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與中國

蔡豐智

本文原刊於《舉目》29期

          美國的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是與哈佛、史丹佛、普林斯頓等大學齊名的學府,前後出了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及五位美國總統。近年的幾位白宮主人,及2004年民主、共和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全都是耶魯人,更是使它聲名大噪。

           耶魯是在1701年,由一群來自哈佛的人開始的,為的是要和哈佛一別苗頭。其創校的時間,全美排名第三,僅晚於哈佛及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那時,正是清朝康熙皇帝為了敬孔、祭祖等禮儀問題,與羅馬天主教皇發生齟齬,中國快要關起對外大門的時候。

           學校最初稱為Collegiate School。1716年,老耶魯先生(Elihu Yale)捐了一大筆錢及書籍給學校,並且把它遷到今天位於康州的紐海汶(New Haven, Connecticut)。兩年後,為感念他的貢獻,學校改名為Yale College。

          老耶魯先生是個商人,因與亞洲進行貿易而致富。換句話說,他捐給耶魯的錢,有一部分來自與中國的茶葉、絲、瓷器等貿易。可是,他大概沒料到,日後耶魯大學會與中國結下那麼深厚的關係。

德懷特

          如同許多長春藤大學一樣,耶魯起初是以神學院起家的,它原屬於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目的是培養牧師等神職人員。成立之初,正遇上美國第一次屬靈大復興(The First Great Awakening,1730s-1740s)。這次屬靈復興中的一位關鍵人物,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就是耶魯人。

          1795年,愛德華茲的外孫德懷特(Timothy Dwight,1752-1817),出任耶魯大學的校長,直到1817去世為止,擔任校長達廿多年之久。他上任時,屬靈復興的熱潮已經消退,耶魯的師生 已經變得冷漠與世俗化。他出任校長那年,湯姆斯‧佩恩(Thomas Paine)發表了《理性的時代》,教會在屬靈的低潮中,又面臨理性主義的嚴重衝擊。然而,德懷特給耶魯再次帶來復興——當然,這不是他獨力達到的。

          那時,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也正好有第二次屬靈大復興(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1800s-1830s)。1806年,麻州發生了有名的“乾草堆禱告會”(Haystack Prayer Meeting),幾名默默無聞的學生,因為突來的風雨,躲在乾草堆中。他們在分享、交流時,有感於世上許多人仍未聽聞福音,而決心奉獻自己。這點燃了美 國19世紀轟轟烈烈的宣教熱潮。

伯駕

          耶魯人也感染了這股海外宣教的熱誠,不少人去了地球另一面的中國。

          第一位來到“絲綢之國”的耶魯宣教士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可不是一般的牧師,他還是醫生。原來,德懷特當校長的重大貢獻之一,是把耶魯從神學院轉型為現代化的大學。1810年,耶魯成立了醫學院。

          1831年,伯駕醫生自耶魯醫學院畢業,後又到紐約唸神學,取得牧師資格。

          1834年,伯駕在美國長老會的差派下,啟程前往中國,在廣州“十三洋行”行醫。後來又建立中國的第一所西式醫院“博濟醫院”。就這樣,伯駕醫生開始了“治形体之病,救異教之魂”的使命。

          他本是眼科醫生,但廣大的需要,使得他變成全科。除了市井小民,他也醫治過欽差大臣林則徐與耆善。在鴉片戰爭期間,他幫林則徐翻譯《國際公法》、協助中英交涉,並修改致英王書信。

         1856 年,他出任美國駐華公使,從此身分轉為外交官。有趣的是,這位美國醫生一輩子只在中國行醫,反而不曾在美國給人看過病。他的助手把他治病的情形畫下。今 天,這百幅珍貴的畫作,默默地在耶魯大學的Medical History Library,見証著他對中國的付出與貢獻。

布朗和容閎

          比伯駕醫生稍晚數年,另一位耶魯畢業生,布朗牧師(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於1839年到達中國,在香港的馬禮遜學校任教。這學校是郭實臘夫人為紀念1807年抵華的第一位更正教的宣教士而設 的。布朗牧師任教數年後,因妻子健康的緣故,於1847年返美。他們帶了三位自願同行的中國學生隨行,其中容閎進了布朗的母校耶魯,並且於1854年,成 為第一位中國留美的大學畢業生。

          後來布朗牧師重回遠東。這次他去了日本,對日本作出很傑出的貢獻。中國人對他並不熟悉,可是他所帶領的學生容閎,卻對中國有長遠的影響。

           容閎自耶魯大學畢業後,回到中國,在1863年秋天,被人介紹給曾國藩。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他自認生平有“三恥”,其中之一是“天文算學,毫無所知”。他也認為,應該了解西方的情況,“馭夷之道,貴識夷情”。

           當容閎被推薦給曾國藩時,正是中國剛經歷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恥辱,在恭親王的帶領下,開始“自強運動”的時候。曾國藩命容閎出國採購機器。

           1870年,一群百姓誤信“傳教士挖中國棄嬰的眼睛製藥”的謠言,攻擊教堂,殺害西人,發生了“天津教案”。

          曾國藩時任直隸總督負責處理,容閎奉命擔任翻譯。他趁機進言派遣幼童到美國留學。於是,曾國藩和李鴻章決定,奏請慈禧太后進行“中華創始之舉,古今未有之事”——訪選各省聰穎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國留學,計劃15年學成後,分批回國。

留美幼童

           第一批“留美幼童”,於1872年,起程赴美,前往康州首府哈特福(Hartford)。容閎選擇康州,就是希望這些幼童在完成中學教育後,也能到他的母校耶魯就讀。

          可惜,一些守舊的清朝官員認為,留美幼童“腹少儒書,德行未堅……實易沾其惡習……他們縱能學成歸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 再加上有些幼童信主,成為基督徒,江南道監察御史李士彬得知後,也上奏“出洋學生,原不准流為異教。聞近來多入耶穌教門,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 忘’等語”。他懇請將幼童全數撤回。

          耶魯大學校長波特(Noah Porter),聽說清廷想要終止這個計劃,特地上書寫信,以期挽回。李鴻章也有意讓幼童完成學業再回國。可是,事與願違,1881年,這些留美幼童,終 於被全數召回。他們中多數人,連中學都尚未完成。可是仍然有24位進了耶魯,其中包括了對中國鐵道建設貢獻卓著的詹天佑。

          這些留美幼童回 國後,參與了交通、通訊、海關、外交及現代警察制度的建設,也有些人在中法戰爭、甲午海戰捐軀。幼童中的唐紹儀,成為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梁誠則在20 世紀初,成為中國駐美公使。經由他的努力與交涉,美國退回“庚子賠款”。清華大學就是用這筆“庚子賠款”建立的。而清華最初的四位校長中,竟有三位是耶魯 的畢業生——原來中國頂尖學府和耶魯大學,還有這麼一絲淵源。

          當今中美雙方的最高領導人,又都分別畢業於清華與耶魯,也是一個有趣的對比。

          留美幼童在康州時,耶魯大學聘請了威廉先生(Samuel Wells Williams),教授中國語言及中國歷史。這是全美的首例,也激發了耶魯師生對中國的關心。當時正值國會審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耶魯人努力積極遊說國會不要通過。可惜的是,沒有成功。1882年“排華法案”通過,一直到1943年二次大戰中美同盟才廢除。

裴好仁

          繼伯駕醫生和布朗牧師之後,耶魯人前仆後繼,響應“屬天的呼召”,去到遙遠的中國。特別是1886年,在佈道家慕迪(D. L. Moody, 1837-1899)的影響下,美國產生了“學生自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在此後50年中,有25,000人獻上自己年輕的生命,成為海外的宣教士,其中有三分之一選擇去了中國。

           在這宣教浪 潮中,耶魯人當然是不會缺席的。其中,1892年畢業的裴好仁(Horace Pitkin,1869-1900),赴河北保定宣教。1897年,當他們夫婦抵達之際,正是中國多事之秋。中國經歷了甲午戰敗、割讓台灣 (1894-1895),“百日維新”以“戊戌政變”的方式收場(1897)。同年兩名德國教士在山東被殺,德國進佔膠州灣,英、法、日、俄等國,也紛紛 效法,開始“瓜分中國”。

           接連的敗戰及不平等條約的恥辱,使中國人有著難以言喻的傷痛和激烈情緒。加上對外的無知和猜忌,國人當時甚至將北方的旱災,都歸咎於“洋鬼子”:“天無雨,地乾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1900年7月1日,“義和團”攻擊保定的教堂。裴好仁牧師被砍頭,其他外籍宣教士並中國基督徒共兩百多人被殺。

           這樣的事,在當時並非個別事件,在山西最為慘烈。在“庚子之亂”中,天主教及基督教共有超過23,000人,因為信仰,在那個混亂的夏天被屠殺。

           當時,裴好仁師母正好帶著剛出生的兒子返美,不在保定。在緊急時裴牧師託人傳話,希望兒子在25歲時,也能獻身中國。聽說他日後果然繼承父親的遺志。

         “義和團”攻擊保定教堂的事件發生時,馮玉祥正好在保定當兵,親睹經過。宣教士從容就義、臨危互助,讓他印象深刻。事件過後,1913年馮玉祥在北京擔任京衛 軍團長時,常常到崇文門的教堂聽牧師講道,1915年受洗成為基督徒。他常請宣教士與傳道人,到他的軍隊中傳道。有一段時期,他的部隊有多達5,000人 領聖餐,使他有“基督將軍”之稱。

雅禮與胡美

            裴好仁牧師的遇害,震撼了一向平靜的耶魯校園。學校在校園內的Woolsey Rotunda,立碑紀念這位殉道者。還有一些人,不滿足於只用一塊冰冷的碑文,來埋葬這轟轟烈烈的事件,決定用實際的行動來延續裴好仁牧師的使命,與對中國的熱愛。

         就在那年冬天,他們成立了“耶魯海外宣教差會”(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四位發起人中的兩位,德士敦(Lawrence Thurston)和席比義(Warren Seabury),很快前往中國,也很快在1903和1907捐軀在神州大陸。他們的名牌,加入了耶魯人在Woolsey Rotunda的行列。“耶魯海外宣教差會”,就是日後的“耶魯在中國”(Yale in China),及今天的“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只不過如今它已不再是教會機構,而是純文化與教育的組織。

           那時,“耶魯海外宣教差會”除了差派宣教士到中國,還決定在中國建立學校。他們選擇了反教情緒一貫高漲的湖南省城長沙,在那兒成立了“雅禮中學”,創立了“湘雅醫院”,進而設立“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也就是日後的“湘雅醫學院”。

         “庚子之亂”並沒有嚇退耶魯人,也沒有澆熄他們宣教的熱誠,與對中國的摯愛,“耶魯海外宣教差會”的呼喊,使得許多的人甘冒“帝國主義侵華先鋒”的嫌疑,把他們的青春奉獻在那陌生又懷有敵意的地方。

          1897年畢業於耶魯的胡美醫師(H. Hume,1876-1957),是第三代的宣教士。他原本在印度醫療傳道,一封“中國更需要你”的信件,在1905年把他帶到長沙。湘雅醫學院在他和其他人的努力下茁壯,與北方的協和醫學院並有“北協和、南湘雅”的美名。

          “新中國”成立後,雅禮協會於1951年,隨著其它西方的宣教機構,黯然地離開中國。然而,他們對中國熱盼的心沒有平息,轉而支持香港的新亞書院(日後與崇基學院及聯合書院,合併成中文大學),繼續為中國人盡力。

博得恩

         在耶魯眾多赴華的宣教士中,威廉·博得恩(William Borden,1887-1913)是很特殊的一位。他家境極其富有,1904年高中的畢業禮物,是一年的環球旅行。然而,金錢沒有攔阻他對永恆事物的追尋。1909年耶魯畢業後,他加入“中國內地會”,立志把上帝的福音,傳給中國西北的回教徒。1912年他出發前往中國,途中在埃及停留,學習回教文化。 一場突如其來的病,結束了他的生命,年僅25歲,他至終沒有踏上中國的土地。

          比起其他的宣教士,他好像沒能交出漂亮的成績單。然而,上帝看的不是我們完成多少,而是我們願意獻上多少。“短而熱切的生命”,在上帝眼中,和“長而豐收的生命”,同樣地寶貴。天國的“投資報酬率”,原是不同於這世界的。

          博得恩“壯志未酬”的事蹟,激勵了更多的人獻身中華。“中國內地會”在甘肅蘭州,蓋了一座記念他的醫院,來繼續他服事中國的心願。博得恩的母親,在他遺留的 聖經上,發現“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沒有保留、沒有後退、沒有後悔”的題字,正是他和許多耶魯人及其他宣教士,對熱愛中國心志的見証。

作者來自台灣,從事航太研究工作,現居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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