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43期

          論到早期教會的信仰生活，在當時羅馬帝國人民眼中，是非常高尚的。凡是不抹黑誣陷基督徒的人們，都承認基督徒的言行舉止令人欽佩。例如第2世紀出名的醫學家加倫Galen說：雖然基督徒的信仰根據是寓言故事，但是他 們的言行，有時與哲學家一樣真誠；他們不懼死亡，貞潔自守，崇尚道德，一點也不落在真正的哲學家之後。

          教會是神子民的團體，是蒙召與世人 分別出來的聖約團體。有些外邦信徒在信主之前，是放蕩度日的；但是悔改歸正加入教會，都深信神在基督裡已經洗淨他們的罪。然而，如果在受洗之後，又再犯罪 跌倒了，特別是嚴重背道的罪，則應當如何處置呢？例如在大逼迫時否認信仰或向羅馬神明燒香者，教會領袖應如何施行勸懲紀律呢？

           認為應該嚴 格勸懲以潔淨教會者，如諾瓦天派Novatians（德修Decius皇帝大逼迫之後），埃及米利都派Melitians，北非的多那派 Donatists（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大逼迫之後），都因為一般教會採取較輕的勸懲措施，或容讓失節的主教繼續任職，而離開大公教會另立門 戶。當然，問題的關鍵在於“教會治理”的領袖職分與組織架構。

眾長老治理教會

          教會在 第一世紀是採取“眾長老治會”。教會的領袖被稱為“長老elders”。新約聖經說到教會中的治理者，有“長老”，“監督”，“牧師”等不同的名稱，然而 這些名稱都是指同一個職分“長老”。這些名稱在聖經裡交替使用，例如《徒》20：17、28；《彼前》5：1-4。

          神的子民由“長老”來 治理，在舊約裡就已經清楚記載。當神差遣摩西去解救以色列子民，脫離埃及的奴役時，神吩咐摩西“去召聚以色列的長老，對他們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 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顯現……’”（《出》3：16）。在摩西時代，“長老”是神子民的領袖與立約代表（《申》21：19；《出》 24：1；《民》11：16；《利》4：15）。在士師時代，王國時代，以及被擄時期，“長老”都是民中領袖（《士》8：14；《撒上》16：4；《王 下》19：2；《結》8：1，14：1，20：1-2；《拉》5：5、9，6：7-8、14）。兩約之間猶太子民的歷史，也清楚見證：會堂是由“長老”治 理的。

           當主基督第一次來臨時，福音書多次記載“長老”與“管會堂的”。雖然猶太人領袖在當時是如此腐敗背道，但是他們仍然不敢廢除聖經的 “長老治會”制度。所以，從舊約到新約時期，神子民團體的治理架構是一致的。新約中的使徒們，選立教會中的長老們，乃是根據舊約與福音書的背景。使徒並未 創新更改從舊約已有的“長老治會”，乃是承繼遵照聖經一貫的啟示。

           “長老治會”是由“眾”長老治理，並非由“一位”長老獨斷行事。保羅和 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原文是複數），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徒》14：23）。換言之，保羅與巴拿巴在各 地每間教會裡，選立眾長老。同樣，保羅向以弗所教會的眾長老講話，說他們是群羊的“監督（複數）”（《徒》20：17-28）；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稱 “諸位監督”（《腓》1：1）；《雅各書》5：14告訴有病的人，該請教會的“長老們”來為他們禱告。

眾執事輔助眾長老

          地方教會中除了“眾長老”之外，還有“眾執事”（《腓》1：1）。長老與執事是教會的領袖職分，長老側重監督治理，執事負責執行慈惠事工。執事們遵行長老團 的指示，執行財務與庶務的工作。在崇拜聚會與施行聖禮時，執事們也是眾長老的助理。早期教會仿效《使徒行傳》第6章，地方堂會有7位執事。小亞細亞的眾教 會，在第3與第4世紀仍然是普遍維持7位的數目；羅馬教會則一直是7位執事。

          執事團的領袖是弟兄們，通常是終身的事奉。執事團內由姊妹參 與專門照顧姊妹們的需要，例如寡婦的實際生活照顧。後來到了第4世紀，在北非發展出“執事長archdeacon”的職分，由資深的弟兄擔任，協調執事團 的事工。由於執事們的豐富行政經驗，後來就成為長老的儲備人才，有許多執事後來升任長老。

          總的來說，早期教會從初代到第2世紀，領袖職分 是“雙層制：長老與執事”。這從歷史的文獻證據來看，“眾長老治會”是普遍的作法，是無庸置疑的。在第1世紀末，羅馬教會的一位長老，名叫革利免 Clement，寫信給哥林多教會。此封《革利免前書1 Clement》顯示：羅馬教會與哥林多教會，都是由多數的長老（監督）組成的長老團治理。

          後來，第2世紀中，在羅馬的黑馬斯Hermas（據稱是長老皮吳斯Pius的兄弟）所寫的《牧人書Shepherd》，也顯示眾長老治理羅馬教會。士每拿的 波旅甲Polycarp所寫的《致腓立比書》，也顯示：腓立比教會在第2世紀初，仍是眾長老治會。第2世紀的著作《十二使徒訓言Didache》，書中也 表明教會領袖職分是眾長老與眾執事。

“主教制”的興起

          然而，到了第2世紀中期，一些 地方教會已經開始演變成“一監督，眾長老，眾執事”的治理型態。地方堂會長老團中選出的主席，由他負責召集會議，對外代表教會。他的權力與其他長老們一樣 平等，成為所謂“首席長老（監督）first among equals”。後來，“監督”此職稱，就從眾長老共有的稱呼，變成首席長老的專有稱呼，中文翻譯為“主教”。

           極力推薦“主教制”的領袖 是安提阿的伊格那丟Ignatius，他在主後115年被解送羅馬殉道途中，寫給各地的7封書信。在其中6封中，他極力辯稱必須“由一位主教在上掌權，來 監督治理教會”。既然他辯論的用詞如此強烈，顯示他的立場是少數的抗爭。唯一沒有辯論“主教制”的那封書信，是寫給廣受尊敬的羅馬教會，因為羅馬教會當時 是由“長老團”治理。

          伊格那丟提倡的“主教制”，在第2世紀末期成為多數教會的作法。原因有4：(1) 按照慣例，資深的主席長老主持聖禮，並主理按立新任長老與執事，由此權力擴充，就成為首席長老；(2) 主席長老對外代表教會，與其他教會聯繫；(3)主席長老代表教會參與其他堂會的長老按立禮；(4) 主席長老的一元領導，在實行上明確迅速，對內方便整合，對外容易對付異端。

          上述這4項理由，都是為了實際操作方便，並無聖經根據，為何逐 漸流行開來？主要原因在於：教會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增長，並且當時的生存環境是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教會外在有羅馬帝國在政治宗教各方面的不斷逼迫，領袖被 捕，聚會點查封，教堂被燒毀，聖經被沒收，所以無法定期有效的召開“長老團”會議，按常規治理堂會。因此，主席長老的擔當與領導，就成為信徒們馬首是瞻的 標竿。

          教會內部有異端興起，這是更可怕的。教會快速發展，許多不同宗教思想背景的人加入教會。這些人照著自己原有的哲學或文化理念，來錯 解聖經，謬講基督信仰。特別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異端，離經叛道。當外在逼迫使得“長老團”無法定期開會，又無暇仔細評估異端時，教會只 有借重“主席長老”的判斷，因為他通常是最熟悉聖經真道，又有豐富牧會經驗的人，由他來主導教會的信仰與生活，自然是大家樂於接受的。

          原來各地方教會在同一區域，彼此聯繫合一，召開“區域長老團”會議。後來就演變成“主席長老會議”，也選出“區域長老團”的主席，按照“地方堂會”的發展傾 向，區域長老會議的主席，就演變成區域的“主教”。在大都會城市周圍的各區域，就以此城市為中心，組成大的教區。此城市的區域長老團主席，被擁護為“大主 教”。到了第3與第4世紀，羅馬、亞歷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的大主教，已經被尊為“主教長patriach”，後來的康士坦丁堡主教，也成為5大主教長 之一。

教皇制的興起

          在時勢所逼之下，時勢造英雄。從第2世紀末起，“主教制”成為教 會體制的主流。其理論基礎並非“使徒傳承論”，因為連伊格那丟也沒有提出“主教是繼承使徒的職位”的說法。他只是主張唯有靠“主教”中流砥柱，才可護衛真 道。愛任紐Irenaeus約在180年提出“主教傳承論”：由主教們按立繼任主教。此後，“使徒傳承論”開始醞釀發展。

          羅馬的主教在頭 3世紀，雖然廣為受人尊敬，但是並無所謂在眾主教之上的“教皇權”。眾所周知，使徒彼得自己明說：“我這作長老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彼前》5：1）。至於“彼得是羅馬的第一任主教”的說法，是第3世紀的西波來特Hippolytus之後才出現的。並且第3世紀中葉，當北非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與羅馬主教司提反Stephen彼此對“洗禮”的看法不同時，也只有互表尊重。雖然司提反引用了《馬太福音》16：18來支持“繼 承彼得論”（所謂彼得是磐石，是羅馬首任主教），也未能說服對方。等到第4世紀，羅馬主教達馬索Damasus在382年大肆推銷“繼承彼得論”，才開始 產生重要影響。

          羅馬主教在持守護衛純正信仰上，向來為眾主教之首席。在羅馬帝國西部，羅馬主教早就成為西部教會的領導人；342年的賽狄 卡會議Serdica Council已經規定西部教會的任何爭端，必須上訴羅馬主教，由他指派裁判官來定案。利歐一世Leo I任職羅馬主教期間（440-461），表現卓越領導，提升羅馬主教的威望：他所寫的《大卷》，領導教會制訂《迦克墩信經》；是他在452年羅馬城將被傾 覆時，出面與匈奴王求和，保住了羅馬。利歐是第一位成功將“羅馬教皇權”建立在“繼承彼得論”上的人。

            後來，杰出的大貴格利 Gregory the Great在羅馬主教位上（590-604），鞏固了教皇制在中世紀的發展：他與蠻族倫巴人簽訂合約，派遣官員治理義大利城鎮，擴張教皇的世俗權力，推行 修道運動，改進崇拜儀式，著作教牧指南，差派宣教士等，貢獻良多。貴格利之後的歷任教皇，漸漸與倫巴人及東羅馬皇帝發生衝突，於是尋求法蘭克人的支持。

          皮平Pepin於751年獲教皇支持，成為法蘭克國王；他於756年捐獻土地給教皇，從此教皇擁有屬世領土。後來，皮平之子查理曼Charlemagne在 800年被教皇利歐三世加冕，封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此舉表明教皇之權高過世上君王，教皇制度在中世紀的政治社會地位，已經根深蒂固。

結論

           “主教制”在第2世紀末期的興起，從“主教為首席”開始，到了後來變成“主教為君王”。羅馬主教站穩西部元首之位；東方則由亞歷山大主教與康士坦丁堡主教爭 雄，最後由康堡主教長得勢。羅馬主教力爭自己為全世界主教之首，給中世紀“教皇制”鋪路。此後教會內外政治鬥爭層出不窮，使得中世紀成為“黑暗時代”。

           羅馬天主教的“教皇制”的人本專制，使中世紀“無聖經可讀，無福音可傳”，所以教會亂象橫生，信徒困苦流離。16世紀的“宗教改革”，在馬丁路德，慈運理， 加爾文等改教家帶領之下，改革教會歸回聖經，歸回第一世紀教會的純正信仰生活。他們都指出：真正的“使徒傳承”，不在於自稱延續使徒的職位權力，乃在於忠 心傳講使徒所傳的聖經福音。

          在教會治理結構方面，瑞士與歐洲各地的改革宗教會，以及蘇格蘭的長老會，都恢復了初代教會的“眾長老治會”， 最為徹底。德國與北歐的路德宗，雖然恢復長老的職分，但是仍然保留主教監督制。英格蘭的聖公會，則仍是仿效天主教遵行“主教監督制”。由聖公會發展出來的 “衛斯理宗”循道會，也是“主教制”。另有些宗派採取由“會督”與“教區長district superintendent”在上治理，仍是“主教制”的延伸。另外，靈恩派中流行的“使徒團隊制”，也是換湯不換藥的，由自稱“使徒”的人在上領導。

           如果教會中是由“主任牧師”或“創會長老”一人作主，則也屬“主教集權制”。這人可能成為獨裁者，自己作最終的決定。他會覺得他帶領的教會，是屬於他的，怕 他人奪取他的權柄，或教會不照著他帶領的方向行。但是，聖經指明基督是教會之首，而不是牧師或長老。在《林前》1：12-13，3：3-9，保羅明確地反 對個人主義，任何教會或基督徒團體不是屬於個人的。以一位領袖為中心的個人崇拜，是不合聖經的。

          “眾長老治會”是長老們一起作出決定，若 他們彼此意見不一致，則以多數長老的共同決議定案。總之，長老們應該同心禱告與溝通，直到達到共識。雖然長老團的治理，不如“主教獨裁”的省時又省麻煩， 然而遵行聖經才是真正有福的。上帝藉聖靈感動眾長老同心事奉，賜給一群領袖有謙卑的心，使他們可以同工，互相學習彼此監督，領導教會。

作者為美國西敏神學院歷史與神學博士。現在北加州灣區聖經歸正教會（ http://www.biblerc.org/ ）牧會，並在基督工人神學院兼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