上的缺失。

在北美，華人在職業上已經進入主流。今日北美的華人教會也應當走出次文化的範圍，進入主流。我們的表現往往是回應性的（reactive），在社會與政治上 缺乏積極的參與。當學校公開討論同性戀教育的時候，基督徒家長就緊張起來，要商量對策。他們並沒有把同性戀當作是一個神學的和道德的問題，祇當作一個教育 的問題來看。基督教變成了專門解決問題的宗教，聖經成了難題解答書，人們並沒有建立一套系統的認知。華人基督徒應當正視我們的文化使命，進入美國社會，甚 至幫助美國教會認識這個關鍵點。

在參與社會方面，台灣、香港和中國的情形與北美不同。大陸上充滿了各種教派。除了異端之外，還有呼喊派， 哭派，悔改派，重生派等等。他們的信仰基本上是純正的，但他們也有偏差。多數對整本聖經沒有一個完備的了解。許多人不要傳統，但事實上，任何一個宗派都有 傳統，問題是哪一個傳統。我相信，透過歷世歷代的教父，和時間的考驗，所能流傳下來的對聖經的信仰傳承才是最寶貴的。也就是馬丁路得所開始，加爾文所承傳 的那種歸回聖經的更正教。對中國的教會而言，這種回歸是一個當務之急。

針對反智的缺失，新福音派已經作得很好。我們應當加強用神學佈道（theological evangelism），用普及的神學教育來破除反智，使人人都能受到有系統的對真理的裝備。

我們應當把神學從神學院的範疇中解放出來，在教會中教導，使得每個平信徒都不但能夠接受神學的訓練，而且可以教授神學。北美華人教會的教育水平遠超過美國教 會，但是華人教會的信徒和長執對聖經和神學的基礎卻是遠不及美國教會。美國教會的長執對派克（J. I. Packer），司徒德（John Stott），寇爾森（Chuck Colson），薛華（Francis Schaeffer）等等講些什麼，有什麼書，大都非常清楚。一個在學校作工友的長執，家裏可能有很完全的屬靈圖書室。華人高級知識份子的長執，家裏可能 祇有幾本聖經而已。

錢：華人教會的確缺乏神學上的訓練，所以較容易接受基要派的立場。華人教會有這麼多知識份子的人力資源，如果不加以利用，突破基要派的範疇，就實在太為可惜。

張：我們所接觸的這一批中國的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至終會成為中國教會的希望。所以當前重要的課題就是全面的，完整的信徒裝備。我們必須情理並重，才能贏得這一代。

陳： 十年來，這批中國知識份子大批來到北美，許多人信主，這是一個很大的變數，是以前沒有的。這批人沒有以前華人的包袱，但是也沒有吸取過去教會成長的經驗。 他們往往有反傳統，反權威的傾向，一切自己從新摸索，自己“直接從神領受”。這其實是很危險的，可能變成一個新的、獨斷的權威心態。

我們應當好好培育這批高級知識份子，建立他們的信仰，靈性，神學基礎，和屬靈的品格。後者尤其重要，我們要幫助他們學習在教會中彼此順服，與眾聖徒一同明白真道。否則我們不過訓練出一批自我中心，沒有品格的人而已。

熊： 我感覺傳統華人教會受倪柝聲的影響很大。倪氏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是他也有缺陷。他神學上靈、魂、体三元論的分法，反對一切“人的方法”的立場， 是華人教會輕視理性，採世、俗二分法的世界觀的一個重要原因。“聚會所”排它性的傾向，反對宗派，反對傳統，反對神學，和律法主義（legalism）的作風，深深影響了許多華人教會的路線，使之更接近基要派。另外，倪柝聲師法奧祕派，許多追求靈恩的人因此得到靈感，產生了靈恩傾向。在討論華人教會的時候，我們不能忽視這個歷史背景。

張：很多人都是看效果。許多教會難於應付這個時代的挑戰，以及大陸知識份子知性上的需要，出於一種“被圍困心態”（siege mentality），他們或選擇狹義的基要派，或趨向注重情緒，高舉靈恩的運動。這些地方往往用愛心的關懷，和感性（或靈性）上的亢奮，吸引這些在職業 戰場上心神耗竭的鬥士，為他們提供避風港。他們所注重的是情緒上的滿足，而不是理性上的深究。我們應當在神學、生活、和情感上並重，讓大家看到，基督信仰 內涵的偉大，使我們成為時代的燈塔，可以散發真理的光和熱，來影響我們的周圍，這是遠超過教條的枯燥和情緒的滿足。

陳：所謂神學就是將神的真理用愛心表明出來，把“道”與生活的關連講明出來，講道不是講學，要把“道”打進人心，透過愛和聖靈的工作表明出來，它的表現是絕對包含情和理的。使徒行傳中每次聖靈充滿都是在講道中。我們要重申對“道”的肯定，和對“道”的認識。

4. 展望廿一世紀的前途，我們的挑戰與任務是什麼？

袁： 我認為華人教會裏“家”的感覺很強，但在傳福音的使命上，不夠進入社會。牧師雖然可能非常強調要向外接觸，但還不能內化到信徒的行動裏。第二，華人教會很 少情、理兼顧，特別是情多於理。尤其沒有裝備信徒，使他們對神有全面的認識。第三，教會內部對均勻性的要求特別高，容易形成小圈子。我們應當學習與不同背 景，和不同個性的人交往、同工。我們應當打破教會內部的框框，否則，我們便無法突破與教外人士的鴻溝。

唐：我覺得教會裏最大的問題就是人的驕傲。許多教會都有一言堂的毛病，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見。當大家都是本著聖經的立場原則上，而仍然意見不同時，我們應當有雅量存疑和存異。這可能是華人教會最大的挑戰。

錢：在北美的華人教會過去四十年來經過了一段快速成長的時期，現在我們似乎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一個主要的因素是，教會沒有異象，能量沒有一個宣泄處，於是消耗在內鬥上。從大陸來的人是教會的新血，我們應當善加鼓勵，使他們為神所用。

張： 我深感我們面臨到了一個轉型期。過去的華人教會有一套固定的作法，但不一定能適合今天的需要。今天，學生團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新模式，利用廣面的接觸點， 用開放的態度，用批判性的精神，尋求與知識份子對話。但團契對神學，對真理的教導沒有系統性的傳授，這兩個方面的搭配，是我們應當去努力促成的。

陳：我們已經從佈道期進入培訓期。培訓的焦點是要建立教會，更新教會，以產生教會總動員。另一方面，我們應當在各處推動大規模的福音運動。現在大型佈道會幾乎絕跡，我們應當積極推動福音廣傳，積極推動建立新的教會。

熊：大陸年輕的一代，在價值取向與行為模式與港台已經沒有什麼分別。那種“六四”以後對靈性的飢渴，可能已經成為歷史。我們應當重新思考，如何針對這批人的需要，這是一個新的挑戰。

面對中國廣大的禾田，和快速的現代化，再過十年，他們可能已經失去了對福音的渴求。在這個關節點，華人教會應當自省，我們的責任、信息和策略到底是什麼？我們福音的出路到底是什麼？

在專業化和知識化的高度要求之下，北美的華人在時間和精力上都是空前透支。在這個大環境，大前提之下，我們應當提高華人教會的素質。無論是信息，是神學，是 家庭協談，是討論會，是青少年輔導，是社會關懷，我們都應當有第一流的水準。在繁忙中的人，他們的注意力非常短，我們傳達信息的方法可能也要多元化。對廿 一世紀的人，福音性與實用性必需並重，“道”不但重要，也要落實。

我們也要想想，第二代的華人教會將會是什麼型態？今天華人教會一個很大 的隱憂，就是不知道怎樣培育在美國長大的下一代。教會與家庭往往漠視文化的差距，硬生生把上一代的觀念和作法加諸於年輕人身上。我們常常聽到，華人教會中 最不快樂的是英文堂牧師。所有的華人教會都應當面對這個嚴肅的課題，就是下一代信仰的出路。它或許需要我們跳出傳統的框架，幫助下一代找到自己的方向。

註一：”Evangelical Truth, A Personal Plea for Unity, Integrity & Faithfulness”, John Stott, IVP, 1999.
註 二：”Evangelicalism in Its Settings: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Movements since 1940″, David Bebbington, in Evangelicalsim, ed. Mark Noll, David Beffington, and Geroge Rawly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76-81
註三：”Evangelicalism &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Alister McGrath, IVVP, 1995

另有下列參考文獻：
1. “Basic Christianity – with an Oxbridge Accent”, Bruce Hindmarsh, Books&Culture, ChristianityToday.com, online URL: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bc/2000/005/1.6.html, Sept/Oct. 2000
2. “Evangelical Affirmations”, ed. Kenneth Kantzer and Carl F.H. Henry,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0
3. “Evangelicalism: The Coming Generation”, James Davidson Hunt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