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思潮影響下的基督教神學

莊祖鯤

本文原刊於《舉目》16期

u=3775779264,2204912329&fm=24&gp=0      其實在基督教圈子裡,受後現代思潮影響最深、最早的,乃是神學方面。因為任何的思潮都是先由學術圈子裡開始醞釀的,然後才會逐漸影響到社會大眾。所以“後現代”現象固然是這二、三十年才受到注意,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後現代思想已經開始影響了基督教的神學發展。

啟蒙運動與自由神學

         當啟蒙運動及理性主義在歐美獨領風騷時,基督教的神學思想也自然深受其影響。首先,產生了所謂的“自然宗教”的自然神學(Deism),英國哲學家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應該算是始作俑者。他們一方面強調神的存在及道德律是可以用理性來論證的,但是又否定以聖經及教會信條為骨幹的“啟示宗教”。對他們 而言,神蹟及預言的應驗既然不合乎理性,因此,都是迷信或無稽之談。在美國開國元勳中,如傑佛遜、富蘭克林等人,大多是自然神論者。

         但是,也有些人不滿于自然神論者,將宗教變成淡而無味的哲學了,于是想另闢蹊徑。被稱為“現代神學之父”的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雖然強調宗教体驗,但卻鄙視他認為不合時宜的教條和教義。基本上,他否定一切所謂超自然的事物,如神蹟及 耶穌的道成肉身等,也否定代禱的功效。後來的自由派神學家,都採用他的觀點及思路。他們共同的特色是:

         1.對現代思想的觀點完全認同,並想照著現代知識來重建基督教信仰。

         2.強調每個人都有批判和重建傳統信仰的自由,很多人因此背離了傳統信仰的教義。

         3.自由神學的重點在于基督信仰的實際和倫理層面,因此,後來發展出所謂的“社會福音”。

         4.他們藉著聖經批判學的研究,否定聖經是超自然的啟示。

          換句話說,自由神學將神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完全一筆抹殺了,而只一味強調信仰的“臨在性”(Imminence)。李察‧尼布爾 (Richard Niebuhr)也曾一針見血地批評自由神學的基督教,乃是“一位沒有義憤的神,在一位沒有十字架的基督的協助下,將沒有罪的人帶入了一個沒有審判的國 度。”

後現代思潮與“新正統神學”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敲響了現代思潮的喪鐘。因此,啟蒙運動所帶來的樂觀主義、古典自由神學及社會福音,也都一併被掃除殆盡。隨之而起的後現代思潮,則孕育了二十世紀風雲一時的“新正統神學”(Neo-orthodox)。

         其實新正統神學,是受到一位沒沒無名的"憂鬱的丹麥人"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55)思想的啟發。祈克果反對當時的主流觀點,即理性足以回答關乎生命的宗教問題。他認為真理不是非人格的,不是藉著不動感情的理性思考可以獲 得的。因此,追求真理的起點不在于置身事外地、“客觀”地思考宇宙問題,而應主觀地從各人生活的情境中開始去探索。所以,作基督徒便意味著,當理性走到盡 頭時,我們願意用“信心的跳躍”(Leap of Faith)來冒險。

         祈克果這種強調要主觀地從自己生活情境中去体驗宗教,並探索生存 意義的態度,使他與德國哲學家尼采被並列為“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先驅人物。而存在主義,正是後現代思想的潮流之一。只是世俗的 (或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將無可避免地走向灰色、悲觀、極端自我中心的虛無主義之死胡同裡去。法國的沙特是其中一個代表人物,他的名言是:“人生就是個死 谷”。然而以基督教為基礎的存在主義,卻成為新正統神學的起點。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不但是“新正統神學之父”,也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思想家。他是瑞士人,受教于德國自由神學的諸位名師之下。但是當他牧會 時,發現自由神學對民生疾苦只是隔靴搔癢的。加上1914年時,幾乎所有他的神學教授都簽名支持德國政府的戰爭政策,在心靈的徬徨及震撼之下,他開始再思 自由神學的謬誤。1919年,他出版了《羅馬書註釋》,使他一夜成名,也為十九世紀古典自由神學劃下了休止符。

         巴特重新強調神的超越性, 但是他承認是受到祈克果所強調神的“全然不同性”(Wholly Otherness of God)觀念的啟發。祈克果認為人的理性必然無法完全理解神,所以神自我啟示的弔詭性真理,必須由人類有限的心思,藉著信心的跳躍來擁抱住它。因此巴特強 調,神、福音、永恆與救恩等偉大的真理,都是與人的經驗或理性全然不同的,我們必須以順服的態度接受這“從上而來”的神的啟示。

         與自由神學家的觀點背道而馳的是,巴特重新肯定聖經是基督教神學的唯一資源。但是他對聖經的觀點,卻引起許多的誤解、爭議與批評。自由神學家認為他退回到傳統的 “字句靈感論”去了;基要派則攻擊他否定“聖經無誤論”。事實上,巴特的確是認同高等批判理論的,他也不認為聖經就等于神的話。但他認為,聖經中“包含” 神的話,而且聖經在某個事件中對我們“成為”(become)神的話。

         巴特與其他的神學家,如卜仁納(Emil Brunner, 1889-1966)、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等人,既不完全接受傳統信仰的教義和聖經無誤的觀點,但也不認同自由神學的理性至上論。因此,他們折衷的立場被列為“新正統主義”。

         到了六○年代以後,許多比新正統派更激進的神學潮流開始興起。雖然這些神學流派觀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同樣深受後現代思潮及存在主義的影響,強調信仰的 “當下”意義。因此,他們都否定理性在宗教探索上的功用,而強調以主觀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体驗來代替,所以產生了種種所謂 “情境化神學”,諸如“黑色神學”(Black Theology)、“女性神學”(Feminist Theology)、“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等。但是同時,他們又否定啟示性真理的存在,拒絕承認基督教福音的獨特性,而肯定多元主義的宗教觀。例如“進程神學”(Process Theology)就是其中一個模式。

福音派神學的奮起

         當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風起雲湧時,大部分的主流派神學院都落入這些所謂“新派”的掌握之中。因此,許多保守派的神學家紛紛離開這些主流派神學院,另外組成聖經學校及新的神學院,想與新派的神學院分庭抗禮。但是這些 被稱為“基要派”的保守派神學院,無論在人數上或學術水準上,都無法和新派的神學院相提並論。而且可惜的是,這些基要派的神學家們,大多數以維護信仰的 “純正”為理由,卻採取自我隔離的態度,拒絕參與各種神學思想的對話或討論,以致于在社會主流思想中銷聲匿跡了。
但是到了1950年代開始,情勢有很大的轉變。在卡爾˙亨利(Carl Henry)的呼籲及領導下,一批持守傳統信仰的神學家,除了極力維護正統的神學外,也開始積極參與神學的討論,他們被稱為“福音派”,以與早期的基要派有所區別。

         經過四、五十年來福音派共同的努力,如今福音派神學院已經成長茁壯,不再是吳下阿蒙了。據統計,1960年全美國人數最多的十大神學院,除了四間浸信會神學 院外,全部是新派的神學院。但是到了1990年,十大神學院中只有一、兩間是新派的,其他如三一神學院、富樂神學院、達拉斯神學院及四間浸信會神學院都是 福音派的。因此,福音派的神學思想,不但已經在基督教神學界取得一席之地,甚至已經逐漸佔有主導的優勢。

         卡爾‧亨利的代表作是《神、啟 示、權威》,在書中他深入分析現代神學的弊病,並為福音派神學的方法論建立根基。他強調神的啟示及聖經的權威性,因為聖經掌握了一切基督教教義。這也正是 福音派最中心的關注。與新正統派不同的是,福音派堅持聖經的“靈感論”與“無誤論”,因為聖經的重要性在于“它將神透過話語啟示的真理形成經文”。

         另一位福音派神學家蘭姆(Bernard Ramm),不但依靠聖經,也仰賴教會偉大的神學傳統,如教父時期和改教時期的作品。但是他堅持要以開放的心胸及理性的思考,來進行嚴謹的神學思考及護 教。他指出,根據聖經與聖靈內在的見證,信徒應該可能對個人得救充滿屬靈的確信(certitude)。然而對客觀的歷史、事實等聖經啟示的依據,卻無法 確知(certainty),只能相信“可能性極高”。他也認定,合宜的護教學必須依據啟示,也就是根據神在創造、人的本性、以色列史、教會歷史、聖經內 容、神在基督裡的道成肉身,以及福音在信徒心中的自我彰顯。

         所以後現代主義固然對基督教信仰造成衝擊,但其實它也為神學開啟了新機。因為 現代主義的崩潰,使我們確知:人類不可能將地球變成天堂。但是那位外在而超越的神,既向我們說話(there and then),也正與我們同在(here and now)。藉著祂,我們這些信徒是有可能將“地上”變成“如同在天”。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帶來了充滿希望的信息。

         因此,在從現代過渡到後現代的時期中,神學有機會提出新見解,用新的方式表達基督徒對“既超越又臨在之神”的信念。

作者為三一神學院宣教博士,現在波士頓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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