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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史話(34):景教來華(呂沛淵)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40期
       從“以弗所會議”(431年)與“迦克墩會議”(451 年)之後,《迦克墩信經》成為主基督教會的正統信仰告白。在羅馬與西方教會,利歐主教的《大卷》是蓋棺論定的正統信仰;但是東方教會仍然處於暗潮洶湧的光 景。羅馬皇帝規定:帝國全境的各教會都必須遵守《迦克墩信經》。所以,被“大公教會”定為異端的“聶斯多留派”在羅馬帝國無法生存,於是領袖帶領信徒東 遷,在兩河流域的艾狄撒(Edessa)與“波斯帝國”,凝聚勢力形成中心。

聶斯多留派的發展

          主後433年“亞歷山大派”與“安提阿派”簽署“複和條款”,以結束東方教會在“以弗所會議”之後的分裂狀態。當時不少敍利亞的主教,不願定罪聶氏,就越過 羅馬帝國邊界,來到波斯。波斯當地已經有許多基督徒社區。聶氏教派的思想訓練基地,是鄰近帝國邊界的艾狄撒。著名的“艾狄撒神學院”,依照提阿多 (Theodore of Mopsuestia)(聶氏的老師)的神學路線辦學,頗具影響力。艾狄撒的主教衣巴斯(Ibas),全力支持此學院。

          當457年衣巴斯過世之後,繼任的主教是嚴守《迦克墩信經》者。艾狄撒神學院,失去了靠山,就遷至波斯的尼西比司(Nisibis)。後來,此神學院成為聶 斯多留派的大本營,訓練門生在“波斯帝國”大展宏圖。波斯諸王因政治目的(對抗康士坦丁堡的羅馬皇帝)支持聶派,波斯成為聶派的地盤。他們於498年召開 會議,正式切斷與大公教會的關係。雖然對方稱他們為“聶派”,他們稱自己為“在東方的教會”(Church in the East)或“亞述(迦勒底)教會”(Assyrian [or Chaldean] Church),因為崇拜語言使用亞述文。

          聶氏教派積極訓練差派宣教士向各地傳教。其宣教範圍廣泛,教區林立,涵蓋中亞全境(即中國所稱為“西域”之地)。其宣教士遠赴阿拉伯,印度,韃靼,中國等地傳 教。根據傳說,韃靼族的克烈部在11世紀時,有一位王歸信聶派,也承擔長老聖職,被稱為“約翰長老王”,引起西方教會的關注。印度的多馬派教會,據說是使 徒多馬進入印度宣教建立的教會,顯然他們後來依附了聶派,因為他們的傳統敬奉提阿多與聶氏,並且採用亞述教會崇拜方式。

         好景不長,後來回教興起,651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聶派在回教政府統治之下受到寬容,因為教主莫汗默德曾經受到聶派教士的幫助。聶派借著納重稅而獲許存在,受逼迫時期較 少,仍然持續興旺。聶派領袖,後來在回教政府中也扮演重要角色。聶派學者將希臘科學哲學文獻,傳遞至阿拉伯世界,促成伊斯蘭文化在中世紀的發展。

          後來“蒙古帝國”興起擴張,聶氏教派又被蒙古人統治,先是受到禮遇,不少蒙古人歸信;後來,蒙古統管波斯的西域宗王,在1295年歸信回教,除滅其他宗教, 聶氏教派一蹶不振,在14世紀末期幾乎被掃除淨盡。殘餘會眾逃難至庫德族山區與亞美尼亞,持續到現今。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土耳其阿拉伯人驅離家 鄉,流亡各地。“亞述教會”目前散居在伊拉克,伊朗,黎巴嫩,美國等地。其共同領袖“大主教長”現居於美國的芝加哥市。

聶斯多留派進入中國

          聶斯多留派的宣教士,在第七世紀進入中國傳教。在唐朝初期,西域諸國為“西突厥”與“東突厥”所掌控,所以在波斯的聶派,無法東來傳教。唐太宗貞觀四年 (630年),東突厥為太宗差遣的李靖將軍所平定,西突厥聞風而投降唐朝。從此,由中國通往西域之交通得以恢復。西域諸國都遣使來華進貢,尊唐太宗為“天 可汗”,與唐朝的關係日益密切。

           當絲路打通之後,聶派的宣教士得償素願,前來中國。來自波斯的聶派,在中國被稱為“大秦景教”。根據“大 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碑文所記:景教徒阿羅本(Alopen)於貞觀九年(635年)到長安傳教;唐太宗特派大臣房玄齡,以隆重國禮 迎接于長安西郊。這表示景教來華已有一段時間,阿羅本待時機成熟之後,才正式進入長安。

           聶派在中國取名為“景教”的原因,乃是“真常之 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景教碑文)。唐朝當時對外來宗教,都歡迎優待;對待景教,更是如此。朝廷禮遇阿羅本,唐高宗封其為“鎮國大法王”, 在各州建立景寺。景教在歷任皇帝的愛護之下,迅速發展,景教碑文記述“法流十道,寺滿百城”。其興盛狀況,招來佛教道教的嫉妒埋怨。

         後來,唐武宗在位時(會昌五年,845年),因聽信道士趙歸真之言,獲得宰相李德裕的贊同,基於政治與經濟的考量,下詔滅佛與其他外來宗教。景教受到牽連, 教堂被毀,教產充公,教士被迫還俗,這使得景教來華210年之後,元氣大傷,開始沒落。880年的黃巢之亂,屠殺許多信奉外來宗教的信徒,景教經此教難之 後,欲振乏力。此外,吐番國在唐朝末期興起,控制了通往中亞的絲路要道,阻斷景教傳教士的東來中國。傳教大業後繼無人,使得景教在華逐漸凋零。

景教在唐朝的傳教方法

          景教在唐朝的傳教方法,是以“結交權貴,參與政治活動”為方法,並以“醫療傳道與救濟服務”為媒介。景教教士入華,一開始就打入上層,結交權貴,例如與房玄 齡、高力士、魏征、尉遲恭、郭子儀等高官,建立良好關係,以利他們的傳教。他們也參與政治活動,以爭取好感。景教徒曾為武則天效力,奉命出使西域;也為郭 子儀大軍搜集情報;甚至為唐朝政府廣造奇器。

          波斯醫學發達,善醫眼疾與痢疾;景教教士廣行慈善救濟,以進入下層老百姓中。根據景教碑文所雲:“廣慈救眾苦……餒者來而飯之,寒者來而醫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景教以社會救濟服務,做為吸引民眾歸信之法,成效頗彰。

          如此“結交上層,普及下層”雙管齊下的宣教策略,為景教帶來表像的成功。好景不長,當唐朝覆亡之後,景教教士失去政治靠山,絲路又被阻斷,所以景教在中國中土幾乎消失,唯有在北方邊境民族中存留信奉者。

        景教在唐朝的傳播,從太宗到武宗,共經歷14朝皇帝,長達約210年之久,到底吸引了多少信徒入教,我們無從得知。然而,景教並未在中國生根長存,在中土民 眾心目中,景教仍是“胡教”(胡人所信的宗教)。從“景教碑文”與“敦煌石室中景教文獻”來看,所有被提及的教士之名,皆無漢人在內。可見景教教會,大致 是受國外差會在人力財力上的支援,中國籍的教會領袖寥寥無幾,洋教的名號與色彩十分濃厚。

景教的本色化策略

          景教在“教會組織,領袖培訓”上並未落實“本色化”,但是在“教堂佈置,教義經典”上卻謀求與“中國本位文化”結合。首先,教會名稱,不以救主或福音來命 名,乃採用典雅深宏的本色化名稱“景教”。優點是易於被中國人接受,但是卻遮蔽了“救恩唯獨性:主耶穌基督是罪人得救的唯一道路,唯一聖名”。

          聶氏教派的教堂,在傳統上沒有政治目的的擺設。但是在中國的景教教堂(大秦寺)將皇帝肖像畫在禮拜堂牆壁上;甚至在景寺中設立壇場,陳列皇帝五代祖宗遺像;還有皇帝提字的匾額。這些顯然是“教堂本色化”的結果,與佛寺道觀的外觀相似。

        景教的教義經典,也顯出其“中國處境本色化”的強烈傾向。從“景教碑文”與“敦煌石室景教文獻”的遣詞用句來看,與佛教道家用語幾乎一模一樣。例如“景教碑 文”所雲:“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上德”指“主教”)。對照景教文獻用詞:天尊(天父),妙身,應身,澄身(三位一體的稱 呼),分身(聖子降世),法王(聖人,先知),僧(教士,修士),僧伽(使徒),惡業(罪惡),修功德(祈禱,獻祭),果報(報應);顯示景教的教義是透 過佛道用詞來表達。

           造成景教經典如此譯法的原因,為了使用中國文化中流行的觀念用語,讓華人容易接受景教教義。大量的佛道用語,顯示景教 教士與和尚道士一同合作翻譯經典。撰寫“景教碑文”的教士景淨,曾翻譯許多景教經典。《真元釋教錄》記載:景淨與佛教的般若合作,翻譯佛經《六波羅密 經》。從景教文獻中的用詞(如“真寂,救度無邊,普度,世尊”等)來看,一般老百姓可能無法分辨,來自波斯的景教,與來自印度的佛教,真正差異何在。

         景教為了與中國的孝道傳統配合,為亡靈禱告。“景教碑文”記載:景教一位主教名為佶和,“瞻星問化,望日期尊……于興慶宮修功德”。這些證據顯示:原本有異 端傾向的聶氏教派,到了中國受了佛道思想渲染,神學信仰參雜變質,教規生活遂俗變化,甚至將皇帝畫像懸掛教堂之內,以供信徒崇拜。這也說明了為何在“景教 碑”上所刻的“十字架”,是與“蓮花”(佛教標誌)、“浮雲”(代表道教)連在一起。總而言之,景教的“本色化”運動,最終成了“變色化”的犧牲品。

結論:前車之鑒

          聶斯多留派在唐朝時傳到中國,一般人稱之為“基督教第一次來華”。其實,嚴格來說,景教並非純正的基督信仰,乃是異端傾向的教派,又在中國變質變色的宗教。也許稱之為“與正統基督教有關的離異教派,第一次來華”較為公允。景教沒有在中國生根存留,乃是神的美意。

          我們從景教在唐朝傳佈的慘痛教訓,學到寶貴的功課:

          (1) 根據聖經的正統福音信仰,是教會安身立命的根基;輕看或淡化正統教義的教派,必然漸次遠離正道,成為極端異端。

          (2) 基督的教會處於世界中,福音在墮落文化中傳揚,不可將“福音”與“文化”平起平坐,不可將“救恩的特別啟示(福音)”與“罪人對普遍啟示的回應(文化)”相提並論。聖經超越一切文化,審判一切文化,救贖改造文化。

          (3) 福音的傳講,必須關連處境。所謂“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並非“處境掛帥,遷就處境,與處境妥協適應”,乃是“聖經真光照亮黑暗世界,指引處境中的罪人悔改歸正”。從古至今,許多打著“本色化”旗號的宣教運動,變成了“變色化”的混合主義。

           (4) 今日的“慕道友導向”(seeker-sensitive),“現代音樂敬拜”(contemporary music worship),“新興教會”(emergent church)等運動,都或多或少步上“淡化正統信仰教義”、“趨向人本思想觀念”、“適應當代潮流”的路線。從鑒古知今來看,景教是我們的鑒戒。

作者為美國西敏神學院歷史與神學博士。現在北加州灣區聖經歸正教會( http://www.biblerc.org/ )牧會,並在基督工人神學院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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