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江湖的“海龜”——海歸群像(六)

晨翼

本文原刊於《舉目》41期

           所謂“江湖”,是指人生存的特定的文化氛圍和價值視野。因此,人都是生活在江湖中的。但從原來江湖遷移到另一片江湖的人,總會感受到一些不適、挑戰,乃至受傷。這些人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來適應、學習和成長。

          這本來是常識。然而,不少基督徒事工人員,在確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基本信仰的同時,往往輕忽了所在地區的“江湖規矩”,因而造成錯誤和衝突。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海歸”基督徒,特別是“海歸”全職事奉人員,回到中國大陸後,因同文同種,而忽略了“江湖”的差異和張力,以及這些差異對生活和事奉的深遠影響。

         我在中國大陸服事有九個年頭,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我願從個人經歷出發,對“海龜”回國事奉可能遇到的掙扎、挑戰和機遇,給出一點經驗和意見,以供參考。

經歷簡述

          我於1987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1992年重生得救以後,很快就產生回國傳福音的感動。1995年秋季,我進入神學院學習。

          1997年,由於我對事工領域缺乏具体、實際的目標,同時也考慮到家庭、孩子等因素,我從神學院輟學,進入一家公司,準備以此公司為平台,進入中國,帶職服事。

         1999年,我以公司首席代表身分,舉家回國,到北京定居。隨後,得助於北美教會一些同工的熱心鼓勵和支持,我離開公司,進入全時間福音事工。2004年,我更正式放棄了獲得10餘年的美國“綠卡”。

          我這些年來的服事經歷,主要包括:開創、帶領學生團契,並成長為學生比例很高的青年教會;推動、協調北方多個城市的學生事工及其領袖造就,並嘗試建立本土學 生事工機構;參與基督徒學者論壇的開創和推動;協助海外機構開創及推動北京及外省市青年教會領袖的培訓造就事工;推動和協調網絡神學教育事工;參與一家三 自教會青年聚會講台服事,並應邀在此間教會開創了一個“体制內”公開的大學生團契;在衝突與張力中與政府對話、溝通,等等。

          總体感覺:能接觸的層面很廣,能參與的事工機會很多,果效也相當明顯。

           但是,當服事向更遠、更深發展的同時,我也發現,自己的身分及定位、歸屬等等,還在“妾身未明”的模糊狀態中。而且,這種模糊狀態並不能藉著簡單的調整,就可以化解和澄明,而需要在一個更大的歷史視野裡審視自己。

文化身分

          從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教會建制等等都更加昌明的北美社會進入中國,確實隨時都能在日常生活和事奉中,感受到兩個社會的對比和差別。而這恰是我回國前,思想意識準備最不足的一面。

          我在北美生活12年,婚姻、家庭等都在北美建立,兩個孩子在北美出生、成長。並且,我在北美皈依了基督信仰,隨著而來的是價值觀和許多觀念的轉變,這些也都在北美。而我對中國教會的瞭解,卻只限於二手報導、見証故事和標籤性描述。

          我回國時,未加思索就設定了“我是中國人,回到本土來,服事中國(家庭)教會”,並以此要求自己和家人。結果,家庭首先蒙受了很大壓力,甚至傷害。接著,我自己也陷入諸多迷茫。

          應該說,我個人和家庭的“洋味”,在今天中國大陸的整体“崇洋”氛圍中,是一種資源,也給最初的事工帶來方便和機會。而跨文化的生活和事奉經驗,則提供了獨特的屬靈視野和思考角度。

          但隨著事工的深入,我意識到,我當初的假設,“我是中國人,回到本土來”,可能過於輕率。我不像自以為的那樣屬於中國、瞭解中國文化。我對中國教會的瞭解, 更不像我原先以為的那麼真實、充分。我需要正視個人和家庭的文化經歷和積澱,正視不同社會和教會文化的差異。我需要對自己觀念裡的北美江湖風格,有清晰的 認識。

個人視角

          多少是出於自己生命裡的北美江湖視野,也本著對中國家庭教會“愛之深,責之切”的赤子之心,我於2006年夏,對我所觀察、經歷的中國教會文化(傳統),作過批判性反思,並以口號的形式,表達了一些個人觀點,例如:

          警惕民族(國家)主義,倡導民族懺悔;
警惕“烏龜吃天”(地方性屬靈心胸和眼界,普世性事工野心),倡導“甕中捉鱉”(普世性屬靈胸懷,紮實的本地事工建造);
警惕“家天下”,倡導“國度心”;
警惕家長作風(專斷),倡導大公制度;
警惕“黑箱作業”,倡導透明敞開;警惕封聖造神,倡導弟兄相扶;
警惕個人英雄,倡導團隊同工;
警惕“意志超人”,倡導恩典始終……
這些是我歸國七八年的觀察和感悟。

神學(宗派)身分

          我回國時未加細究,就把自己的教會和事工身分,貼上“家庭教會”標籤。不過,為了掩護身分,我同時參與了“三自”教會的一些事工。

           這樣“腳踩兩隻船”,事實上增加了政府方面的諒解和容忍度,也得到“三自”教會青年和大學生事工方面的多種機會。但卻一直遭到北美和大陸“家庭教會”的一些領袖的懷疑、警告和批評。

          中國教會在“家庭”和“三自”的名稱標籤下,各自包括了十分廣泛、複雜的神學傳統和取向。對信徒乃至一般教牧人員而言,區分“三自”和“家庭”,以及不同的家庭教會派系,首要的因素恐怕也不是神學上的。因此,“海龜”需要警惕,不被那些既成標籤“一葉障目”。

           而且,隨著時代的變遷,過去幾十年中形成的“家庭教會”概念,已經不足以描述城市教會的現狀,甚至反會產生誤導。我因此於一兩年以前,停止使用“家庭”、“三自”,而改用“官方”(Official)和“非官方”(Non-Official)的稱呼。

事工身分

           我一直未能清楚界定,自己的事工屬“本土”,還是屬“宣教”;是屬“內”,還是屬“外”。出於“落在地裡的一粒麥子”這樣的事工理念,也出於歸國時的基本身分假設,我一直傾向於屬本土、尊本土。

           但是,由於我以往的海外江湖經歷和資源,我發現我被本土同工不自覺地看作外來宣教者。此發現曾給我帶來很深的傷痛。然而,過後卻也能理解,這其實是“合理誤解”,甚至是“正解”。

           本土同工不願意看到,自己的事工成為“宣教士工作報告中的一個統計數字”,這是可以理解的。對事工領域裡的“主權”、派系陣營和成果業績的歸屬問題,以及宣教歷史上常在的“內外有別”問題,我是在事奉過程中,逐漸經歷其真實性和嚴重性的。

          事工身分的曖昧,一方面給我帶來超越門戶派系的好處,使我能較真切地落實“一粒麥子”的事奉理念,為多家多派提供無條件服事,建立友好關係,享受到“基督大 使”的橋樑作用,以及事奉果效。但另一方面,也讓我在心靈深處,体驗到“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約》1:11)這樣的心靈孤獨,甚至 傷痛。而且,這種不確定感,也給與我合作配搭的本土同工造成困惑,乃至損失。

機構身分

           2006年底,我經歷了一次嚴重的心靈枯竭。身分意識的模糊、不踏實,可能是重要的因素。

          作為沒有明確機構歸屬的“自由傳道人”,我使用此自由開拓事工,與多方多面建立了聯繫。但在另一方面,我的事奉工作缺乏督導、紀律、界限和評估,因而很容易感到無措,並“闖蕩”過度。

           而且,沒有明確的機構歸屬,也不屬於傳統的宣教人員,因而也就很難理直氣壯地尋求經濟支持,也不知當按照什麼生活標準(是外來宣教士,還是本土同工)去尋求經濟支持。

           沒有遮蓋的上層權威,這也是很大的危機。在面對心靈枯竭這樣的急難之時,我更感到“形單影隻”的脆弱和無助。

身分整合

          基督信仰本身那屬天屬地的二重性,可能決定了所有信徒都會產生某種身分意識危機,因此引發更新和重整的努力。作為中國“海歸”群体的一員,我所經歷的身分意識的迷茫和掙扎,也隱含著機挑戰和機遇。

           回顧過往九年的生活和事奉,我的心靈經歷,與一般宣教人員大致相似。但在種族、文化、語言等方面,我需要處理的問題,比傳統的宣教人員要小得多。因而,在短期的事工果效上,像我這樣的“海龜”事奉人員,也許更能体驗到自由度和成就感。

          只是,我這種在海外信主、第一口靈奶喝的是“洋奶”、首先經歷的是歐美的教會建制、家庭組成和生活方式也明顯“西化”的“海龜”,如要回國宣教,更需要心態預備、培訓裝備和系統(機構)支持。這些是歸國後更長久、更穩定事奉的重要條件。

          我直到最近才知道,在北美的學術界和教會事工界,對“海龜”的獨特性,其實早就覺察,並一直關注、研究。ISI(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經有了“回歸宣教士”(Returnee Missionaries)這一概念。

          在“海龜”日多的今天,如果海外教會和機構,能夠幫助中國大陸的“海龜”事奉人員確認身分,給予堅強的支持,會是善用國度資源(恩賜)、擴大國度果效的遠見之舉。

           而基於“海歸”數量之龐大、身分經歷之獨特,鼓勵“海龜”事奉者開創、牧養“海龜”教會,可能也是有效、務實,甚至必要的事工策略。

作者現在美國進修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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