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教會歷史

頂著滂薄大雨，一輛華麗的馬車，行駛在愛爾蘭的一條鄉間小道上。身著制服的僕役，騎馬護送在馬車的兩側。車廂裡坐著一個4歲的小男孩和他的僮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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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論到對世界思想界的影響力而言，可能另一位與安徒生同時代，卻在普羅大眾間默默無聞的哲學家祈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才是真正的丹麥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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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李國鼎先生（1910-2001）過世時，不但海內外華人為之同感哀悼，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領袖們，也都為這位他們稱之為K. T. Lee的偉人而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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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心靈巨匠達拉斯‧魏樂德（Dallas Willard），在2013年5月因胰臟癌逝世。雖然知道人誰無死，但聽到這個消息，我仍然難禁心頭傷痛。 我雖然不認識魏樂德，但對於他的著作，卻是熟識的。在我牧會的頭幾年，他的著作給我幫助很大。我還用過他的書名《心靈重塑》（Renovation  of the Heart），作為我講道的系列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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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年12月27日，開普勒(Johannes Kepler)，出生在德國一個風景如畫的鄉村小鎮，是家中的長子。開普勒是早產兒，羸弱多病，4歲時染上天花。雖撿回一條小命，但留下後遺症，包括一手半殘，視力低下。 然而，開普勒以此殘軀，竟成為近代天文學和光學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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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53期 謝文郁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和國民黨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雖然中國這片土地上仍有戰火硝煙，但對於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來說，鹿死誰手已無懸念。         改朝換代已是定數，共產黨成為執政者。對此，中國基督徒有人歡迎，有人悲觀，有人疑慮。 基督徒應該如何面對新的當政者？教會何去何從？神是掌管歷史的主，歷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帶領。那麼，神的帶領在哪裡？ 新政府的態度         這一年，中國大陸有基督徒約100餘萬（不包括300餘萬天主教徒）。其中，84萬隸屬於西方宣教士建立起來的教會，其餘的則隸屬於地方教會（包括聚會所、耶穌家庭等）。          對於新政府來說，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對當時的4億多人口來說，這100餘萬是一個小小的數目。但是，從一開始，中國的基督教就背上洋 教的稱號，“和海外的西方列強有著不可分割的政治關係”。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對西方列強的戰略關係。         新政府成立後不久，開始驅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國津貼的大學、教會學校和醫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公開宣稱，“教會學校”這個名詞已送進了歷史博物館。1952年之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看不見公開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還要切割中國基督徒和海外的聯繫。因為中國基督徒並沒有整體性地對抗政府，他們不少人對新政府充滿期望，並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中，所以新政府無意打擊他們。但是，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他們必須服從新政府的領導。         1950 年5月，總理周恩來先後3次接見基督徒代表，明確指出，基督教的最大問題，是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他的原話是：“近百年來基督教傳入中國和它對中國文化 的影響，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聯繫著的。基督教是靠著帝國主義槍炮的威力，強迫中國清朝政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獲得傳教和其他特權的。因此，中國 人民對基督教曾產生一個很壞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認為基督教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分不開的，因而也就反對基督教。”         而且，周恩來強調：“今天美帝國主義仍企圖利用中國自己的宗教團體來進行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周恩來的這種說法，就是新政府對基督教的基本評價，也是政府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基本原則。 吳耀宗橫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新政府直接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這攪動了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歷史記憶，巨大的民族主義熱情開始湧現。如何處理好100餘萬基督徒，使之與海外隔絕，並融入中國新社會，對於新政府來說，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 月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中國基督徒如果不響應政府的宣傳，公開反對美帝國主義，那就等於他們確實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但是，中 國基督徒真能夠擺脫“洋教”的指責嗎？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長久交往後，要他們完全放棄積澱的西方情結，是符合神的心意嗎？        切割中國基督徒和西方列強的聯繫，在政府看來，主要在這幾個方面：一是斷絕經濟上的來往，二是組織上的獨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這個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這個任務需要教會的配合。於是，人們看到了一場由政府主導的基督教“三自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吳耀宗（1893-1979）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因為這場運動，他一躍成為中國基督教的主要領袖。          當時，吳耀宗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輯部主任幹事。在神學上，他並沒有特別的貢獻；在組織上，他只是一個小小的主任幹事；在屬靈榜樣上，他還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可以說，在中國基督教圈子裡，他還沒有能力呼風喚雨。         他的信仰有明顯的社會福音傾向，用他的話來說：“愛上帝就是愛真理；愛人如己就是為人服務、犧牲。”他認為，“宗教應當在人生的全部生活裡表現出來”。        1949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為《黑暗與光明》（青年協會書局），充分地表達了他的社會福音的神學思想。對他來說，基督信仰能夠帶來社會的變革，而在這一點上，基督信仰和共產主義是相契的。        吳耀宗的觀點深得新政府的悅納。1949年9月21至30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吳耀宗等5人被政府點名，作為基督教代表與會。這次政協會議產生了《共同綱領》，其中明確規定了公民擁有宗教信仰自由。         雖然這5人深受政府青睞，但他們無力代表教會。為了集結基督教的實力派人物，會議之後，以吳耀宗等為主，邀請中華基督教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基督教協進會、 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等，派代表組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基督教訪問團，瞭解各地基督教教會的情況，以及基督徒徒對政局的態度等等。        1950年4月21日，訪問團在北京召開座談會。吳耀宗寫就了《關於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初步意見》，就基督教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影響、宗教信仰自由、教會房產、教會機構登記等問題，向政府提出建議，並附上各地教會受擾案件百餘例。         這個《初步意見》沒有突出“帝國主義”這一因素。為此，周恩來對他們發表講話，強調，基督教的最大問題就是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如果不徹底洗心革面，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那麼，一切都無從談起。         吳耀宗聽了周恩來的談話之後，有恍然大悟的感覺。很快地，他修改了《初步意見》，更名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這便是所謂的《三自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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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54期 謝文郁 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興奮，令人目眩。中國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這樣的口號深入人心。從此，中國這塊土地上，瀰漫著“人定勝天”的精神和勇氣。         在理論上，這股精神和勇氣在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中找到了立足點。在實踐上，“大躍進運動”（1958-60年）把這股精神和勇氣傳染給每一位中國人。於是，中國人開始生活在一個完完全全的人文主義氛圍中﹗！         對於當時的中國基督徒來說，這是一種信心挑戰。許多基督徒不知不覺也受了影響了，或離開了教會，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傳教士們的憂心成了現實。早在20年代中期，隨著非基運動的廣泛展開，傳教士愈來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情結，感受到這一情結對基督福音的嚴重阻攔，他們猶如面對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牆，而無能為力。於是，他們呼籲跨宗派的聯合禱告，求神親自拆毀這堵牆。         然而，歷史發展似乎和所期望的發展背道而馳 。他們問，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西化運動，是高舉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義運動。這場西化運動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歷史舞台的前台，並在新中國主導了中國文化的話語權。──上帝在聽我們的禱告嗎？還是說，我們的禱告出了問題？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後，中國教會出現了“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分化。按照中國的法律，“家庭教會”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會”無法公開聚會，其活動能力和範圍 都大大收縮。他們無法在公開場合，向中國人展現神的榮耀。然而，他們秘密聚會，認為自己是神所揀選的“小群”，心甘情願為神受苦。         “三自教會”則因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開活動。雖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小，但是，三自教會仍然在社會的視野中。三自教會中的許多人相信，他們還在為神做見證，他們參與三自運動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對於新政府來說，基督教教會並不是一股強大力量。在通過三自運動解決了基督教問題之後，他們幾乎不把基督教當回事。此刻還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經濟和 軍事上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儘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極端的人文主義情結中，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進一步深化 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趕超世界發達國家，成了中國社會的前進動力。受政府宣傳的影響，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眼中，基督徒屬於落後、跟不上形勢之人。基督教是一種迷信，必將被歷史拋棄。        在這種形勢下，在公開場合宣傳基督教，等於把自己公開當作笑柄。迫於政治壓力，不但年輕人，即使那些屬靈前輩，也無法在公開場合宣告福音。王國顯弟兄在回憶 錄《行過了死蔭的幽谷》一書中提到， 1957年他從牢裡釋放出來，回到廣州大馬站福音會堂（1950，林獻羔創立）：“那時教會傳出的訊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帶領神的兒女繼續要活在神的臉 光中。我們更孤單了，但是卻激勵了許多在各地的神的兒女。他們知道我們仍舊孤軍作戰，他們寫信來與我們表同情，我們也因此得安慰。”（頁150）不久，王 國顯就向政府申請出國。        那時中國的基督徒（不管是屬於家庭教會，還是三自教會），能夠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為神做見證了。能為基督的名吶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滅”        進入60年代，經歷了 “反右運動”和“四清運動”之後，新政府覺得已經比較穩固地控制了社會，在政治上略微放鬆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在大躍進運動中的激進、冒進，中國 經濟受到了相當大的損害。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中國政治發生了重要變化：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管政局。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府為了經濟的發展，允許農村地區有較大的自主性。於是，在60年代的頭幾年裡，有些農村出現了遊行傳道人。這些遊行傳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們的活動亦十分有限──當時教會的傳道人，或者入獄，或者受到控制，無法出來傳道。         1963年，中國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略略緩過了一口氣。這是一場天災加人禍。如果中國人能夠靜心反省，不難認識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難從中汲取教訓、學會謙卑。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人不具備這種反省能力。         在馬克思主義主導下，人文主義已經在中國膨脹。中國大陸的各種宗教，都順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按理說，宗教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然而，1963-1965年 這段時間，中國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紅旗》、《新建設》、上海《文匯報》等）上，刊登了相當激烈的“宗教大辯論”。這場辯論涉及了宗教定義、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問題，可是卻沒有宗教人士的參與，基督徒更是沒有發言權。        在辯論中，就宗教政策問題，形成了兩個派別，即所謂的溫和派與激進派。雙方都堅持唯物史觀的無神論，不過，溫和派（以對藏傳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學家牙含章為代表）認為，從唯物史觀出發，任何宗教都不過是歷史 進程中的一種現象。它的產生有其歷史條件，消亡也有歷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採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讓它自行消亡。         激進派則以遊游驤（馬 克思主義學者，後跟隨趙樸初學佛學；改革開放後進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劉俊望等為代表強調，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必然和當下的馬克思主義勢不兩立。因此，政府必須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和各 種宗教進行鬥爭，儘快消滅宗教現象，確保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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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5期 文革与教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開始發動。這是一場以割裂傳統、進入嶄新社會為目的的革命。整個中國大陸被染成了紅色。在中國人的傳統審美中，紅色是歡快、喜樂的顏色，但是，這個時期的紅色則是血色。紅旗是血染的，紅寶書是血染的，紅衛兵當然也是染了血的。         這一切，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下，視為理所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暴動，是鬥爭，是必須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會         在紅色的渲染下，中國人都興奮起來了。一方面，他們對未來充滿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們奮不顧身地要去打破和掃除一切在他們眼中的障礙。         教會顯然跟不上這種政治形勢的發展。         在政府的意識形態中，不但沒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認為宗教是不科學的、過時的，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包袱，必須拋棄。因此，讓宗教完全消失，這對於社會、國家、人民來說，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運動，就其原始動機而言，就是要讓基督教平穩地消失。有不少教會領袖在加入三自教會之初，以為可以在順服政府的前提下，繼續發展教會事業，後來終於發現，這不過是一廂情願。          對此，王明道說：“從三自會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國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麼？ 可以，但是必須加入三自會。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無神那一邊去了。他們不會逼著你、叫你說無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見容於政府的，於是他在監獄呆了20餘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從此，中國人就掉進了一個大漩渦，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很快地，紅衛兵運動成為潮流，沖刷著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所有公開的三自教會及教堂，都首當其衝成了被攻擊對象。紅衛兵佔領教堂，批鬥神職人員，燒毀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於是，一個接一個，三自教會在公共視野中消失了。         當然，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專門針對基督教的運動。紅衛兵要攻擊、摧毀一切“舊事物、舊傳統、舊習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後的、迷信的、陳舊的，必須掃除！         這豈是三自教會的領袖能夠阻擋的？！我們來讀一段曹聖潔牧師（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五屆會長）在2002年的回憶：         “我自1959年被借調到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為三自主席吳耀宗先生當秘書，1962年正式納入全國三自編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這段日子 裡，我親身體驗到像吳耀宗這樣的基督教人士切實愛國愛教的情懷。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宗教陷於困難境地時，他仍堅持愛國，並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終會被人 認識……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在嘉定外崗勞動……這個時期，我的思想極度困惑，看不到教會的前途，更無法理解基督教中的愛國力量為什麼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愛國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會。字裡行間似乎隱含了對非三自教會的指責，即認為他們是不愛國的──因為他們（倪柝聲以及那些脫離三自教會的基督徒） 是在控訴美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運動（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會的。這裡，我不是要追問這場控訴運動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是，曹聖潔牧師的困惑，表達了三自教會的許多領袖在文革時期的困惑。 死亡線上的教會         70年代的中國，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廠、倉庫等），三自教會徒具虛名。在公開場合，我們看不到敬拜讚美、聚會禱告、福音團契等等。總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活動。三自教會名存實亡。         甚至，基督教這個詞，也越來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幾乎在中國社會的公開視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作為外交需要的擺設，政府保留了一些與外交相關的宗教活動，如開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員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許中國信徒進入）。        出於同樣的需要，政府也讓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訓因此作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賓。身為聖公會主教（浙江教區，1955年），丁光訓必須和政府保持政 治上的統一口徑。在70年代的涉外談話中，他反覆指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工具。同時，他也實話實說：中國基督教日益衰落，並可能完全消失。 不過這樣的話，是不會出現在中國公開的報刊上的。         中國教會哪去了？她真的已經衰落並消失了嗎？         我們再來看看家庭教會。三自運動之後，一批基督徒不願意加入三自教會。他們組成家庭教會，消失於公共視野。也許正因為家庭教會不具公開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沒有受到紅衛兵運動的直接衝擊，而且在最狂熱的時期，家庭教會也沒有停止聚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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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繼上期）         1978年，在鄧小平的組織和推動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是中國政府施政的轉捩點，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轉捩點。從此，中國社會的發展，開始展現新的一頁！中國教會也開始為上帝做新的見證！ 擋住福音的大牆         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中國人在救亡心態中尋找強國之路。五四運動的旗手們，認為在“民主”和“科學”中找到了這一道路。他們大力鼓吹理性主義，反對宗教，認為宗教如同迷信，違反理性、違反科學。        很顯然，這是一種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運動中，這是內在動力；在1949年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運動期間，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喚起的熱情，以及中國思想界開始興起的理性主義，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臨一堵又高又厚又結實的牆，擋住了福音的傳播。為此，他們發動了長時間的跨宗派聯合禱告，求上帝拆毀這堵牆。        然而，上帝似乎沒有理會他們的禱告。很快地，中國進入了動盪不安：8年抗戰，加上3年內戰。接著，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執政。一個政治運動接一個政治運動，和傳統決裂，要建立一個崇尚理性的理想社會。         在馬克思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中，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獲得了終極性的表達。這堵理性主義大牆，是越築越厚、越高、越結實了。        我們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動下，中國人愈發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勝天”，堅決拒絕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後，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已經沒有公開的教會活動，甚至連“基督教這個名詞都不容易聽到。        五四運動的精神，似乎已經主宰了中國人的思維；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國呢？所有關心中國基督教發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這極端中窒息        當中國人以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時，上帝和中國人開了一個玩笑：放手讓我們的理性往極端方向發揮！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動）都控制在秩序裡。在70年代的中國社會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聽從上級的安排，思想必須和中 央保持一致，講話只能重複上級規定好的語言，工作也是組織上安排的。糧食要糧票，食油要油票，買肉要肉票，燒煤要煤票，等等。        這樣的社會，當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說話保持一致，行動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兩、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農業欠收，就連這些供應也無法保證。中 國社會在控制秩序中停滯不前，中國經濟在理性計劃中走向崩毀！可以說，五四運動的理性主義追求，在這裡已經實現了。中國社會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極端，並在這 極端中窒息。        這便是人在理性上，對中國社會進行控制的典型寫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論中進行的，推論是從前提出發的。也就是說，理性 需要推論前提作為出發點。毛澤東在世時，這個推論前提自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說法。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 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被奉為推論前提。        先是對社會各階層的人進行控制，進而是對自己的部下進行控制，最後是人人自危：對他人進行嚴格的控制，反過來是自己被嚴格地控制。鎮壓別人，自己也被鎮壓。現實就是這樣嚴酷的！在這種理性推論中，在嚴格的控制中，中國人的思維走向死亡，中國社會也走向死亡。 摸著石頭過河論        鄧小平作為國家領導人，在文革期間又起又落，幾乎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對於徹底的理性控制帶給個人和社會的危害，有親身的體會。當他第3次復出，推動改革開放時，提出了“黑貓白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論”，主要目的就是對抗“兩個凡是論”。        與此同時，他在思想理論界，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這個討論，也稱為思想解放運動。就其直接訴求而言，是反對“兩個凡是論”；就其思想運動而言，是反對空洞的理論爭論，而在實際上，消解了中國思想界中，佔據主流的理性主義思維。        理論之爭是嚴格的理性主義，鄧小平深深感受到這種理論之爭（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之爭），只會給中國帶來災難，必須放棄！ 他的“摸著石頭過河論”，具有相當的非理性傾向，是在對河流的深淺、河岸在何處無知的情況下，往前走！        當然，鄧小平不是基督徒。他無法直接領受上帝的啟示和引導。但是，我們相信，上帝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掌握著主權。        五四運動以來，上帝放手，讓中國人的理性主義得到充分發展，目的是要中國人知道理性力量的極限。鄧小平在落難中看見了這個極限，並力圖帶領中國人擺脫制約，另尋出路。這是上帝拆毀這堵大牆的一步。        上帝聽到了西方宣教士跨宗派的聯合禱告。祂按照祂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拆毀這堵阻攔福音進入中國的大牆，直至完全、徹底的拆毀！ 給三自教會鬆綁        接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同時，政府開始給三自教會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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