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事工之文化使命淺議(顏新恩)2016.02.15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02.15.

文/顏新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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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教會,“文化使命”是一個頗有爭議的提法。加上大陸曾經熱極一時的“文化基督徒”之說,使得“文化”問題在華人教會中越發混淆,成為教會牧養和神學教育中不能迴避的問題。

本文(註1)主要借用這個詞,探討當下校園事工必須應對的“文化缺口”現實,也就是學生普遍不熟悉的中、英兩方面的人文經典、藝術,以及政治方面的無所適從。教會,尤其是校園事工的同工,有責任培養新一代基督徒的人文素養(註2)。

從寬泛的角度而言,這和“基督教與文化”的議題有一定關係,因為我們的思考終究脫不開神學傳統,也必須以神學觀照文化議題。因此,本文也將論及教會文化的建造(但不會處理神學基礎辨析,與相關經文的詳細討論,因非本文可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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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遇:校園事工之當下與未來

近年來的中國學生留學熱,可以用“狂潮”來形容。從全美頂尖大學到兩年制的社區大學,到處可見黃皮膚。而且,幾乎都來自中國大陸。這是一個空前絕後的現象——中國大學學齡人口,在2008年達到了歷史最高峰,且由於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將在很長時間內逐年遞減。即使政策放開可生第二胎,也很難同時再有這麼多學生。自然,留學潮也會衰退。

沒有計劃生育的日本、韓國以及港台的留學生,現已完全沒有了20-30年前的盛況。1998年的金融危機,也使得南洋諸國的留學生(很多是華裔)不復當年。

那麼,我們需要思考:中國留學潮,能“漲”多久?除去生源問題外,還要考慮中國的各種危機因素,比如經濟。美國的華人教會實在需要一次校園事工的大覺醒,才能應對這個局面!

  • 教會未來的中堅力量

图3-by Wokandapix-school-880033_1280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年代!留學潮的時機,剛好和中國大陸教會的興起相呼應。完全可以預見,這一批留學生中的基督徒,不久後將成為華人教會的中堅力量。台灣的校園團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在各教會、機構碰到來自台灣的同工中,很多人過去在學生時代參加過台灣的校園團契。

這不難理解,這些受過各方面良好教育的基督徒,很容易在社會和教會中脫穎而出。說他們將奠定華人教會一個時代的傳統,也不為過。

明天的人是由今天塑造的。我們希望下一代的牧者、宣教士,以及長老、執事,是怎麼樣的?甚至,教會是怎麼樣的?責任已經落到了今天從事校園事工者身上!

常有人感慨,上一批,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被迫出國的基督徒,雖然有些已經成為國際性的著名領袖,但神學根基之薄弱,足為借鑒。因此,面對留學潮,我們不能以“快速讓人決志”為主要目標。

儘管讓人願意信主已經很難,但我們仍要堅持不懈地帶領人委身教會、領受整全教導,作為事工的核心部分。

校園事工先天的優勢之一,是建立智性傳統(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這顯然是華人教會急需的,因為華人教會總體而言,比較反智(anti-intellectual)(“反智主義真正反對的,並非是人的智能,而是人針對觀念進行反思。” 參:周學信,《反智主義http://behold.oc.org/?p=3222。編註)。

這也是學生較難融入教會的原因之一。有些教會,即使不反智,也沒有足夠的學習氣氛。

我走訪過不少地方的教會和校園團契,很少聽見基督徒討論聖經時參考各種著作(都是講主觀感受為主,不離題發揮已算上佳)。信仰議題的討論也缺少神學意識(不是學識),對基督教經典更是罕有接觸。

在我看來,這是不正常的,尤其對於大學團契。

  • 需要“天啟”透視“專業”

薛華(Francis Schaeffer)被稱為“喚醒美國知識分子的宣教士”。在他思想的刺激下,美國本土的校園團契有了一個大轉向。除了世界各地,美國也有幾個地方每年定期舉辦神學營會(L’Abri conference),繼承、發揚其傳統。

筆者參加過一次L’Abri會議,那可能是我見過人數最多、最朝氣蓬勃的基督教學術營會。是我們可以參考的樣式。

神學學習對於基督徒學生、學者,有多重要?

牛津的兩位平信徒神學家侯士庭(James Houston)和路易士(C.S. Lewis)共同認為,如果基督徒缺乏神學基礎,就很難使本職工作基督化。因為缺乏“天啟”(revelation)的觀點去透視“專業”,使得信仰與工作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繫,僅有倫理要求。

我記得一位基督徒醫生說:我認為,作為基督徒醫務人員,和非基督徒的差別,不能只在於對病人態度比較好,還必須敬業——在專業上精益求精,才是榮耀上帝的。

我回答:誠然!不過,還可以更進一步——除了一般科學答案,更可以以上帝的道解釋你所發現的生理(或精神)現象。

現實中,基督徒的生命常常是碎片化的——信仰歸信仰,職業歸職業。缺少以聖道一以貫之。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校園事工更廣闊的未來。

近年來,中國教會開始集體性的、有意識的參與全球跨文化宣教。在我看來,上帝已經預備了“先遣部隊”,就是華人移民後代與留學生。他們掌握了一種以上外語,經過長時間在異國他鄉跨文化的適應,又有一技之長足以養生(這對宣教士極為重要),接觸到各種民族文化。

這些預備不會是徒然的。

校園團契的一個重要的工作,是培育神學意識。我的意思不是在幾年內積累多少神學知識,而是學習以神學的眼光看問題。套用法學家,也是聖經翻譯家吳經熊的話,“法學思維比熟悉法律條文重要”。

校園團契雖然不是以培養神學家為己任,但若能成為未來神學家的成長搖籃,豈非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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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盡之功:中美教育之缺失環節

中美教育可以用天差地別來形容,但有一個共同點:缺乏學生的人文素養培育。

從名校到職業技校、社區大學,這個問題都非常突出。在中國,應試教育扼殺了學生求知的熱情。在美國,則是過分注重實用性專業技能,使得學生難有“業餘”文化生活(尤其是本科以上)。

很多中國留學生感歎,自己在文化方面不倫不類:既沒有學好中文,也沒用學好英文。這當然不是指基本的語言能力,而是指文化認同感。

對於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而言,還有一個特別的問題:政治抉擇。

中國學生經過十幾年,甚至更長的政治教育,面對“沒有標準答案”的美式政治文化,不知所措者有之,追隨“前衛”而無所禁忌者有之,起哄者有之。當然也有覺醒者。

即使信主多年的學生、學者(包括已經工作多年的),對中國以及國際重大事件的冷漠或幼稚看法,令人吃驚。新一代留學生中彌漫著的濃烈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也叫人擔憂。

政治意識關係重大。如果我們期待新一代基督徒對世界負起更多的責任,對當下事件的反應合乎基督信仰的標準,那麼,建立相對健全的基督教政治觀,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美國社會“去基督教化”的狂潮下,就更需要為他們打下解讀現代政治文明的神學根基。

另一方面,被中國教科書灌輸了十幾年的學生,不管是否基督徒,顯然都需要“重修”中國當代史。

在文化方面,中國人對西方古典文化的熱情方興未艾,美國卻是另一番景象,反傳統之風無處不在。當然,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美國大學的古典文化氣息還是比中國大學多,可惜已不足把學生薰陶成有古典情懷的人。

教會應該有雄心,正本清源,重新奠立下一代的傳統文化基礎。誠然,教會不是學院,然而如著名教會史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所言,“但(教會)至少不遜於一個學派”(註3)。如果缺少崇高的榜樣,不瞭解經典,就不可能激發、孕育出偉大的基督徒知識分子。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也是校園事工中迫切的議題。我在不同的大學團契,分享“基督教與中國”,總是反響熱烈。隨著國內新儒家的造勢,國家孔子學院的輸出,作為華人基督徒,如何看待自己的傳統文化,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挑戰。

中國基督徒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C& C,我稱之為“新兩C”),認識上如果沒有提升,就很難在神學和靈性上有突破。

一如希伯來與希臘的“兩希文明”(H & H:Hebrew & Hellene ,註4)的融合過程,“新兩C”文明的融匯與成熟,亦需要既有正統信仰,又具有天才的頭腦,和第一流學術造詣的基督徒來完成。

如果上帝已經為中國教會預備這些人,那麼一定大多在學生、學者群體中。而今天的校園團契,大多缺少比較宏觀的文化視野。

 

回到根源(註5):經典誦讀與藝術賞析

我曾在多處呼籲,校園事工應當擔負重建基督教智性傳統(the tradition of intellectual)的任務。這是華人教會非常缺乏的部分。

可惜,很多人認為,我持這樣的觀點,是因為我參與的學生事工多是名校的,並不符合一般學校的要求,尤其不適用於社區大學的學生。這真是嚴重的誤解。

首先,名校學生並不見得就更重視基督教信仰的智性層面。一是學業繁重,非一般學校可比,還有來自世界各地好學生的各種競爭。二是教會和團契缺少相應的教導,更多強調了信仰對心靈的撫慰(當然這也是不可缺少的),而安于“個人化”的信仰生活。

其次,好成績的學生和一般成績的學生最大的區別,是意志力而不是智力。

若有人認為社區大學或普通大學的學生不需要理智上的引導與激勵,那是對他們的侮辱。許多學生,成績並非頂尖,是因為不專注課業,而非智力有問題。

不過他們很多人熱心課外活動,有時比考試優等的學生思維更開闊、更具彈性。普通學校相對輕鬆的課業,也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學習文化。

關於文化藝術問題,有兩部電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是《放牛班的春天》——一群“野孩子”在一個業餘音樂老師的薰陶下,改變了人生的態度。一是《死亡詩社》——一群保守、出類拔萃的基督教學院學生,在文學老師“及時行樂”(seize the day)的哲學面前,所持守的傳統土崩瓦解(……

音樂、詩詞既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敗壞人。我們如果不廣泛地運用“文化”,積極地引導新一代,就相對於任由別人以另一種文化俘獲他們。福音是離不開文化的。

尼布林(Richard Niebuhr)歸納的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1951)的五種關係,值得我們認真考慮。不過我更感興趣的,是當代宣教學的觀念:基督超越文化,但透過文化福臨萬族(Christ above and through culture)。

在感恩節期間,我在普度大學附近的書店買了一本書,《神學在美國:從清教徒時代到內戰時期的基督教思想(E. Brooks Holifield, Theology in America: Christian thought from the age of the puritans to the Civil war, Yale, 2003)。讀後茅塞頓開。图5-51qoAUxoPvL._SX331_BO1,204,203,200_

早期來美國的清教徒,在神學上繼承加爾文主義,同時吸收中世紀經院精神(也是改教家們吸收人文精神的傳統),堅持聖道與理性(Scripture&reason,註6)——這使人理解了,為什麼這批新移民會建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美國最具有古典文化的大學。

然而美國後來的幾次復興,和不斷分化的小宗派,再無那番景象。說美國福音派教會沒有守住基業,也不算過分。天主教的情況則大不相同。也許值得一提,早期的新英格蘭神學家們,最高的學歷都沒有超過本科。

幾個建議:作為具體事工的參考

  • 圖書館或書目

每個有條件的教會應該有個小型圖書館,至少有基督教歷代經典、幾套優秀的聖經註解以及靈修大師的著作。

這不僅讓有興趣的人閱讀,也能給教牧同工、主日學老師、查經帶領人,有基本的參考文獻可用。也許有人認為,網絡資源已不少,但幾乎很難找到比較有分量的工具書,和新出版的書,即使有電子版,也需要另外付費。

  • 相關活動

1. 首要的是讀書會

讀書會不僅成本低廉,又容易進行,而且也是最有效的培育方式。當然,這並不是強迫每個人參與,可以小組的方式聚集共同愛好者。

按筆者的經驗,選擇從最著名且流行甚廣的經典開始,例如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因為第10卷開始比較艱澀,可選讀1-9卷)、路德的《加拉太書注釋》(註7)與加爾文的《敬虔原理》(註8)。在美國,當然不能錯過被譽為本土“唯一思想家”的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1703-58)(註9)。

我這麼選擇,除了思想上的一脈相承,還有地理上的理由:分別是非洲、歐洲和美洲。而且,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和愛德華茲,都是習慣以拉丁文思考寫作。

經典誦讀的關鍵,在於思想的激發而不是量的問題。與此相應,閱讀最好不要貪多,每月一次,篇幅50-100頁之間,多數人可以接受。

讀完這些經典之後,可閱讀《返璞歸真》(C.S. Lewis, Mere Christianity),《前車可鑒》(Schaeffer, how should we then live)這類膾炙人口的作品,或是引起熱切關注的當代議題文章等等。

2. 其次是藝術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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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少學生學過樂器或聲樂,這是個契機,可以就音樂方面展開討論。

我們知道,大多數西方作曲家,都有很深的宗教情操,從現代音樂之父巴赫(J.S. Bach) 到現當代的布魯克納(Bruckner)、馬勒(Mahler)、拉赫瑪尼諾夫(Rachmaninoff, )以及其他俄羅斯作曲家、甚至伯恩斯坦,音樂劇大師A. L. Webber…

我曾經在伯克萊分校團契講解孟德爾頌(他才華與莫札特相似,精神方面則追隨巴赫),同學們的回饋遠超過我的預期。

我也曾經以柴可夫斯基音樂作為分析焦慮的個案。不少同學幾年後,仍然記憶深刻。

把握基督教節期和各種節期,可以開展密集的讀書會退修會,相應的音樂欣賞(可以加入講座與討論,聚餐更是不可缺少),電影賞析等。

如果不喜歡古典音樂,也可以選Jazz類的節日套曲(在我看來更難懂)。在美國還有很多便宜但質量很高的音樂會,作為小組活動,也是非常好的選擇。

當然,更少不了電影、畫展等其他藝術形式……

基督徒學生團契可以作為一個組織,在學校註冊(編註)。除了可以享用學校的一些基礎設施(有些學校甚至還有經費支持相關活動,例如文化講座、對話等),也是一個和各界對話的平臺。

記得宋尚節留學時,還在校園組織國際美食節(用餐收費),是一個既賺錢又推廣組織的大好時機。

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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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平常活動,各地學生工作大都有營會,可以適當增加學術性的講座,包括神學、文學、藝術、科學等,甚至可以舉行專門的小型營會,深入探討某一個主題、某一位思想家或某些經卷。

這些活動離不開必要的經費,實際上,地方教會如果願意支持,都是不大的支出。

我策劃過兩次學生營會,最後的金額缺口都少得驚人。一方面,組織者要有信心,另一方面,教會也可以有一些預算。

有人也許會說,今天除了職業神學家,誰還有真正的神學興趣?千言萬語總結一句話:因人而異。有人講座治失眠,有人講座是奮興會。最重要的是:校園同工,教會牧者自身需要穩固的根基。

結語

在今天,當學校不再能孕育有深厚文化情懷的人,教會要承擔“再教育”的責任,大學團契便是第一線。我們的使命,是建樹基督信仰意義上的文化人,無論在教會內部還是公共領域。

 

註:

1. 本文根據南加州校園事工退修會講稿大綱擴充。

2. Frank E. Gaebelein& D. Bruce Lockerbie, The Christian, the Arts, and Truth: Regaining the Vision of Greatness (Multnomah, 1985)。中譯《當代基督徒人文素養》(台北:校園)可作為入門指引。

3. 帕利坎(Pelikan),《基督教傳統》p41,翁紹軍譯,陳佐人審校,2002,漢語基督教文化,香港

4. 為了好記,不用一般Greek,而根據Ἕëëçí音譯。

5. 改教運動口號Ad Fontes,英文譯為(back)tothe fountains。複數形式原指聖經和教父。

6. 我更願意以Logos&logic來概括。

7. 為理解宗教改革思想必讀名作(中英譯本皆為節本),作為新教徒子孫不能錯過這本篇幅只是小冊子的歷史性巨著。

8. 即《基督教要義》(1536)第一版。必須讚一下斯坦福團契的同學,連續一年多選讀3卷本《基督教要義》。

9教會中最廣傳的是《宗教情感》。台灣、香港皆有節譯版。學界最推崇的是《論自由意志》(freedom of the will),中文僅有節譯本收入《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

編註:參《贏得這時代的學子——林恂牧師談校園事工》(蘇文哲)http://behold.oc.org/?p=3153

作者來自大陸,神學院在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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