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教會在第二世紀後半期，遭到羅馬皇帝馬可‧奧熱流（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任）的血腥逼迫。其中最著名的是於177年在高盧的逼迫。所幸的是，奧熱流之子柯木都 （Commodus，180-192年）繼位後，逼迫減少。他對宗教事務較無興趣。他的妻子瑪奇雅（Marcia）對基督教具有好感（據說她是基督徒，與羅馬教會領袖有來往），因而影響他採取比較寬容的立場。總之，他上任後釋放了一些基督徒出獄。

瑟維如的逼迫

       柯木都是庸君，於193年被暗殺身亡。此後開始了“軍人皇帝”時期，政局不穩，在半個世紀之內更換了八位皇帝。第一位是賽普提‧瑟維如（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他在202年下令，禁止人民改信猶太教或基督教。關於禁止改信猶太教，這並非初次。但是，根據史家所知，這是第一位 羅馬皇帝正式頒佈諭令，禁止人民歸信主基督。

       此禁令頒佈時，正值帝國境內某些地區爆發逼迫。在埃及的逼迫極為嚴重，使得許多人認為這是敵 基督來到的徵兆。著名的教父俄利根（Origen）的父親利歐耐德（Leonidus），就是此時在亞歷山大為主殉道。俄利根在當時是青少年，決心上街與父親一同殉道，但是其母將他的衣服藏起來，使他無法出門殉道。

       在北非的迦太基，逼迫也非常嚴重。《帕琵佳與菲麗琪殉道記》 （Martyrdom of Perpetua and Felicitas）書中記載：兩位基督徒女士在迦太基殉道。帕氏是主母，是自由人，而菲氏是奴隸。她們不僅寧死不屈，為主作忠心見證；更是彼此相愛，手牽手站在競技場中。她們見證主的愛打破了階級制度，萬世流芳。

       當地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on）在數年之前，已經寫成其名著《護 教書》（Apologeticus），極力抗議羅馬政府逼迫基督徒的作法。他說：“‘陰謀’此詞不應加在我們身上，反而應加在那些圖謀醞釀仇恨在良民身上 的人，那些流無辜人的血，用愚昧藉口來仇恨基督徒的人。他們將所有天災人禍都歸咎到基督徒身上。如果台伯河水位漲升氾濫成災，如果尼羅河水位過低無法澆灌 田地，如果天空無雨久旱，如果地震或飢荒或瘟疫來臨，立刻就有人揚聲呼叫：‘將基督徒餵獅子！’”

暫時的平靜

        賽普提瑟維如之後，逼迫風潮漸退，直到皇帝德修（Decius，249-251）之時。此間約有四五十年，教會在羅馬帝國全境所受的逼迫較少。有些皇帝對基督教會採取比較寬容的政策，可能是因為他們從帝國東部崛起，所以比較願意善待從東部興起的宗教。

        皇帝亞歷山大‧瑟維如（Alexander Severus，222-235）的母親曾受過俄利根的教誨，所以他也對基督教頗具好感。他將基督的像列在其供奉的萬神廟堂中，也承認基督徒團体為社團組 織，可以擁有財產。根據史家優西比烏的記載，另一位皇帝腓力（Philip the Arabian，244-249）是阿拉伯裔，出身為貝多溫酋長之子而稱帝；他為了要得到教會的代禱，就照教會規矩行懺悔禮。據說，他幾乎要成為基督徒。

苦難中的祝福

         在此大体平靜時期，唯一的例外是皇帝麥克西敏（Maximin the Thracian，235-238），他又興起逼迫之風，逮捕教會領袖。幸好他在位時間不長，危害不多。有一件事值得大書特書：羅馬主教龐提安納 （Pontianus），與其對頭分離派的主教西波拉特（Hippolytus），兩人都被麥克西敏逮捕在羅馬獄中，隨後被放逐到“死亡島”薩丁尼亞（極少人能生還）。他們兩人在235年死前和好，西波拉特寫信給其跟隨者，要他們回到原來的教會。由於皇帝的逼迫，使得原本自217年分裂的羅馬教會，重新復 合。感謝神，祂能化苦難為祝福！

        在第三世紀前半，不論羅馬帝國對教會的逼迫是多是少，教會如雨後春筍大幅增長。不論官方態度如何，一般大眾對基督教會愈來愈有好感。雖然教會無法公開宣傳，但是人們愈來愈覺得其吸引力與影響力。基督徒的生活忠貞正直，彼此團契真心相愛，寧可殉道也不放棄信仰。所以，愈來愈多人悔改信主加入教會。

教會的增長

        在第二世紀末與第三世紀初時，特土良已經在其上書皇帝賽普提瑟維如的《護教書》中，見證說：“雖然我們來自昨日，但是我們已經充滿屬於你的一切地方──城市，島嶼，堡壘，鄉鎮，貿易處所，軍營，部落，市公所，宮殿，元老院，市場；除了你的廟宇之外，我們無所不入。”

        特土良接著說：基督徒不會以武力來與政府抗爭，雖然基督徒人數是如此眾多。假如那些誣告基督徒是謀反份子的人，所說的是真的，則羅馬帝國早就天下大亂了。其 實基督徒是最守法的公民，這對羅馬帝國真是福氣。特土良所言不假，羅馬皇帝已經知道基督教會的勢力不容忽視，日益壯大，所以才會採取嚴打逼迫的對策。

逼迫捲土重來

        第三世紀中葉的羅馬帝國，正值中衰之時。然而，主後248年是羅馬建城一千週年紀念，帝國境內有盛大的慶典活動。當權者緬懷羅馬帝國昔日的光輝，又憂心當時 的危機與威脅：北方蠻族哥特人不斷入侵，東邊又有波斯國新王朝版圖擴張。在兩面受敵的情況下，帝國內部政權不穩，又有紛爭。向來被視為帝國屏障的羅馬神 教，也漸趨式微。

        羅馬政府將這些內憂外患的原因，歸咎於基督教會的勢力過大，又拒絕向羅馬諸神獻祭燒香，引起神明的憤怒，導致今日的多災 多難。許多基督徒拒絕入伍參軍。有些是因為反對戰爭使用武力，更有些是因為入伍羅馬軍隊，必須參與在偶像神廟中的宣誓及其他活動。如此一來，基督徒被視為是反政府分（子，對帝國不忠。

        那些熱切盼望末世來到的基督徒團体（如孟他努派Montanists），大談末世預兆，一切人類文明要被火 消滅，聖徒要與基督作王治理等言論，招致羅馬政府的不滿。另外，羅馬當局也擔心強敵波斯帝國日益強大，其中也有不少基督徒，而波斯當政者比較善待基督徒； 倘若羅馬境內的基督徒與波斯國的基督徒相通，支持波斯軍隊的入侵，則影響羅馬帝國的安危。以上種種因素，導致逼迫基督徒之風再度興起。

德修的逼迫

        主後248年，皇帝腓力領軍出征陣亡。多瑙河駐軍擁立德修將軍為帝。皇帝德修（Decius，249-251）視基督徒為禍根。他即位不久，為要籠絡人心， 就厲行“一國一教”的宗教統一政策。既然基督教與羅馬神教不能並存，就必須除滅基督教。不只是逼迫處罰基督徒，更是要徹底粉碎基督教。所以，德修皇帝大肆 拘捕主教與教會領袖，也用盡手段迫使一般信徒變節叛教。這可說是歷代以來，第一次有組織的全國性大逼迫。

        他在250年頒佈諭令：帝國境內 每一人都要向羅馬國教神明燒香獻祭，並取得證明文件。明顯的這是為了對付基督徒，因為帝國內的異教徒多拜幾個偶像，毫無妨礙。德修的嚴厲逼迫是在多年平靜 之後來的，教會遭到極大的衝擊。不少基督教徒是在平靜年間加入教會的，他們沒有預備要為主受苦，所以受不了此恐怖逼迫，就向偶像燒香獻祭。有些被嚇唬一下 就順從；另一些則是在嚴刑拷打之後才屈服。

        這次嚴厲的逼迫，也暴露出教會內部的問題。有些教會的入會資格過於鬆弛，導致會友素質低落或有 名無實。為主殉道慷慨赴義的信徒固然很多，但是心志不堅、貪生怕死之輩也不少。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在其書中報導：“有些人尚未打仗就先被 征服，還未遭遇敵人就已經被砍倒。他們甚至不願被人認為是被迫，才違反本意來獻祭。他們沒被逮捕就先投案，未受審問就先否認信仰。……他們自動趕往市場去 獻祭。”

        另有一些信徒沒有獻祭，卻由不同門路（包括賄賂收買）取得“獻祭證明書”，以逃避逼迫。雖然他們這種方法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但 是不可能得到教會領袖的認可。這些“作偽證者”雖然沒有向偶像獻祭，像那些“背道者”，但是仍然被認為是苟且貪生之輩。總而言之，不論是“背道者”或“偽 證者”，可否被饒恕且重新加入教會，就成為棘手的問題，甚至導致教會的分裂。

主流教會與諾瓦天派

        教會領袖採取寬容立場 者，以居普良與羅馬主教司提反（Stephen）為首，獲大多數主教支持，認為要區分這些犯罪背道者，哪些是自己主動離棄基督教信仰，哪些是受嚴刑威脅而 軟弱跌倒。那些像猶大背道出賣主的人，當然不應該讓其回到教會；但是，那些像彼得曾否認主的人，應給予悔改更新的機會。所以，經過痛悔認罪且定期觀察之 後，可以重新恢復會籍。這是教會的主流立場。

        少數採嚴格立場者，視這些“背道者”與“偽證者”為故意犯罪，雖然悔過，但不能再回到教會， 以免破壞教會的聖潔。這一派領袖以羅馬教會長老諾瓦天（Novatian）為首，被人稱為“諾瓦天派”。他們則自稱為“潔淨派”（katharoi），認 為必須與接納“背道者”的教會劃清界限，不能沾染不潔。所以，諾瓦天派的人就離開羅馬教會，另立諾瓦天為主教。諾瓦天派信仰純正，但採取分離立場，在北 非、西班牙、小亞細亞都有發展，直到第六世紀才消失。

避難或殉道

        德修時期的政府逼迫，雖然是雷厲風行，但是並未獲得民間的廣泛支持。一般民眾對基督教的誤解憎恨，到了第三世紀中葉，已經煙消雲散。在第三世紀前半，基督徒的人數迅速增長，使得帝國境內各城各鄉到處都有基督 徒。民眾觀察其基督徒鄰居友人，生活行為高貴良善，絕無謠傳所說的那些恐怖惡行。所以，當政府逼迫緝拿基督徒時，民眾並不與警察合作，有些地方反倒幫助基 督徒逃難。

        舉例來說，埃及亞歷山大的主教多尼修（Dionysius），當他在其藏身之處被一隊士兵逮捕之後，有一大群農夫包圍他們，要 求立刻釋放多尼修。由於農夫人多勢眾，士兵被迫釋放他。多尼修決定不留在城內以免被捕殉道，逃到鄉間避難，因為他認為群羊需要牧者，特別在逼迫時期。居普 良主教也選擇暫時避難，不做無謂的犧牲，這是智慧的抉擇。

        另一方面，也有主教選擇捨生取義，為主殉道、做群羊榜樣，如羅馬主教費比安（Fabian）與安提阿主教巴比魯（Babylus）。在此時期，俄利根終於隨其心願，跟隨父親的腳蹤為主殉道。他原是亞歷山大城的人，被捕當時是在該撒利亞。他在獄中遭受折磨，不久即殉道。

結論

        德修之後的皇帝迦魯（Gallus，251-253）繼續逼迫教會，作風稍見緩和。與德修同謀迫害教會的瓦勒良（Valerian）於主後253年即位之後，一反常態，停止了對基督徒的逼迫。然而，這也只是暫時的，因瓦勒良從257年起開始下一波的逼迫。

        教會在苦難的洪爐中受試煉，愈煉愈精。正如但以理在獅穴中，其三友在火窯中，有神的同在保守（《但》3、6章），教會在第三世紀的火窯獅穴中，也是因著信靠 主，“制服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峰刃，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全軍。”（《來》 11：33-34）

作者現在北加州基督之家第五家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