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居
聖傳(magisterium) ，肇端於教會歷史初期，宏大而悠久，至今不絕。
宗教改革以降，新教世界很少提及聖傳，此源於宗教改革時期對天主教的反感與批判——聖傳不幸地和天主教捆綁在一起了。這導致新教學者不太願意提及聖傳，新教信徒對聖傳比較陌生。
基於筆者對當代中國教會（尤其是家庭教會）的解讀，我認為，引入聖傳觀念，有助於福音派教會奠定大公信仰基礎，得以回溯、連通使徒和教父傳統，在正統信仰的基礎上，達成國度性的合一。並在承襲大公傳承的基礎上，為聖傳開拓新的疆域。
定義
聖傳，是一個宏大而複雜的觀念，是天主教行政和教導體系的核心概念，通常定義為：聖言啟示的解釋權，專屬教宗及相關的主教團體。在天主教傳統裡，聖傳包括神聖無誤 (Infallible Sacred) 和平常可能有誤(Fallible Ordinary)兩個部分。
宗教改革對於教會的最大影響，就是把教廷專屬的釋經權威，交還到平信徒手中。聖傳觀念隨之急劇變遷，一方面激發了新教平信徒的創造力，對於近現代西方文明功不可沒。另一方面也導致新教內部宗派林立、教義龐雜混亂。
聖傳作為教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權威源泉，略有差別於改教者提出的大旗“五大唯獨”（唯獨基督、唯獨聖經、唯獨信心、唯獨上帝的榮耀、唯獨恩典。參Michael Horton, “Reformation Essentials – Five Pillars of the Reformation,”Modern Reformation, March/April 1994。）“五大唯獨”在改教過程中，起了綱領性作用，模塑、定位了近現代福音派教會傳統，並在當代教會實踐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我們仍然可以追問一個問題：在聖經新約正典形成之前，教會已經經歷了三、四個世紀，那時的信徒服膺何種權威？到底是什麼樣的權威，判定哪個文本該列入正典，哪個文本不具有正典資格？
追問下去，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新約聖經形成之前，有一個權威，釐定聖經的文本，並衍生出聖經正典權威。這權威就是所謂的“聖傳”。對於今天的中國教會，聖靈、聖經、聖傳，這三個權威源泉乃是相輔相成、共生共存的。本文著重討論 “聖傳”。
特性
聖傳有兩大特點：
×特點一：實體傳承
聖傳的第一大特點，就是：它是一種實體傳承。
這裡的實體，指的是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在歷史過程中，以實體存在作為真理的承載，如一條生命之河，一脈相承、流傳不息。這條生命之河，肇端於基督的道成肉身。
按照《約翰一書》4：1-3的判斷標準，凡是忽略、否認基督道成肉身的歷史性、實體性，這類信仰就不是從上帝而來的。同理，凡否定教會為基督的身體，認為自己可以超然於教會之上或之外的，其信仰也是空洞而危險的。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教會作為基督在歷史中的實體存在，是鑒別諸靈的試金石。換言之，教會作為一種實體傳承，擁有判斷正統與異端的權柄與能力。
教會作為實體的傳承，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度傳承的時間都要綿長。自從主耶穌復活升天、五旬節聖靈澆灌降臨，教會在歷史中的實體傳承，從來沒有間斷過。使徒信經中提及的聖徒相通，不僅有橫向、同時代聖徒的相通，也有縱向歷代信徒之間的相通。這種相通是聖傳有效性的教義基礎。
教會作為一個實體，有生長、發展的過程。正如我們每個人的身體，有生長、發育的過程。我們在幼年的經歷，以及在人生不同階段所做的決定，對於我們的現今和未來，都會產生影響。同樣，在初代教會、教父時期，甚至中世紀所做的決定、所形成的傳統，對現在基督的身體，也有著影響——儘管這種影響同時具有正面與負面。
×特點二：實踐屬性
聖傳的第二大特點，就是實踐應用屬性。
聖傳的形成，並非憑靠學者、思想家在書齋、象牙塔中的想像。聖傳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或因面臨重大的內部分歧，或因嚴峻的外部挑戰，教會必須召開大公會議，形成相對統一、特定的教義表述，作為教會整體對於外部挑戰的回應，或對內部分歧的整合。
簡言之，聖傳的實踐應用屬性，是教會作為生命有機體，在特定環境下，對特定問題所做的回應、調整或決斷。初代教會對於基督神性之爭所做的聖傳決定，形成的文本就是尼西亞信經；對於基督神人二性的聖傳決定，就是迦克頓信經；對於三位一體之經典表述，則在亞他那修信經中可以找到
×進一步的區分
對聖傳作進一步的區分，可分為聖徒聖傳和教義聖傳。
聖徒聖傳是每一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聖徒集合體，通常表現為大公會議，以聖徒共通的良心，印證聖靈的光照。
聖徒聖傳必須具有代表性。在初代教會和教父時期，大公會議多由各地區實際主持教務及牧養的主教組成。這些主教本身往往就是神學家。同時也有各神學流派的代表參與或列席，通常亦有君王或世俗政權的代表出席。聖徒聖傳好比教會這個生命有機體的決策機制，是在聖靈引導光照下的集體思考、決策過程，是聖傳權威的靈動泉源。
教義聖傳則是聖徒聖傳形成的教義傳統。歷代公認的教義聖傳，主要包括基督論、三一論、聖經新約正典等。
分歧
天主教和新教在聖傳這個問題上，存在較大的分歧。改教者為了淡化天主教的色彩，基本上避而不談聖傳。這是今天福音派信徒較少接觸這個概念的原因。
改教者和天主教神學家分歧的關鍵，在於聖徒聖傳的定位。天主教以聖徒聖傳的正統自居，認為自彼得以降，聖徒聖傳代代相承，傳承載體為以教皇為首的梵蒂岡教廷。天主教認為，聖傳產生聖經新約正典，聖傳的權威並不亞於聖經。因此，教廷的文件以及教皇的官方諭令，與聖經同樣無誤，並對信徒具有約束效力。
這一點，改教者們無法接受，成為新教和天主教的一大分歧所在。
改教者其實也講聖傳，不過他們側重的是教義聖傳。宗教改革的起因，就是認為中世紀教廷在教義和實踐上趨於腐敗、偏離正道，需要回歸使徒和教父時代的傳統。改教者完全認同初代教會和教父時期的各大信經。也就是說，他們在教義聖傳方面，承襲了大公教會的傳統。
然而，改教者在聖徒聖傳方面持保留態度。他們既不願承認天主教對聖徒聖傳的排他獨占，也不願意分裂教會，形成另外體系的聖徒聖傳。這一困難，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福音派教會。其直接結果就是，教派林立，莫衷一是；教義龐雜，甚至彼此矛盾，局面較為混亂。
在筆者看來，天主教並不能壟斷聖徒聖傳。根據《馬太福音》16：13-19，及符類福音書（Synoptic Gospels，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相關記載，耶穌稱彼得為磐石，未來的教會要建造在這磐石上面，並且把天國的鑰匙交給彼得……這些經文確實隱含聖傳正統的傳承。不過，這並不能成為天主教壟斷聖傳的依據！
從上下文來看，把“磐石”解釋為彼得對耶穌基督的認信，比直接解釋為彼得本人，更合理些。因為，在隨後的經文裡（《太》16：20-23），彼得顯然不明白彌賽亞的真正含義，他甚至被耶穌斥責為“撒但”。彼得怎麼可能上一分鐘是教會的磐石，而下一分鐘轉變為撒但的差役呢？顯然，那“認信耶穌是基督”的彼得，是教會的磐石；那“攔阻耶穌基督使命”的彼得，是撒但的差役。
由此可見，此處的彼得代表一種類型，凡是和彼得一樣“認信耶穌是基督”的個人或群體，都可以成為聖傳載體。而那些和彼得一樣“攔阻耶穌基督使命”的，都有可能成為撒但的差役。
總而言之，在認信基本教義的前提下，聖傳並不專屬於特定的個人或群體。五旬節聖靈降臨，是以火焰的形態，分開落在各人的頭上。火焰的特點，是可以燎原。而且，那從原初的火種分出來的火焰，與原先的火種同質無二。聖靈也是如此。因此，耶穌應許，地上只要有兩、三個人同心合意，奉耶穌的名禱告，主就會在他們中間（參《太》18：19-20）。按照這個模式，聖傳可以如火種四散，且這些火種同出同源。
意義
重提聖傳觀念，對於今天的中國教會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意義。
×意義一
第一，教義聖傳可以幫助當代教會傳承大公教會的信仰，從而維護信仰內容的正統，確保中國教會建立在穩固的使徒根基之上。
不是所有的教會代表會議，都可以稱為大公會議。大公會議一般是指1054年東西方教會分裂之前，具有普世意義的教會代表會議，尤其是那些確立普世核心教義的大公會議，及其形成的信經文本。
最典型的大公教會教義聖傳，通常指初代教會的4大信經——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迦克頓信經和亞他那修信經。這4大信經奠定了大公教會在上帝論、基督論、聖靈論、三一神論、教會論等方面的聖傳核心。
×意義二
第二，福音派教會在普世範圍內，已經逐漸形成自身特有的聖傳。比較典型的福音派大公信仰，在洛桑信約及後續文本中，得到相對完整的表述。
1966年，葛培理佈道團(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及《今日基督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 magazine)，贊助及組織，在德國柏林舉行了全球性福音議會 （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
1974年7月, 第一次洛桑會議在瑞士舉行，主題為“讓全地都聽到祂的聲音！”150國家、2700個代表與會。《時代周刊》 (Time Magazine) 稱之為“一個強大的論壇！可能是迄今最為盛大的基督徒會議”。該會議委托福音派學者斯托德(John Stott)，起草《洛桑信約》(Lausanne Covenant), 系統而完整地表述了福音派的共同信仰，成為普世福音派教會彼此聯合的教義基礎。
1989年7月，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了第二次洛桑會議。來自170國家的3000名代表參與。其《馬尼拉宣言》清晰地表達福音派教會，對社會服務及社會公義的基本態度。
2010年10月，第三次洛桑會議，於南非開普敦召開。出席者為198個國家的4000名代表。會議通過《開普敦承諾》，重點表述了福音派教會對於靈恩的立場。
可惜，中國家庭教會的代表，沒能參加第二及第三次洛桑會議。洛桑組織者為此專門於2013年6月，在韓國首爾舉行了“亞洲教會領導力論壇”。海內外近300名代表參與，其中約1/3為大陸家庭教會的代表。大多數與會者簽署了《開普敦承諾》，標誌著中國家庭教會對當代福音派大公信仰的接納與傳承。
×意義三
第三， 福音派教會雖然不會硬傳承天主教的聖徒聖傳，但仍可借鑒天主教的模式，在現有傳統內部 形成相對的聖徒聖傳。
其實，當代天主教的聖徒聖傳，也已經從初期的普世性聖徒聖傳，演變為宗派性的聖徒聖傳。宗派性或局域性聖傳的產生，是福音廣傳、教會進入多種語言、文化、族群的必然結果——聖傳本來就注重實踐、應用，教會在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千差萬別，按照輔助性決策原則（Subsidiarity），應當由當事人決定與他們切實相關的事務。聖徒聖傳從原來單一結構，逐漸演化為複合結構。
只要秉承使徒時代及初代教父時期的教義聖傳，如火種般四散的聖徒聖傳當不會滋生異端。這是改教者的思路。宗教改革以後的教會歷史，也印證了這一點。
因此，中國教會在持守聖經教導，接受初代教會及教父時代教義聖傳的基礎上，可以仿效今天的天主教會，招聚各地區同工代表，回應外部環境的挑戰，整合內部的信仰分歧，求同存異，形成自己的聖傳系統。
×意義四
第四，“三自”教會作為一個可能的聖傳體系，本身帶有兩個先天的缺欠。
其一，“三自”不具普遍代表性。中國教會目前的主要信眾來自家庭教會，而大多數的家庭教會不承認，甚至拒絕被“三自”代表。“三自”代表性的偏狹，使之無法成為中國教會的聖傳正統。
其二，“三自”受政府限制太多，不具有獨立自為的主體資格。這導致他們無法簽署《洛桑信約》、與普世福音派正統信仰的疏離、無法順暢回溯到普世大公信仰……這些自身局囿，都是“三自”在目前無法超越的。
上述兩個致命缺憾，使得“三自”未夠資格成為中國教會聖傳正統的主體。
×意義五
第五，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教會目前尚未形成聖傳正統。因為，至今還沒有一個公會式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聖徒群體，為整個中國教會思考、決斷，整合內部信仰，回應外部挑戰。
迄今為止，可能演化為聖傳體系的群體，大致有三類：
一是原先農村家庭教會的五大團隊。其領袖聚在一起禱告、議事，形成的決議可以代表為數眾多的中國農村信眾。趙天恩牧師生前做過這方面的努力，力求以《家庭教會信仰告白》整合農村家庭教會。五大團隊目前面臨城鎮化、民工潮等方面的挑戰。他們回應時代變遷的經驗，將成為中國教會信仰傳承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二是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的牧者。他們有時聚在一起聯禱。在瞬息萬變的中國，這些城市牧者在把握時代脈搏、回應現實挑戰方面，身居一線，具有相當的代表意義。
其三是海外牧者聯合國內牧者，組成國際性的牧者群體。比如過去4年在香港舉辦的教會同工培訓會，有華人牧者團契牽頭，有來自農村和城市的眾多家庭教會。這個群體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都具有較為廣泛的代表性。華人牧者團契超越國界、超越城鄉差別，再加上培訓內容專注當代本土教會的實踐，這些特點使其迅速崛起，成為中國教會聖徒聖傳最具潛力的代表群體。
結語
總而言之，聖傳這一觀念，如果運用得當，對於今天中國教會傳承大公教義、整合內部信仰、回應外部挑戰，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來自江蘇，西敏神學院畢業，目前在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教授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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