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與庚子教難

本文原刊於《舉目》74期。

文/羅恩普

BH74-40-7259-圖1-7259s2930806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在中南神學院工作。這所神學院,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後新建的,是以前的武昌基督教青年會的地址。不要瞧不起這所規模只有幼稚園大的神學院,它可是是中南6省(區)唯一的一家神學院。

1994年夏天,退休的英國老牧師、漢學家兼歷史學家柯喜樂博士(Norman Howard Cliff, 1925-2007)到中國遊歷,按中國人的說法叫“尋親訪友”。

這一天,我從神學院的操場經過,汪振仁院長看見我,就招呼我介紹:這位是柯喜樂牧師,剛退休。他的父母以前在中國傳教。他的父親是我的父親的神學院老師。

他又向柯喜樂牧師介紹,這位羅恩普弟兄,他的祖上也是傳道人。

見到柯喜樂這樣的傳道人,我向來有一種敬意,我知道他們純粹是受信仰的驅使到中國來的。我說,是的,我的祖父在100多年前的庚子之亂期間,救助過一群落難的英國傳教士。

誰知我這一簡單的介紹,竟引起了柯喜樂牧師的極大興趣。他立即掏出隨身攜帶的筆記本,記錄下我的介紹、時間、地點、人物……

柯喜樂牧師一回英國,立即給我寄來他本人收藏多年的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中譯《神蹟千里》)。這本書出版於1920年,而且是第12版了。書上介紹,該書已有瑞典語譯本、德語譯本、阿拉伯譯本……

天啦!這本記敘中國最大“教難”的書,已經問世將近100年,竟沒有中文譯本,豈非怪事!

根據扉頁上柯喜樂牧師的指示,我翻開書的第350-361頁,果然看見了對我祖父的文字記錄。迫不及待地,我用學來的一點英語,花了幾個通宵,將其譯成中文,然後冠以標題《神蹟千里——應山篇》。教會的老兄弟姊妹傳閱後,有人感動得熱淚盈眶。

難得的避難所

柯喜樂牧師對中國基督教的歷史非常精通。自從我們認識之後,他堅持不懈地幫我尋找我祖父100年前救助過的外國宣教士的後裔。。

1998年4月,我收到一封來自英國的信,裡面有照片的拷貝件,有英文的信件,及其漢語翻譯——

尊敬的羅恩普:

我非常榮幸地收到救助過我祖父A. E. Glover牧師的人的孫子的來信。你的祖父在1900年夏天,以無限的愛心,幫助、照顧我的祖父和他的一家,完成從潞安逃難到漢口的最後行程。我的祖父于1954年逝世,享年95歲……

我是1933年出生,我的弟弟1938年出生,我的妹妹Faith 則是出生在1941年……她計畫2000年去中國,探訪潞安至漢口的一些地方,當然還有上海,我的祖母就是埋葬在那兒……

再一次感謝你,我妹妹希望在2000年到中國去拜訪你,親自帶去我們家人的感謝……           

寫信者Murray Glover,是《神蹟千里》的作者A. E. Glover牧師的孫子。

100年前,他的祖父在山西潞安,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長治一帶傳福音。

庚子年間,義和團運動驟起。為逃避追殺,Glover 一家與其他幾位英國宣教士,從山西的潞安,經過河南,逃難到湖北的漢口(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對待基督教和傳教士比較開明),歷時60多天,歷盡千辛萬苦。

當這些長途跋涉、傷病纏身、奄奄一息的逃難者,路過我的老家——湖北應山時,我的祖父,這位上個世紀的鄉間傳道人,遵循聖經的教導,親切地接待這些落難的主內兄弟姊妹。

他全力投入救助與扶持,將最好的飲食,如牛奶、雞蛋、雞等等,盡力供應他們,並騰出自己的住房,供他們養病。這對於歷盡艱難、逃避追殺的宣教士及其家眷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使他們在漫漫逃亡路上,有了難得的避難所。

冒險百里相送

在滯留應山的幾天裡,還是有一位Cooper夫人,因生命衰竭而去世。大家懷著敬意與悲哀,裝殮了殉教的姊妹。

3天後,先祖執意冒著風險,親自護送這些落難的宣教士,帶著兩具裝有殉教士的棺材,他們克服無數艱難險阻,從應山經100多公里,抵達漢口。

1999年,我收到柯喜樂牧師從英國給我寄來的書——《楊格非傳》(Griffith John, 1831 – 1912),這是1998年的最新版本。書裡有一段關於我的祖父的記載(第125-126頁),譯成中文如下:

……一行人到了應山,打聽到基督徒羅……不久,他帶著一位叫劉三的信徒,前來歡迎這位來自英格蘭的公理會主教。

羅和他的朋友提議,到50哩外的劉村去探訪。在那裡,楊格非主持了新教徒的洗禮。往應山的途中,對他們又進一步地勸勉。禮拜天,楊格非和施伯恒為羅的父母施洗、佈道,並贈閱小冊子。禮拜結束時,我們祈求,將應山交托在主的名下。

楊格非也感到與羅家(包括丈夫、妻子、兒子和吃素的姨媽)親近了許多。真正去愛一個中國人並不容易,但憑心說,我愛羅先生及其父母和姨媽。

追沿逃難足蹟

2000年夏天,是值得紀念的。100年前的這個時候,在中國的許多傳教士,被義和團殺害,成為慘烈的教難。

為緬懷殉教的傳教士,我和女兒羅妮一起前往山西——庚子教難的重災區。我們與Glover牧師的孫女Faith約定,從山西的潞安,也就是今天的長治,經過河南前往漢口,重走先輩受苦之路。與我們一同前往的,還有好友,臺灣中原大學教授、著名的基督教歷史學家魏外揚先生。

在潞安,我們和當地教會的兄弟姊妹進行了親切的交流,憑弔了當年宣教士服事的工場,緬懷了他們在中國傳福音的勞苦。然後,沿著他們逃難的足跡,一站一站地追尋、體味,竭力想像先輩追隨我主耶穌基督背負十字架的壯舉。

為了籌辦這次苦難之旅,我事先給我在美國的外甥女寫信,請她給予經濟上的援助。

我說,我將要接待祖父救助過的英國傳教士的後裔。你知道,舅舅是個窮光蛋,從來沒有什麼積蓄。但是他們到中國來,我要盡到地主之誼,所有的旅費、招待費,都應該由我來支付,而且要讓他們旅途滿意、居住滿意。

我之所以敢於向我的外甥女開口,因為她是我一手送到美國去的。我的這一點要求,在她也是毫不費力的。她說,需要多少?我說,估計3萬人民幣。她答應了,還問我夠不夠。經費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到達漢口後,Faith住在我家。她和我們在一起的一個星期,是充滿溫馨、感恩的。出於對我的先輩的敬意,Faith對我們家人特別有感情。這種感情是極自然的流露,是100年的記憶。

BH74-40-7259-圖2-Rev A E Glover's wedding to Flora Kelly, 1894

對於Faith,我的感情就複雜得多。她的祖父,在100年前抱著良好的願望到中國來,受盡苦難與屈辱,之後幾竟家破人亡。

對此,我有一種民族的負罪感,我為我的民族感到羞愧。

100年後的今天,我作為東道主,接待當年落難的傳教士的後人,我一定要讓他們感到親切、溫暖,讓他們感到中國人的善良。

枕頭里的鈔票

Faith從英國給我帶來了剛出版的《神蹟千里》中文版,顯然,這是為了紀念庚子事變100週年。該書譯者張玫珊,是位治學嚴謹的學者,我以前見過她的文章,有文采!

在她翻譯的《神蹟千里》中文版的附記裡,她這樣寫道:  

“根據手頭僅有的英文節略本譯就初稿後,一次見到正路過香港的林治平先生。談起此書時,他說前不久才在武漢巧遇一位羅恩普先生,是書中那位湖北應山‘羅先生’的孫子。我為了進一步瞭解當時的情況,就開始與羅恩普先生通信。恩普先生不僅傾其所知地相告,另外還介紹我認識現住英國的Dr. Norman Cliff——也是很關注這一段中國歷史的一位朋友。

“Dr. Norman Cliff本身即古道熱腸,更令其妹將她珍藏的一本1945年版的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以航空速寄來港,使我能夠參考足本,將譯稿作了一番核實訂正,並得以選用原書中的一些珍貴照片。特別在此感謝他們的協助。”

Faith最喜歡和我的女兒羅妮一起說悄悄話。隔著房門,不時傳來她們的朗朗笑聲。快60歲的Faith,笑起來像個孩子。她將兒子、女兒的照片贈送給羅妮,講她的小女兒的故事。羅妮聽得津津有味。

羅妮也將她小時候的故事講給Faith聽——爺爺的遭遇,爸爸、媽媽的遭遇,她和同學的故事等等。Faith也是饒有興趣地聽著。

Faith在我們家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星期。在她動身離開的前一天傍晚,我拿出一個信封,那裡面有2000元人民幣。我小心翼翼地對Faith說,你是客人,我是主人,你在我這兒,要聽從我的,對不對?Faith點點頭。

我繼續說:明天你就要離開我這兒了。之後你會在中國大陸待幾天。這一點零錢你帶著,方便一點。免得去銀行兌換鈔票,挺麻煩的。Faith聽懂了我的話,連連搖頭,堅決不肯接受。

第二天,我們帶著Faith到旅遊船碼頭。Faith和我們一一吻別。Faith對我的妻子、女兒親了又親,那是對親人、家人才有的依依惜別之情……我悄悄地揩去湧出的淚水。

一個禮拜後,女兒清理Faith用過的物品,發現枕套裡有一塊像筆記本的硬物,掏出來一看,是一摞錢——3000元人民幣。是Faith留下來的!

不腳踏兩條船

2000年9月,我們接待了Richard 和Meili Hawthorne夫婦。Meile的祖父Thomas Gillison是漢口協和醫院的創始人兼第一任院長。

1900年的庚子教難期間,大批逃避義和團追殺的傳教士,由北方往南方逃到漢口。這些傷病纏身的逃難者到達漢口後,第一個接待他們、給他們診治的,就是Dr. Gillison。

Faith的祖母Flora Glover就是逃難人群中的一員,逃到漢口後已是奄奄一息。Dr. Gillison對她實施了搶救。她在醫院裡早產下一個嬰兒,取名為Faith。10天后,不幸夭折。後來她的孫女Faith,繼承了那個不幸夭折的姑媽的名字。

Meili的祖父Dr. Gillison,在將近100年前,寫過一本《楊格非博士傳略》。楊格非牧師,是19世紀中期第一個來到華中地區的英國倫敦會宣教士,號稱“華中使徒”,一生獻給了中國的福音事業。

Dr. Gillison著的《楊格非博士傳略》裡,有一段也談到我的祖父,茲抄錄如下:

“……又在孝感之北的應山縣,有姓羅名朝龍者,向來熱心佛教,事親盡孝,時常勸人行善。應山縣的人士無不欽仰,視為聖人。

“一次有事來漢,從夾街禮拜堂門前路過,看見施牧師等宣講福音就進去靜聽。因其向來追求真理,一聽福音,頗願接受,心中越是揣摩,越覺得這是天道。不過他的難處是吃齋,不但自己如此,他的慈母亦然。但是牧師等對他說,腳踏兩條船,終必失敗,於是決意將自己完全交托耶穌,實行開齋奉教,本著向來信佛的熱心,在應山縣傳揚福音。受其勸導而信主者不少。

“羅君愛人深切,時常步行遠路,拯救吞煙的同胞,即或在半夜相請,也不推辭,共計被救者不下數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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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和Meili聯繫上以後,收到她好幾封熱情洋溢的信。她說,到中國好多次,每次都要到漢口的協和醫院去瞻仰一番,那是她的祖上遺留下來的心血和傑作。醫院裡面有好多退休了的老教授、老醫生,是她的父親和姑媽的學生。

Meili對這塊凝聚著她的先輩的愛心和智慧的土地,有著刻骨銘心的感情。每年聖誕節,她都要寄來滿篇的祝福,寄託遙遠的思念與祈禱。

像柯喜樂牧師一樣,Meili夫婦每年有一半時間在世界各地奔走。哪裡有戰爭,哪裡有苦難,他們就到哪裡去,例如中東、波西米亞。像他們的父輩一樣,他們把愛心和捐助,獻給需要的地方。

當年,有人說傳教士代表著帝國主義侵略,他們沒有理會。現在,有人說他們是救世主,他們也沒有理會。他們只知道,這樣做是榮耀主的。他們覺得這樣生活很快樂(雖然很累)。

Meili有60多歲了,但仍在努力自學漢語。她的漢語雖然結結巴巴、不熟練,她依然為此自豪。

善惡前的選擇

2000年10月,我們又一次接待了遠道而來的親愛的柯喜樂牧師。我明顯地感覺到,他老人家有些憔悴和蒼老了。我妻子竭盡全力調理柯喜樂牧師的飲食,並帶他到超市買了旅行袋,換下他的斷了背帶的旅行箱,給他買了衣服、褲子。老人高興得像個孩子。

經過近一個禮拜的休整,老人家強壯多了。在他離開之前,我給了老人家一個信封,裡面裝有2000元人民幣,我說路上方便一點,不要客氣。老人家推辭不掉,心存感激地收下了。我和妻子都很高興。

想想這兩年接待了許多珍貴的客人,他們都是遠在地球另一面的英國人,都是傳教士的後代,都眷念中國和這塊土地上生息繁衍的人。因為,他們的先輩在這塊土地上奮鬥過,耕耘過,和這兒的人們一起生活過,更付出過鮮血和生命。

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從地球那邊,趕到地球這邊,為的就是愛——他們和父輩一樣,有使命感,有責任心。他們肩負著上帝的託付。上帝要他們愛中國,上帝要他們愛中國人。

記得有一次,我問柯喜樂牧師,你為什麼不帶你的兒子來中國走走?他黯然地說,他們不喜歡中國。我亦黯然神傷。是啊,他們憑什麼喜歡中國?是中國曾經展開雙臂歡迎他們的祖先,還是中國有什麼特別美好的事吸引他們?除了猜忌、謾罵、污蔑,甚至仇恨之外,並無其他。

我的祖父沒有辜負他所處的時代。他老人家在庚子教難中“行公義、好憐憫”的義舉和擔當,恰是他作為一個善良的中國人,在是非、善惡面前的選擇,是與哀哭的人同哭的基督徒的本分,是對苦難中的肢體的愛,也是對背十字架的耶穌的效法,以及對主耶穌的教導的踐行。他使人想起使徒保羅的名言: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後》4:7-8)

作者現居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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