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鍾興政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06.27

基督徒需要瞭解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簡稱CQ）嗎？基督徒領袖應該從文化智商的角度，思考如何調整傳福音的策略嗎？

 

CQ是什麼？

文化智商近年來受到各界的重視。文化智商是什麼？根據維基百科：

“文化智商可以被定義為一種跨文化的理解和有效的工作能力……這個詞最早源自Soon Ang與Linn Van Dyne兩位教授的研究。”（註1）

台灣近年來對文化智商也有諸多討論。

網路作家張苡絃，用文化智商檢討了台灣深層的種族與文化歧視問題。她提出了文化智商的定義是“測量一個人在不同國家、不同民俗與不同組織文化中，能否有效運作的能力”（註2）、“文化智商是能夠跨越界限，在不同文化中茁壯發展的能力。”（註3）（註4）

為何很重要？

除了IQ、EQ之外，CQ亦被視為全球化時代的必要能力。文化智商強調對於不同文化的“理解力”與“適應力”。文化智商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大衛．湯瑪斯（David C. Thomas）在他的《CQ文化智商》著作中說，具有高文化智商的人，會有以下的表現（註5）：

1. 知道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文化所表現的差異。

2. 可以從個人經驗、閱讀心得中，舉出文化差異的案例。

3. 喜歡和來自不同文化的人交談。

4. 有能力精確地瞭解來自他文化的人的感受。

5. 能夠試著從異文化者的觀點來看事情，藉此瞭解對方。

6. 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以適應不同的文化情境和人。

7. 可以接受延遲，不會因此生氣。

8. 在和異文化的人互動時，很清楚自己運用了哪些文化知識。

9. 可以想到很多文化對自己及異文化者的行為所造成的影響。

10. 在不同文化的情境中，或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相處時，很清楚自己需要謀定而動。

 

兩者的比較

本文伊始，我問：“基督徒領袖可以從文化智商的角度，思考如何調整傳福音的策略嗎？”筆者所說的基督徒領袖是指誰呢？

歐格理牧師（Greg Ogden）在《合神心意的領袖》一書中說，基督徒領袖的定義是：“具有基督樣式影響力的人。”所以，我們說的基督徒領袖，就不只是指教會的長老或牧師，而是包括了所有“具有基督樣式影響力的人”。

如果拿大衛．湯瑪斯列舉的10項高CQ特質，和基督的樣式比較，我們會發現，其實這些特質，都是21世紀的基督徒領袖應有的基督樣式。

讓我們從《腓立比書》出發，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

《腓立比書》2：1-8論到基督耶穌，是這麼說的：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聖靈有什麼交通，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總結一下，《腓立比書》2：1-8裡像基督的特質有：慈悲憐憫、安慰勸勉、喜樂、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看重別人，謙卑虛己、顧別人的事等等。就此和大衛．湯瑪斯的特質比較一下：

 

奇妙相似性

大衛．湯瑪斯10項高CQ特質	具有基督樣式影響力的人的特質（《腓》2：1-8）
知道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文化所表現的差異。	注意到教會會友和教會以外的族群的差異（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可以從個人經驗、閱讀心得中，舉出文化差異的案例。	可以清楚敘說教會會友的世界觀和福音對象的世界觀的差別，並且可以舉出實例（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喜歡和來自不同文化的人交談。	主動接觸福音對象，與之交流（基督裏勸勉、愛心安慰）。
有能力精確地瞭解來自他文化的人的感受。	和福音對象談話時，能明白對方的感受（聖靈交通、心中慈悲憐憫）。
能夠試著從異文化者的觀點來看事情，藉此瞭解對方。	和福音對象談話時，如果有不同觀點，能從對方角度來理解（存心謙卑)。
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以適應不同的文化情境和人。	若和福音對象溝通有困難，會改變自己，例如，學習其他語言（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可以接受延遲，不會因此生氣。	面對延遲可以處之泰然，例如福音對象不守時等（自己卑微、存心順服）。
在和異文化的人互動時，很清楚自己運用了哪些文化知識。	傳福音時，清楚知道哪些是基督福音的核心真理，哪些是文化方面的交流（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即“在真理上描述清晰並清楚界限，在文化差異上彼此接納”。編注）
可以想到很多文化對自己以及異文化者的行為造成的影響。	能敏銳察覺自己和福音對象的內心感受，不停留在表面禮儀或客氣的層面（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在不同文化的情境中，或與不同文化的人相處時，很清楚自己需要謀定而動。	面對福音對象，有具體的主動的行動，像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世界一樣（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

 

看了以上的對比，我能肯定地這樣說：

具有基督樣式影響力的人，必定擁有較高的文化智商。而“基督徒領袖若是可以從文化智商中學習看到自己的優點和缺點，進而調整傳福音策略，這對21世紀的福音工作和上帝國的拓展，應該是一項重要的助力。

 

註：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ltural_intelligence 2015/6/17

2. 參 P. Christopher Earley, Soon Ang (Author), Cultural Intelligence: Individual Interactions Across Cultures, (Stanford Business Books, 2003).

3. 參《全球化新時代，需要「文化智商」》，狄雨霏對朱莉婭·米德爾頓(Julia Middleton)的採訪稿。2014年7月14日。http://cn.nytimes.com/culture/20140714/c14middletonqa/zh-hant/。

4. 編者在發稿前，曾與張苡絃聯絡，確認以下報導中所謂“收集許多學者的說法”，是分別引用自上述註2與註3的來源。《「聽過CQ文化智商嗎？」張苡絃：國際觀還有更重要的》，ETtoday東森新聞雲，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422/496487.htm#ixzz4CRbwYlnQ。

5. 《CQ文化智商：全球化的人生、跨文化的職場──在地球村生活與工作的關鍵能力》 ，大衛．湯瑪斯（David C. Thomas）、克爾．印可森（Kerr Inkson）著，吳書榆譯

 

作者現任美國麻州羅威爾華人聖經教會華語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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