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教會弟兄告訴大家：“我從小熱愛中國文學中的詩詞歌賦。不過，帶我信主的教授——他是畢業自普林斯頓大學的，對我說，他成為基督徒以後，就再也不碰世俗的文學作品了，只讀與聖經相關的書。這讓我陷入了困惑：基督教和知識以及文學藝術的正確關係，究竟應當如何？”

       這些例子，其實在提醒我們：必須謹慎面對我們的心智生活（life of the mind），要有屬靈的分辨能力。

何為反智主義

       “服事神不需要滿腦的知識，只要經驗就夠了。不用想太多，好好去感覺、領受。”“朋友邀請我一起去神學院修課，但是教會的長老對我說，神學會使人驕傲、自我膨脹。”

       這樣的例子，道出教會界給真理打折扣、忽視心智生活的態度。而其立論基礎是：人應該聽從心，而非頭腦。心智被歸為邪惡的一方，跟隨它的就必走偏。許多華人基督徒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對於心智的發展，抱持著懷疑，甚至敵視的態度。

        這是不容忽視的反智主義趨勢。而究竟什麼是反智主義呢？華府“三一論壇Trinity Forum”資深院士葛尼斯（Os Guinness），將之定義為“傾向將真理打折扣、輕看心智生活的態度”（註１）。

        反智主義不一定等同於“愚昧”。歷史學家霍夫斯達特（Richard Hofstadter）認為，反智主義是“以厭惡和懷疑的態度，看待心智生活及其公認的代表人物；並且傾向於持續貶抑心智生活的價值”（註２）。

       也就是說，反智主義真正反對的，並非是人的智能本身——智慧只要是用在務實的層面，就可接受。他們真正反對的，是人針對觀念進行反思。他們認為，這是欠缺立即功效、浪費時間的。

       這種理論，使我們的教會過分強調行動，過於務實和功利主義，因而難以進行更廣或更深刻的思考。

       著名的黎巴嫩外交官、基督教學者查爾斯．馬利克（Charles Malik），1980年秋天在美國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的葛理翰中心（Billy Graham Center）開幕時致詞，告訴聽眾，我們傳福音其實有兩項工作：“拯救靈魂和拯救心智”。他嚴肅地警告：教會在第二項工作上，正退後到危險的地步。

       他說：我必須很直率地說，美國基督教福音派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反智主義……那些急著從大學畢業，好開始賺錢，或去教會事奉，或去傳福音的人，都未能體認 到，能夠花數年的時間，悠遊自在地與過去偉大的心智和靈魂對話，去催化、磨練、拓展思考的能力，是多麼珍貴……我們徹底退出創意思考的競技場，將之拱手讓 給仇敵……為了更有效地見證耶穌基督，也為了自身，福音派……實在沒有權利繼續遊走於及格邊緣（註3）。

        馬利克的一席話正描述出我們知識困境的本質。

起源是什麼？

        反智主義的起源是什麼？基督徒的愚化又是從何而起？

        那種強烈質疑理智的傳統，可以回溯至17世紀末的虔誠主義。當時盛行的的虔誠主義，從正面的影響來說，是堅守聖經，反對冷漠的形式主義和儀式化的傳統，強調 真實的個人經驗，鼓勵信徒活出祭司的身分，也促使人更熱切地尋求上帝。虔誠主義者要的，不是只講求頭腦的宗教，而是心靈的宗教。沒有虔誠主義運動的基礎， 就沒有現代的宣教運動或大覺醒運動。

        然而強調個人也導致了負面的影響，傳統和教會領袖建立起來的權威，因此轉移至信徒個人身上（註4），產生了主觀主義及情感主義，為反智主義的推廣提供了藉口。個人當下的對神的經歷，既被賦予了最重要的地位，歷史和傳統就見棄了。

        另一個助長教會界反智主義盛行的推手，崛起於19、20世紀之間。那是教會如履薄冰的時代，聖經及其超自然性受到抨擊，甚至聖靈在信徒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質疑。廣義福音派中的幾個群體，奮而起來捍衛“聖經是神的話語”，以及聖靈工作的無誤性。

       可見，聖潔運動、基要主義和五旬節運動，其實原本扎根在健全的神學基礎上，只是後來在心智生命的處理上走岔了路，不是尋求平衡的心智生命的發展，而是採用了 完全的取代法──信靠聖經，取代了受教於世界的開放心胸；超自然主義，取代了自然界；聖靈的工作，取代了心智的運作……這些極端思想為後來的反智主義留下 了禍根，而主的教會看似就要被此浪潮吞噬了。

        對此，歷史學家彌敦．哈奇（Nathan Hatch）形容得貼切：“容我做個不尋常的比喻，福音派在基督徒學識的觀點上所受基要主義傳統的影響，就如同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的影響。兩者 均促使一個世代的人完全與學術的主脈斷交，以至於要重新（與學術界）接軌，成了……棘手的工作。” （註5）

        18世紀萌芽的復興主義， 在19世紀得以開花結果，持續塑造著福音派思想，且為普及的福音派觀點定下了基調。基督教的復興主義運動，強調要立即回應及接受福音。因其傳福音是以最廣 大的民眾為對象，所以帶著濃厚的平民主義色彩，講道力求簡單，以激起聽眾情感的回應，認為沒有必要持續思索，沒有必要效法他人（不論是當代還是過去的聖 徒），就足以對信仰產生洞察和瞭解。救恩屬乎個人，而呼召所求的是當下的回應（註6）。

       復興主義運動下的傳道人，常帶有反智的偏頗眼光。反學識的偏見，逐漸在平信徒和神職人員的觀念中根深蒂固。霍夫斯達特的經典名作《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指出了這樣一個現象：

        “這個觀念始於一個幾乎沒有爭議的命題，即宗教信仰主要不是靠邏輯或學識來傳播的。由此可衍生出一個論點，那就是：宣道的最佳人選……是那些沒有學問的無知之 士。再推論便可知，這種愚昧人所擁有的智慧和真理，必定優於那些學識與教養兼具的知識分子。這樣一來，就得到‘學識和教養其實不利於信仰傳播’的結論。” （註7）

四大巨擘的宣言

        19世紀福音派中，對信徒心智生活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的四大巨擘有：彼得．卡特賴特（Peter Cartwright， 1785-1872）、查理斯．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杜威．慕迪（Dwight L. Moody， 1837-1899），以及，比利．桑戴（Billy Sunday， 1862-1935）。

        卡特賴特大概是那個年代最著名的衛理公會巡迴佈道家，他自述從未上過任何神學院，卻為了福音遍傳而投入服事，並且 大有成效。他宣稱自己和朋友們“傳福音的果效、在服事上得到的認同，大過於……現代的神學博士……他們追尋的是大學校長的職位、教授的身分、總編輯的地 位，或是待遇豐厚的工作，並且試圖創建標新立異的機構，好掌握豐沃的收入來源……罔顧百萬貧窮、頻臨死亡的罪人湧入地獄之門，沒有神，沒有福音”（註 8）。

       芬尼和慕迪則曾說：“我的神學觀？！我還不曉得有這種東西呢！或許你可以告訴我，我的神學觀是什麼。”

        至於桑戴，他引以為豪的，就是他“對神學的認識，還不比一隻野兔對乒乓球的認識多”。而且，“假如我有一百萬美元，我會捐$999，999給教會，$1給教育” （註9）。

       這個時期對於現今反智主義的普及影響極深遠，“這個時期的特徵就是質疑受過教育的神職人員，過度強調結合大眾力量所能達成的目標，造成一般人和知識分子之間 不必要的對立。人們愈發不信任理性，愈發對熱烈而情感導向的宗教有興趣（從坎恩．瑞吉，Cane Ridge，在肯德基州引起的復興可見一斑），並對權威抱持反對的態度。這些現象，都和美國人宗教心智生命的轉變相關聯。”

        虔誠主義、基要主義和復興主義，均助長了主觀及反智的觀點。在宣教士的影響下，華人教會也同樣接受了這樣的觀念。

        這種反智的態度和文化，總是尋求聖經佐證，以顯得更加正當、合理化。然而這些“聖經佐證”，雖然眾多，實際上卻是被扭曲了原意。舉例有：《哥林多前》1：17-2：5保羅斥責那些依靠“屬世智慧”的驕傲態度，是因其忽視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單以人意來定義現實世界。

       《哥林多前》8：1中，使人“自高自大”的知識，絕非泛指一切的學識；《哥林多後》3：6 “字句叫人死”，指的是舊約的律法，而非所有的書籍﹗

       再舉一例，《使徒行傳》4：13中講到幾位使徒是“沒有學問的小民”，不是為了讚揚他們沒有學問、對心智生命漠不關心，而是要指出，宗教領袖責備他們缺乏專 門的訓練──宗教領袖們非常驚愕，因為這些既沒有讀過猶太拉比學校，又沒有正式宗教職分的人，卻在屬靈的事上有這般的說服力和洞見。

        同樣，《馬太福音》11：25也不是為愚昧、無學識背書，而是責備人因有知識而自傲。《約翰一書》2：27，也不可牽強地用來棄絕一切的教訓。這段經文意在指出，信徒不需要假先知看似具有啟發性、實為異端的教導”（註10）。

       又，《路加福音》10：21中，耶穌提到上帝“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的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耶穌這席話，為的是提醒眾人在各樣恩賜（包括智慧）的使用上要謙卑，實無否定智慧之意。

       我們若去留意地方教會（local church），便會發現他們常拿上述經文，支持虔誠主義的反智立場，抨擊知識智能的追求。這反應出，許多教會正在承受“無知的基督教”之苦。

       華人教會中不乏質疑現代學識的教導，也有人推廣以“情緒的反應”取代“理性的思考”。許多基督徒深信，他們內在的主觀經歷，應該凌駕在批判、思考與理性判斷 之上。聖靈既是生命與真理的源頭，那麼操練思考、閱讀及學識，便不甚重要。有人依此思維，甚至逕自刪除了“盡意”愛神的命令。

       愛若少了心智或意志的層面是不夠的。基督教界實在急需發展智慧與學識，用以敬拜神、服事世界。因為縝密的思辨，是整全認識福音不可或缺的。思考，是上帝賜給人，讓人 認識祂的一種方法，而認識神才會進而愛神、愛人。一切的思想，一切的學識，一切的教育和研究，實在都是為了使人能夠認識神、愛神以及愛人。

註：
1. Os Guinness, Fit Bodies, Fat Minds: Why Evangelicals Don’t Think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1994), 9.
2.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0), 7.
3. Charles Malik, “The Other Side of Evangelism”,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7, 1980, 40. For the original address, see The Two Tasks (Wheaton, Ill.: Billy Graham Center, 2000).
4. Justo L. Gonzalez,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5), 205-207.
5. Nathan O Hatch, “Evangelical College and the Challenge of Christian Thinking”, Reformed Journal (September, 1985), 12.
6. Mark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63.
7.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0), 48-49. (note, 8).
8. Peter Cartwright, Autobiography of Peter Cartwright: The Backwoods Preacher, Strickland, W. P. ed. (William Peter), 1809-1884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57), 408.
9. Ibid., 55.
10. Ibid., 55.

作者現為台灣聖光神學院院長，主授系統神學、教會歷史、靈修神學等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